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圳书法家眼里的启功

朝花夕拾

一位深圳书法家眼里的启功
一个伟大的国学家走了，他的学识思想，音容笑貌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是那样平凡，他的谆谆教导，二十年来的激励，就像我的小学老师，慈祥而可爱；他是那样高大，渊博的学识，包容了国学深邃的遗蕴，使我们后来者望尘莫及。启功先生昨天驾鹤西去，巨擎摧折，使我心痛不已。
1980年我在北京中国书法学校学习期间，我听了启老的课，算是第一次认识了大师。1983年的中秋节，我当时是个毛头小子，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从1977年到1984年断断续续在北京工作了五年，本来我酷爱古文和书法，在京期间，我除了观看各种艺术展览和各种戏剧，我还参加了中国书法学校的学习，当时为我们上课的教师有王逸如、张伯驹、启功、萧劳、陈叔亮、王避举、欧阳中石等，少壮派的有李铎、李华锦、杨再春、王明远等，毕业时我获得优秀结业证书。这些教师都是京华名流，本来离我的生活非常遥远，学习的机缘使我坐在了他们的面前。面后的那几年我到处访师结友。然而，在我的脑海里里总是掂量着一件事，那就是拜访了一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
1983年的中秋节的下午，我这个不速之客，走进了北师院中文系的教学楼，当时启功先生正在系里和同事谈工作，一个女教师把我领到了启先生面前，我恭恭敬敬地给启先生鞠了一个躬，启先生忙站起也向我回了一个躬。我拿出了自己一篇书法习作，启先生用欣赏的眼光仔细地观看着，而后他抬头仔细打量我，也许是我拜访的诚意得到了信任，或是我这个东北的小伙子私里的偏爱，他把我领进了北师院的小红楼，那是他的居室。
启先生的客厅和居室很是简朴，墙上挂了几幅清人的字画，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张作画写字的桌子，墙角立着一捆捆宣纸，屋子里没有沙发，也只有两三把椅子，现在想起来那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每天访客过多，来的不是求字就是讨教的，老人家尽力满足访者的要求，写完字就没有久坐的必要了。我是个初访者，也是没人打扰，启老兴致勃勃地和我聊了起来。他说起了他的老家在东北，并问我祖上在哪里，我说祖上在辽宁，妈妈是旗人。他更感兴趣，问我是那一旗，我说是镶蓝旗。谈起了家乡，谈起了写作，谈起了书法，谈起了兰亭和唐人写经。启先生知道我这个年轻人对于书法涉猎不深，他就拿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讲解书法，谈起执笔的时候，他说：“执笔的方法很多，但不要拘泥于一种，比如悬腕悬肘，就像吃饭拿筷子一样，菜离得远。就要站起来夹，写大字自然要悬肘。”后来我在一些书里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人们给起了个名字叫“宫爆肉丁法”，说他比喻宫爆肉丁离得远，就要站起来去夹。还有“冰棍儿法”，是指要临的字在笔画的中心先划上中心线，再临的字就不会走样，这个方法我也曾教给了我的学生。我们谈兴正浓时，有人敲门，启老开了门，来了国家文物部的人。他们是来说一件事的，说日本的一个学者想出资为西安碑林装上玻璃罩，他们要听听启功的生的看法。启老毫不犹豫说“我不同意，请转告这个日本人，中国虽然穷，可买玻璃的钱还是有。西安碑林的玻璃罩我们自己要装。”送走了客人，启老为我拿出了他珍藏的唐人写经的册页和汉代写的卷帛上的书法裱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古人的书法裱件，后来我想，启老书法的成就之高，是于他见识广有直接关系的。启老为我写一幅字。启老还把他的著作《启功丛稿》送给我一本。
当我拜别启老走出小楼时皓月当空，一种感慨油然而生，启老对人的亲和友善，对我这个青年人的循循善诱，多像当空的那轮皓月，澄明如镜，不染纤尘。
转过年的初春，我参加了报社招聘记者的考试，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了一名地区报的记者，趁着到新华社学习的机会，我又去拜访了启老。启老听说我成了一名记者，特别为我高兴，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欣然挥毫，为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这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拜望启老。1995年春，我因编辑《中国报界知名编辑记者辞典》来到北京，当我把要去看望启老的计划说给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时，他告诉我，启老已经被严格保护起来，就连央视做节目去见启老，都要经过有关方面的批准才能见到。我自然是望而却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