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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官办到民间 ——关于董玮兄“尚艺书院”的意义 姜 勇
姜勇 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周易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读书》、《孔子研究》、《周易研究》、《鹅湖》（台湾）、《文化中国》（加拿大）、《中国书法》、《书法》、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周易经传美学通论》（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当年，中国书法院名师济济，振聋发聩，可是随着2012年王镛先生的退隐，豪杰之士崩离星散，实在令人唏嘘。换届当日，董玮兄毅然辞去了他的教学部主任一职，我们在燕郊相遇时，他还没完全从伤痛中走出来，喝酒却依然爽快。我半安慰半认真地说，不幸固然不幸，但也未必不是好事。它也许逼促人们警醒，从而打开书学乃至一般艺术传承的更为可行的一条道路——由官办到民间。 眼前的种种不如人意可以暂且不谈，章太炎就说过，“学在官府，乃是学术之末路。”官有官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事准则，多与学相龃龉。学听命于官，不能自由，那就只好不伦不类。在中国，官与学二者好像一直是此起则彼伏的情形：但凡国家制度运转有力、号令条畅，学就通常萎靡不振；相反，学术的活跃和繁荣，多是在制度松弛，乃至官家自顾不暇的时代。从战国、魏晋、宋明，直到晚近的民国，学术的大跃进与大创获，都离不开学术空间的宽松。学术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外力的牢笼侵扰、上下其手，只能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主动地民间化，挣脱羁绊，才是学自求多福、走向自觉的开始。 了解到官与学立场的相左，就会发现，近年来有人一直站在艺术的立场，抱怨国展的种种不如人意，实在是一种执迷不悟。实际上，国展并没有错，因为它是官办的，它要体现官方意志和追求——不偏不倚，中正平和。官方显然非常明白艺术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它一方面承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方面仍不放弃自身的准则。因为艺术是危险的，所以任何国家权力对艺术的态度都或多或少是暧昧的。艺术家不能只知其一不而知其二，不要过于天真，也别太急功近利。艺术与政治，双方都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董玮兄的轨迹也正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官家走出来不久，他创立了自己的“尚艺书院”。“尚艺”也许在有意地彰明他的某种书学态度，我没听他谈过，不敢妄加解释；“书院”的称法则让人感到振奋，回想起传统时代“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的那种民间教育机构，及其在近千年间为学术勃兴带来的无限生机。我要说的是，官方与民间，各有各的道理，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分比合要好，互为他者，由此形成必要的张力和互动。艺术批评不能摒除必要的社会批评，太纯粹就蔽陋，容易天真和浅见，由此走向某种乏力。 更进一步地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又是形成于官的，春秋战国的诸子私学，是官学下移的结果。而三代的官学，政治、教育与技艺，又是混而为一的。这就决定了，官与私、艺术与政治，往往在最高的价值原则上又是相通的，同归本于道——这构成了传统时代的一种整体性。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对峙，除了官与私的分离，还有与“道”的暌隔问题——是否认可道，以及认可何种道的问题。 尚艺书院的办学模式，秉承了书法院的最为难能的兼容并包精神，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头年龄大小，唯才唯学是请，以能代表当代书法创作和思考的最高水平为准。师无常师，种种思想观念一并涌入，任尔糊涂潦倒，由汝明辨抉择。艺术本无可教，重在点拨启发，孔子所谓“先难而后获”。实际上，宋明的书院教育，也一样是采取了聚讼辩难，摒除门户之见的精神，从而不仅摆脱了官家思想的种种钳制和禁锢，也避免了汉儒传教的种种陋习，才得以大放异彩。尚艺书院的这种动态地整合最优资源的教学模式，也对当代艺术院校教学的封闭和刻板一律，陷入难以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的窘境，大有启示意义。艺术活动本身带有反伦理和反道德的品性，当转益多师，不能从一而终。所谓多师，说到底无非是一个眼界和心量的锤炼问题，是立人的根本。 总之吧，我觉得中国书法院乃至董玮兄身上的这番曲折，可以当作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来看。近年来包括尚艺书院在内的各种私人性的书法教学机构的建立，带来了一种转机，并正在酝酿新的风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9-3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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