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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开始：我不敢稍自放逸 吴振锋
老家有句方言叫“促红”，促人走红，这是件功德之事。承《中国书法》不弃，算作一次“促红”和抬举，让我占用宝贵的版面发言，一贯不善言己的我，必须有一个真诚的交待。所以，以下的文字便是一次心灵的“裸奔”，信马由缰，诚望读者恕着。 “努力自爱，不敢稍自放逸”。书本上见到这句话，已经几十年了，它成了我的一种自律。我知道，我比起当今科班出身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有先天的不足。不应回避我属于草根一族。草根族最大的优势来自生命的艰难。而生命的艰难是一笔精神财富，可以转化为正精进的正能量。但草根一族最大的缺陷在于本该读书的年龄却未能受到正规教育，现在才知道，这叫“教育的不平等”。但这结果你得接受，所以“补课”就成为一辈子做不完的事。现下，人们常常讲出身，反觉光阴倒转，这多少又会给人带来些尴尬。然而，我又总是跟潮流拗着，坚执着云层之上有太阳，不信那个邪。所以，就苦着心志，苦着右手，苦着眼睛，用皮肉之累换取心灵之悦。我总说书法界没有笨人，而我压根儿是一个苦学派。苦学派的执着是一根筋，只要认定的就“咬透铁锨”，决不改弦易辙，这大抵就是我四十年不改初衷地恋着书法的潜在原因。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话说了两千年，至今仍切近现实，原因是人性没有变。所谓为己，就是关注人的内心，“求诸己”，为己之学的思想与后来儒学修齐治平一脉相承。所以，梁漱溟概括地说中国文化都是向内求的，向内转，非但大致不错，而是在当代全球化、现代化，尤其是近百年中国文化断裂的语境下，仍有着真理性的认识价值。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我一直认为中国书法是人的生命本质的深度隐喻。只有让书法表现回到生命，回到内心，它才可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我曾在《书法写我》一文中说，当我们自以为是地“搞”书法的时候，你反而受书法的宰制，反而无如你心存敬畏，心存感激地纠正你的“执着”与“偏见”，听任书法对你的书写。中国的文化发展到汉代，文字成为一切生成变化的枢纽与力量，而文字能力便成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最佳指标。借力于文，人亦获得某种神圣性。及至今日，这种以文字而文学的文化价值观从本质上说一仍旧往，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人的“文”之“化”，即人文化成是一个生成养成系统，在人是一个层积的过程。这是“文化”自性使然，而书法是最好的法门。回想四十多年的学书历程，“书法写我”是我最大的收获。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幼时的一种兴趣与爱好，会无形地伴随这个人的一生。即使中道为了生存而从事别的事情，但最终一定又回到心灵的原点。我的家乡商洛，民风醇厚，向有重视人文的风习。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的语文作业、作文，都是用毛笔小楷完成的，字是人的脸面，一个人总是要脸面的，社会对“写好字”的正面评价会深刻地嵌入一个人的内心，使其书写的兴趣正浓，即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大约从十一二岁开始给村里写春联，到中学时刷大标语、出板报，这些完全出于自愿的辛苦劳作，以至于十四五步行到百里之外曾外祖问艺求学，留下的记忆全然是自觉而又欣悦的，不像现时孩子上课外班那样憋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催人进取的时代。书法于我从兴趣继而渐成志趣，渐成为一种理性的心灵选择。如今，书法成了我的不归之路。不仅仅是书学，更多的则是书写之外的修行。自认是读书的种子，写书、作字、读书，成为了生命的常态。而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它占去我大量的有效时间。我又是一个“杂食的动物”，读书范围宽泛到科技之外的人文领域。有些甚至是闲书，闲到与专业八竿子都打不着，但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我明白，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在书法上，五年前的几十年我一直用加法,近五年，我在用减法，开始体认“删繁就简”的意境，过简朴单纯的慢生活，这与往岁就有大大的不同。然而，近十年，读书却愈来愈杂，读书量越来越大。大约可以分作三类，一类与我的研究相关，比如有关文物、考古、文字学、文献学方面的，这是对于末叶的补课，也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另一类则是文、史、哲、美，包括心理学、思维科学，这样的阅读使我开阔了视野，打开了心性，放大了心墨。第三类则是古今经典的重读。三十岁读书可能只关注表相，游弋于文词华美之间，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五十岁后的人生经验无疑会与中外圣贤达成心灵契点与共鸣，同时迸发出电光石火。经典不使妄想，能使人想得透，悟得彻，澄其源而清其流，文史并治，又能起去浮返本之作用。重温经典，是“采铜于山”而非以“旧钱”充铸“新币”，因而“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事半而功倍。文字学家姜亮夫曾言，“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出发的”。作为中国人，每个人生下来就不是婴儿。中国的文字实是那种静谧的符号，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伸展空间，不管是文字的书写，文字的阅读还是文字的思考，它都会使你安详、舒缓、冲和，且兴味盎然，使你静下心来面对。“惟心诚乃能见独，见独乃能抉是非，定去取”。长此以往，久之人的灵魂得以安妥，心灵活得自由。“雪满山中高士卧，明月林下美人来”。澄明的心地反射于书，一如王羲之所说“字含鲜洁”，也便是自然而然了。所以，如果从文化的濡染性来体认书法传统与文化道统对人的塑造雕琢与升华，那么，或许就找到了一条告别浮躁媚俗而走向安宁明亮心境的通道。 鉴此，我以为一个人如果想用一生做好一件事，那么，首先要从心开始，要时时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内心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其次，恒持是必须的。据说，一个人如果要掌握一项技能并成为专家，需要不间断地练习一万小时。假如每天坚持五小时，每年三百天的话，那么走向“成功”大约需要七年的时间。书法首先是一门技艺，是个体手工劳动。也就是说，技术上如果过关的话，至多七年也是可以达到的。但书法又不单是一门技艺。从事这门艺术本身就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中国文化是颐养的文化，书法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养”。笔墨技巧、格调境界、见识修为，都端赖于养。养是涵养、修养、培养、滋养，是比慢，而非速成。天下万物，速成则速朽，这是宿命，不可以相违，需要的是耐心，比的是耐力。近年，人们对“炫技”的书法渐多微词，其中的关捩便是不少书者急功近利，只重外相，不重内蕴。只讲形式不求神采。只重包装，不讲质地。只求技术风格，不重文化风格。书法作为艺术，不仅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文化支撑。文化诉求甚至更为紧要。君不见那种追风似的“技术性”书写，丢失的恰恰是书“道”的基本内容，往往创作主体的情感、情绪、情采都“不在场”，终使作品落入俗格。依笔者对书法的理解，技与道，是不可分割的，也都是具体的，活泼泼的，可感的。技道两进，技进于道，既是书法的艺术标准，又将进一步规约艺术家的行为实践。一个时期以来，世风煽惑，有些人故意将人书剥离，书法对人的造塑功能被悬置而枯缩，书坛弥漫着一些假大空的不良风习，欲望膨胀，享乐至上的精神“空心化”，实质上是艺术伦理的缺失，其违背艺术宗旨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书法的伦理表现在自身发生演化的生命历程中，执守着一整套系统的文化理念与价值标准。伦理往往具有恒定性，文化伦理指向道德诉求，也同时指向审美判断。书法在我看来，它是特定文化话语实践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对人或对人的潜能的观照方式。书法伦理的恪守，必然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理想部分实现的基石。“复命曰常”，把书法看作修行的法门，大约是书法的真相，其携带生存的价值则不必过于看重。 再次艺术是有根的。根据近年评审全国性展览的经验，笔者发现那种“聚墨成形，信笔为体”的书写，所谓“老干部”体。一如大家熟知的那个遍布国中的“拆”字一样，都是那么一写。这使我想到南宋书学中“朝学执笔，暮己自夸其能”的鄙薄风气，再到民国时候沈从文先生曾批评过的有些人“欢喜不择纸笔，当众挥毫，表示伟大洒脱”，原来，古今一理，且因人性没有变。那么，赵孟頫“以古为新”，确给了人以启迪。书法中的“古意”，是以幽远简率之意来提升创作主体的气格气息气质的，是以士大夫的书卷气来抵抗俗世社会的俗气匠气。它要求作品摆脱法度与绳墨的拘束，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启主体精神，自由心灵。那么，这种“古意”从何而来？以我所主打的隶书、章草二书体为例，在技术诉求上坚持几十年里临摹古迹，应该说，是有一点点体会和发明的。而本人最为看重则是作品内在底蕴上的“古意”表达。我最心仪的是一首潘天寿的咏梅诗：“气接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这首诗的意境对我影响深远。我研究过八大的书法，研究过黄道周的书法，也研究过于右任的书法，他们气象博大，清刚简远，遒媚多姿，溯其源都是对上古的迷恋与取值。二十年前，恩师周俊杰先生令我临《散氏盘》、《毛公鼎》，浅尝辄止而后，转而临西周的《史墙盘》。《墙盘》的圆浑丰润，婉转工稳，风姿绰约，整体气息端庄灵动，使我着迷。沉淫日久，那种清逸之气便使我难以割舍了。一当我反复吟写潘氏之诗，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访过南京的梅花山之后，我便知道该如何理解刘熙载的那句名言了。他说，“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从此，不敢说做得到“古化为我”，至少，我是心向往之，有了这种自觉的，尽管我并不以篆书为长，“殷周”之气倒是接上了。遂“生欢喜心”却未“得大自在”。假如有朝一日，能放下一切“技”的束缚，撵走心里的“妖魔”，得一个大自在，那就阿弥陀佛！我想，艺术，尤其书法艺术，是根植于民族心理积淀最深处的。文字的书写，是有呼吸，有吐纳，有脉动的。书法没有心跳，必死无疑。所谓“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方式方法路径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通往圣灵的路只有一条。奉天承露，书生意气。心灵是起点，也是终点。 最后，想起马未都的一句“文学高过科学”的话，逾觉意味深长。当“诗意的栖居”成为念想，当诗性遭受诋毁，当诗心被物欲奴役，想必诗心、诗性、诗意更其弥足珍贵，那么，护心即护生，恒持与坚守就是必须的了。作为一个有四十年书写经验的书者，“努力自爱，不敢稍自放逸”，诚非空话。
2013年7月21日于长安万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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