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清/《启功杂忆》

朝花夕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作者：鲍文清
由鲍文清所著的《启功杂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启功先生形象。作者与启功先生交往二十多年，本书是她根据亲自采访启功了解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介绍了她亲眼所见的启功鲜为人知的一面，他的家世、恩师、贤妻，他的劫难、病痛以及为人处世的个性。
　　通过作者朴实而饱含情感的文字，我们真切地了解了启功丰富的内心世界，了解了一位历经坎坷却性格开朗、成就斐然而又淡泊名利的令人感动的启功先生。

朝花夕拾

缘 起
　2003年年末的时候，我接到一份寄自北师大的请柬，说是要召开启功的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请我去参加。我不是书法家，他们可能是想到我是启功先生多年的忘年交，对先生我极是崇敬，曾多年筹划要为启功先生写“传”的缘故。
　　说到写“传”，是我多年的梦想，我觉得像启功这样的学者，如果不能给他写一部“传记”，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曾多次向他做过试探，可是启功的想法却与我大相径

庭。
　　我当即反驳说：“不对!在我看来，您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大学问家，您不但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还是北师大从教几十年的教育家，在语言、文学、诗词创作、古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是大家，在中国名人传记中，少不了您这大学问家!”
　　启功听了却不激动，慢条斯理地说：“你一上来说了这么多的‘家’，我实在担当不起。我说的都是实在话，我是个普通人，‘传记’之类就免了吧!再说让我回忆过去那些伤心事是很痛苦的，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掉眼泪，何必再去翻箱倒柜呢!疮疤都已经长好了，就不要再去揭它了。记得1979年咱们刚认识时，对你约略说过我的家史，当时，我几次止不住流了眼泪，我看你也是流着眼泪听，流着眼泪在记着，难道你还嫌不够，要我再痛苦一场吗?还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二次?”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到了现在这把年纪，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不要再去揭旧的疮疤了。”真是这样，自从启功向我第一次谈起他鲜为人知的家世后，他便很少再向别人谈起。
　　那次，关于写不写“传记”的谈话中间，我第一次与启功争论起来，最后他看我实在很执拗的样子，就换了一个角度，用很和缓的口吻说：“你看过一本《胡适杂忆》吗?那种写法似乎是可取的，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胡说，你把你在一旁看到的一些琐事加几句评语写下来，叫别人去慢慢品味吧。”我说：“那不就成了时下流行的‘戏说’了吗?”他说：“你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只要根据自己所见秉笔直书就行了，一家之言嘛!”我茅塞顿开，老先生绕着弯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潜台词是说，实在要写，你就写一本类似《胡适杂忆》这样的书，把你从旁观察到的一些琐事，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吧!
　　于是，我们的争议停止，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从一个老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台湾出版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胡适杂忆》，这本书是胡适的几位老朋友从不同的侧面写的胡适一生轶闻轶事的杂忆，所说的事情虽小，但十分中肯精到。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他们写得很平实，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从此我熄灭了写“传记”之火，心中却埋藏下写《启功杂忆》的念头。
　　一晃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恙，为了使先生安心疗养，我少有打扰。这次北师大召开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为我再次提供了与启功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会上国内外著名书法家云集一堂，对启功在书法上的成就众口一词地称道，不免又勾起了我埋藏心头的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的念头。回到家后，我把二十多年来与启功相处的资料一一摆上书案，开始了这本小书的写作。

朝花夕拾

家 世
　启功先生的家世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去年，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在采访启功时曾经问及启功的家庭出身，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王顾左右而言他，东一头西一棒槌，弄得访问者如坠五里雾中，悻悻而去。个中缘由我大略知其一二。其一，这都是很遥远的往事，启功今天可以很容易说出《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背景，却不愿说出自家的身世，因为启功并未身临其境，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其二，启功向来不愿炫耀自己，以启功先生的为人，他成长

的年代也是解放前后，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令人羡慕的门荫，从他这一代起饱经忧患，孤苦奋斗，他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升迁之路，到了启功这一辈，大半辈子生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中，我窃思启功先生一定不愿多提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家世，甚至想把这些东西摒出自己的记忆。
　　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说过：“提到我的祖先，他们的路已经走完了，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在北京。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他是长子，是皇族，理应得到更多的雨露滋润。
　　启功先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由于雍正皇帝没有把皇位传给弘昼，而传给了他的四阿哥——弘历(乾隆)，弘昼自然只能当“王爷”了。因清代的爵位只由长子继承，到了“王爷”的下一代，也就是启功的高祖父载崇，由于他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被打入旁支另册，成为“旁支骈母”，只好从王府中分离出来，受封一等辅国将军。这时的启功家族，可谓今非昔比了。启功的高祖父去世后，到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已经沾不上皇家祖荫，成了所谓强干弱支，受封爵位的俸禄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的曾祖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虽然他仅靠教家馆度日，每月挣四百两银子并不算少，但家口众多，仍然要奋发图强。他意识到，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他不甘居人之下，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功名。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启功的曾祖父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他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据《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记载，他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
　　启功的祖父名毓隆，在溥良的影响下，也走了科举之路。他是翰林出身，善书法，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四川学政、主考。
　　值得一提的是，溥良任督察院满左都御史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汉左都御史，正是以后临危受命、重振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两人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溥良的曾孙启功，在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执过教，声望远在他们之上。
　　似乎启功家族的自我奋斗精神，是充满遗传因子的，但启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同却未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启功父亲的命运很不幸，在19岁的时候，尚未踏入仕途就早早夭亡。当时启功刚满1周岁，若不是祖父尚健在，可以想像，世界会为这年仅1周岁的启功勾画出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呢?!即便随祖父生活，减少了一些困难，但家境已相当贫寒。祖父是做学问的人，自古做学问的人，是没有太富的，因此，初涉入世的启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易县度过的。之后的十年光景，启功在长辈的关爱和呵护下，过得很幸福。
　　那时，曾祖父有一门生，名叫陈云浩，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启功祖父居住，祖父携家人便迁居易县。易县是清西陵的所在地。
　　启功10岁的时候，祖父也去世了，这下真的成了孤儿寡母，当学政的祖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却留下了一些科举门生，其中也有曾祖父的门生，仰仗这些门生的周济，启功得以上学读书，并在学问上屡屡得到祖父门生的指点。

朝花夕拾

苦 难

　　为祈福长寿，祖父让启功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取名为“察格多尔扎布”(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这雍和宫原来为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雍和宫，成为喇嘛寺。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铜像。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每年春节，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他毕恭毕敬地坐在他第一次坐禅的垫子上，合掌闭目，将经文背诵如流。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启功的童年虽没有当年的豪华生活，却也在普通家庭之上，享尽了天伦之乐，过得幸福而愉快。他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养成了一生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尊重老师的美德。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世。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由大家钟爱的孙子，变成了承重孝、做主丧人的角色。这时的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又卖掉了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三十岁左右，便挑起家庭重担。在满族家庭中，未出嫁的姑姑地位是很高的。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启功称姑姑为“爹爹”(按满人的习俗“爹爹”为叔叔的意思)。但是，在旧社会，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很快堕入贫苦境地。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看到启功一家生活艰难，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到启功身上，经常周济他们一家。祖父在四川当主考时的门生邵从恩先生和唐子秦先生，共同募捐筹钱，然后把筹到的钱买了公债，每月可拿到三十多块银元的利息，他们把钱亲自交到启功家中，这些钱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之用。邵、唐两位先生鼓励启功努力学习，并表示愿意供他上大学，出国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功学习也很刻苦努力，生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怕被他家沾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他读不下去了，1931年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
　　辍学后的启功，一面教家馆挣钱补贴家用，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他向祖父的老门生说要找一份工作。老门生批评他说：“没出息，你不上大学、出国学习吗?”启功没敢当面回答，心里说：“还上大学、留学呢，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她们呀!”这时启功拜了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想当个画师。可是当画师也不容易。这时候的启功，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升学放弃了，而小职员仍然当不上。他常说：“奇怪的是，如果当时有个小工作连续干下去，也不会有后来的节目可演了!”

朝花夕拾

求 学
　启功念过小学，中学也未毕业，他怎么能够成为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呢?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是一个谜。
　　启功小时候受的是封建家庭束缚式教育，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他被告之，对待长辈老人要讲礼貌，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这些教导对他一生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上的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识字开姑的。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写上人、手、足、日、月、天等常用字，每个方块上一个字，每天教新字，写完一百张包成一包，记住学习顺序，念的时候就成了一套。长大一些开始练习写字，描红模，写影格。祖父写出字来，让他在上面蒙上一层纸，照着下面字影写。那时候要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三四岁上私塾以后，每天要写一篇大字，后来上小学，也有写字课，都是为了巩固所认过的字。启功还记得，小时候看见祖父教叔叔读书的情景，可以用念、背、打三个字来形容。叔叔自己先念，然后背过身去背书，叔叔被揪着小辫背书心里怎么能不紧张，背错了，就被祖父打一下。但是，祖父对启功却没用过这种严格方法，而是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启功回忆，他从五六岁起读《论语》，稍后读《尔雅》，再后读《孟子》。祖父给他讲《孟子》里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问答等等，讲梁惠王这如何那如何，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启功听着大感兴趣，也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没什么神秘!他说这一点幼年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他，觉得“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
　　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做古典语文的基本训练，已有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基础。先生说：“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底，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读些古文。”于是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柳文读起。怎样读?启功说，我以为先生一定会给我每句讲讲，谁知不然。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一次选几篇，说：“你去用笔按句加点。”一天留的作业即是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天啊!黑字一大片，从哪里下笔点呢?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只有“之乎者也”的地方，大约是句尾，点着比较放心，其他对和错，只好置之度外。
　　次日上课，战战兢兢呈上作业，心里想，老师如不斥责，也会哂笑。谁料老师丝毫无表情，只是逐句低声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用朱笔挑去点的句点(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另点在正确的地方。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么意思，那个点为什么错。启功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特别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有名词。可以说，每天点的书，有许多句并无把握。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每天总计并不太多，真出乎意料之外。
　　祖父不准他看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都不准看，认为他还不到看这些书的程度。祖父书架上有许多书，如《资治通鉴》等，他又看不懂。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买唱本、看书!”听见吆喝声，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先给大人看一看，允许买就买下，不许买就退回去。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猪八戒吃人参果》。
　　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山水，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做到和祖父一样。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
　　1924年，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读圣经，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子秦先生，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邵先生怕他贪玩，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自己家来看一看，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启功家检查作业，看到启功有进步，他们都感到欣慰。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竟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物理学家王大珩都是他的好朋友。
　　启功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为什么学商科?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他深知学习机会来的不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
　　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中学学到的。中学辍学后，他已经能出口成章、落笔成画了。经祖父老世交介绍，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几个书画陈列室，除了钟粹宫有些玻璃陈列柜外，别的展室或者把画幅直接挂在墙上，或者把卷册摊在桌子上盖上一层玻璃板，有的甚至什么玻璃板也不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观察、欣赏。当时门票是一块银元一张，在每月的一、二、三号改收三毛钱。重要的展品展出时间长一点，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当场就请教老前辈，得到答案后，自己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十几年中，在不幸中也有大幸，既有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也有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

朝花夕拾

恩 师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先生的恩师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这位恩师离开人世已三十年，现在的青年人对他可能已经不十分熟悉了，但在启功先生及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辈人中，他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他是足以使启功先生一辈子忘不了的人。这位恩师就是北师大的校长——陈垣。


　　陈垣先生字援庵，一生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教育部副部长，***时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兼北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接他同去台湾，但他坚持不走。解放军进城时，他和学生们徒步到西直门夹在欢迎的人群中挥动小旗，迎接解放军入城。他对启功说：“我这几十年，历尽沧桑，经历过多少次兴亡盛衰，多少当政者都是置民于水火吸民脂民膏，我渴望光明，可到处都是黑暗。***来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光明和真理了。”果然***很信任他，让他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又委任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陈垣是中国的国宝!”“******”盛行批斗时，党中央又传下命令，陈垣是好校长，要妥善保护。
　　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1933年，启功初中毕业时，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
　　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时，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未免有点害怕，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好像拆开了一堵生疏的墙。
　　认识陈垣之后，启功得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一班国文的职位。这对本来出生于教育世家的启功来说，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为人师表，对他来讲是世间最为高尚的事业了。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辅仁中学的校长过分重视资历，觉得一个中学还未毕业的人教中学不合制度，就把他解聘。1935年，陈垣又安排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人还是那位中学校长，工作不到两年，仍以“启功学历不够”为由，又把他解聘了。当时还是北平沦陷时期，为了生活他曾一度教家馆，间或作画卖画，以维持全家生活。
　　启功在困境当中，又是陈垣向他伸出关怀之手，再次安排他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聘他教“大一国文”。这门课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终于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基础，陈垣亲自编课文，自己随时召集教员研究和指示教授方法。启功接受老师的“耳提面命”，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做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
　　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那样执着，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材，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看到的不仅是启功的才气，而且十分注意诱导他走上真正的学问之道。他循循善诱，对这个学生充满爱。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一一教给了他，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后来启功回忆说，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对他历数为师之道——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里教几个小孩不同，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垣先生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要懂得疏通课堂气氛，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启功说：“陈垣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惟恐听不明，记不住。”
　　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批改

水平的大检阅。
　　启功回忆：“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像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沈先生平生最慕朱筠，提拔寒、乐道后学之长。当时年青的启功，也在沈先生的揄扬、提拔、鼓励和鞭策之中。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持之以恒；做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注重精确；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他们用功之勤、学问之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他善于向长者求教问学，不断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和继承优良的学风和教风。
　　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启功在辅仁大学，第一位相识的是牟润孙，比他年长四岁。第二位相识的是台静农，比他年长十岁。他们在一起，有时饮酒、谈笑，也就常在这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谈论学术问题。启功曾回忆这些有趣的交谊说：“他们从老师那里得来只言片义，而我正在不懂之时，他们甚至用村俗的比喻解释一番，使我豁然开朗。”他们对一本书、一首诗、一件书画，也常常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有时见解十分周密、深刻，使启功获益匪浅。
　　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深入浅出，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母亲自己也不懂得，叫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老师看了没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启功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然而他大义凛然：“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不上街，咱好好教书，好好背课教书。”又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启功不能去探视老师，当时私撰了一副对联，曾向朋友述说，朋友都劝启功不要拿出，对联写的是：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启功先生今年92岁了，至今每当提起陈垣先生他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
　　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
　　1991年，启功给学校捐出书法作品100件，绘画10件，自己捐出1万元装裱费。为了创作这些书画，他不得不住进自己出钱租下的招待所躲避干扰，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勤奋创作，直至过度疲劳晕倒而被送进医院。他决心凭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义举。
　　1991年11月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展得到香港荣宝斋王大山经理和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荣智健等知名人士踊跃认购，义卖获得圆满成功，筹集到163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当有人问他这笔奖学金何以命名时，他反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了陈垣先生的书斋名“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


　　《捐献书》中说：“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了近四十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世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详述的。……我自老师去世后，即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又想不同于一次两次的纪念活动，便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著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上报师恩于万一。”
　　陈校长慧眼独具，教诲不虚以量贤而言，这又岂是区区金钱所能回报的呢?以此证明启功先生不爱财，倒是把启功先生的起点定得太低了。但是有钱可以设立奖学金，可以出著作，可以使更多的人研究陈垣先生，使更多的人知道陈垣先生，使陈垣先生更加不朽。因而，这又是现实中回报陈垣先生的最佳选择。
　　名师高足两代生辉，启功的义举在教育界传为佳话，充分体现了尊师尊教的精神。到2003年，已有56名优秀青年教师，54名优秀研究生，72名优秀本科生获得了奖学金。

   

朝花夕拾

贤 妻
　　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她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63岁时的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的早，妈守着你很苦呵，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3月5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像中可爱、漂亮得多。”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慧，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慧，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可是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再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十分周到，启功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分子!”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就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烦恼皆因多开口”，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

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着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使启功日夜萦怀，寐寤思之。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历坎坷数十年，正当启功要“得劲儿”时，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启功悲伤至极——“岁华五易又如今，病榻徒劳惜寸阴。稍慰别来无大过，失惊俸入有余金。江河血泪风霜骨，贫贱夫妻患难心。麝土镜奁谁误启，满头白发一沉吟。”(见《见镜一首》，时庚申上元，先妻逝世将届五周年矣，1981年作。)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痛心篇》和《赌赢歌》两首诗，在启功所作大量诗歌中占有极重的位置，那深远感人的爱，读后催人泪下。
　　《痛心篇》是启功先生1971年至1975年之作。老伴去世以后，启功的哀痛难于言表，他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
　　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
　　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
　　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
　　为我亲缝缎袄新，尚嫌丝絮不周身。
　　备他小殓搜箱箧，惊见衷衣补绽匀。
　　病床盼得表姑来，执手呆咛托几回。
　　“为我殷勤劝元白，教他不要太悲哀。”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
　　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
　　鳏鱼岂受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狐死犹闻正首丘，孤身垂老付飘流。
　　茫茫何地寻先垄，枯骨荒原到处投。

　《赌赢歌》是启功1989年冬之作。
　　章宝琛在病中曾对启功戏言，她死之后一定有人给启功再找对象，并说不信咱们可以赌下输赢账。她去世之后确有不少亲朋好友来为启功做媒，甚至有人自荐，都被启功一一婉言谢绝。1989年秋，启功突发心脏病，不省人事，经北医三院抢救后才脱离危险。启功苏醒后，郑重宣布和老妻赌下的输赢账是自己赢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赌赢歌》诗曰：


　　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我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生还，她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偿人世金钱尘土样。何期辩论未了她先行，似乎一手压在永难揭开的宝盒上。从兹疏亲近友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齐家治国举世无双女巧匠。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媒疑何能基础半毫无，答以有基无础栋梁摧楼阁千层夷为平地空而旷。劝言且理庖厨职同佣保相扶相伴又何妨，再答伴字人旁如果成丝只堪绊脚不堪扶头我公是否能保障。更有好事风闻吾家斗室似添人，排闼直冲但见双床已成单榻无帷幛。天长日久热气渐冷声渐稀，十有余年耳根清静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朝花夕拾

劫 难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
　　不料，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后是接踵而来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那时，他的老伴还在，两人夜里睡不着觉，就偷偷讨论起这个话题。


　　启功只能从他的阶级出身找原因，但是，是从什么事情上引起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真是一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无妄之灾。
　　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原来，这件事是从画院引起的。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的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启功在书画上的造诣是很有名的。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我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陈垣说：“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了!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静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拉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有时被拉去开批斗会，也是会上一出，自己心里唱的是另一出。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他也用大部分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搞专案的人来了，发现后呵斥他一顿，他嘴上唯唯称是，私底下仍然照写不误。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告诉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出了一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主要意见是：
　　1.大32开版本是“封资修”的东西；
　　2.现在这本书上的“前言”没有毛主席教导字样，这是不允许的；
　　3.这本书是讲诗的，里面引用的名句竟是“封资修”的东西，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就是没有毛主席的。
　　所以当时把书稿给退了回来。
　　退回来以后，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启功带着这本小册子又去请老师题签，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很是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

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形势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至今如在耳旁。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
　　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降下来了，教授当不成了!月收入有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点钱只能贴补家庭必须之用，原有的值钱东西也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于是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一听心头一惊，说：“没想到启功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心里头很感激，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又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这场‘******’恐怕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庚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
　　这对联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而他在这种处境下，要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己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松柏的绿地。
　　“******”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痛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找启功不行。造反派不得不放他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觉得在这样的年月能谋到这个差事是很幸运的，终于有机会部分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十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的乱世。
　　启功在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中被冲击，1978年彻底平反。这二十年间，启功先生一直身陷逆境。打也挨过，骂也挨过，可是这一切只能扭曲他的形体，却没能扭曲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他的老师陈垣就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老师的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品质，深深印在启功的心底。每当困难而绝望的时刻，恩师的面容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细想自己的大半生，也是饱经忧患，只有在***的领导下，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党是会了解他的。自己虽不能像陈垣老师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心里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改正了，没改时，我也没受到什么刺激，应该叫我做的工作，照旧叫我做，我也没有下放，没有受到特殊迫害，内部怎么算，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感觉没什么不好。你们知道“******”我怎么也逃不过的，两派打派仗，两派来回揪，我在甲派表态，乙派非揪我不可，我这个出身、成分，那还能不揪?除了这个，其他零七八碎的，没一条够得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我都够不上，那么

“右派”的问题呢，谁也不提我了，挂起来审查完了，审查也没揪出去。可对有历史问题的凶得很。我们这个叫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有人管。害怕是害怕，不知有什么事……唉!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我是便宜大啦!就是我没有“右派”的事情，“******”我也逃不脱的，往好里说，我不知道爬到什么地位，往坏里说，我不定钻到哪个集团里去啦，这些都难说了!我告诉你们，我非常感谢我有了这次教训，大家不批我、不斗我，安安然然度过“******”。所以说，那一次是个教育，这一次是个鼓励，我真是这么以为。可不是，如果不给你改了，你还有什么理讲!告诉你们，改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解放生产力!让你更加积极、更加愉快，好好做贡献!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尽我的力，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了!老师、老伴，你们就放下心吧!……
　　说罢，心中平静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启功此时又想到“******”时专案组审查他的情景。可是，这明摆着是有路线错误，你们知道，我讲错的书有多少呢?那这就算了!后来拨乱反正了!给我改正了!不让我背包袱了!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了，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了……这不是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下了下面这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新的对联是：
　　“狡兔谁曾见，净几明窗钻它三窟。闲谈渐少，或直能平心静气，献我余生。”
　　现在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
　　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定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须评论的境界。

朝花夕拾

诗 仙
　　恕我不敬，开始时我对启功诗词上的成就，并没给予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的诗作，大都是“自嘲”或戏谑之作，有些甚至是“佯狂”。后来读得多了，就品出其中的意味，渐渐明白了启功的这些诗作的深意，哪怕是一篇看着不起眼的打油诗，也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他与一般诗人有别的是比别人看的多，想的多，亲身经历的多，所以诗也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仙”。


　　启功先生年届七六所作旧体诗结成《启功韵语》，年届八十出版《启功絮语》，1999年87岁再成《启功赘语》。
　　启功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撰写有《诗文声律论稿》，对诗文声律及汉语的特性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还撰写有《论诗绝句》。《论诗绝句》中有独到的创见，如《综论》：“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给学生讲课有一条总结历代诗歌特点的笔记中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这一论断对几千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透彻分析，给青年后学很大启发。
　　启功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诗作散失殆尽。《启功韵语》中仅存四十首。1971年以后重拾旧业，大概也没想到出版，仅仅为了自娱，记录自己的若干“心声”，是一种性情所至。诗作仍守住旧诗的优点，是不失旧诗风貌的旧诗。但也是新时代的旧诗，甚至还可能给新时代的新诗提供一点启示。读了这些诗，新诗人也不妨学学旧诗的题材、视角、定位，换上新诗的形式。
　　启功先生论及自己的诗歌风格时说：“我的许多诗，都是在很难过的情形下写的。”继而又笑道：“即便是打油诗，那也是化悲痛为玩笑，凡收入集子里的诗，即便是酬答之作，也都有些意思在里头，完全是应酬的，我也不收。”诗歌中，挤车、住院、患聋、失眠、悼亡、自嘲、咏史等等占了不少，他是很能从普通人的生活琐事中随时随地撷取诗材的。
　　启功先生现虽属“坐小轿车之列”，却并未忘挤公交车之苦，他从1971年到1980年的十年中都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并有诗记之：
　　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
　　其一：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
　　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
　　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
　　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其二：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
　　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
　　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
　　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其三：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
　　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
　　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
　　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其四：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
　　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
　　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
　　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其五：
　　挤进车门勇莫当，前呼后拥甚堂皇。
　　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
　　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
　　并非铁肋铜筋骨，匣里磁瓶厚布囊。
　　其六：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
　　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
　　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
　　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其七：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
　　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
　　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
　　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其八：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
　　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
　　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
　　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此八首诗由等车不见车来，车来上不去，上去下不来，最后被撞下车而明日又寻不见车站为题，将乘客们的苦恼表现得淋漓尽致，用的手法却是调笑戏谑。
　　七八十年代北京上班的人大概人人都有这种体验，但除了发发牢骚外谁想到提取其中的“诗意”呢?80年代启功手持月票乘103路进城上班，惟恐过站的情形，满腹学问的启功在车箱中八面受敌而又存着这份嘻戏的心情，便保留在这组《鹧鸪天》中了。
　　《韵语》、《絮语》、《赘语》中也有不少作品谈及生老病死，那也是一个常人应该有的种种思虑，诗中照实写来，不掩饰，不做作。
　　其一：
　　沁园春
　　细雨清晨，透户风寒，汗出如浆。觉破房倾侧，俨然地震，板床波动，竟变弹簧。医嘱安眠，药唯镇静，睡醒西山已夕阳。无疑问，是糊涂一塌，粪土之墙。

　病魔如此猖狂，算五十余年第一场。想英雄豪杰，焉能怕死，浑身难受，满口“无妨”。扶得东来，西边又倒，消息未传帖半张。详细看，似阎罗置酒，“敬候台光”。
　　其二：
　　渔家傲 就医


　　痼疾多年除不掉，灵丹妙药全无效。自恨老来成病号，不是泡，谁拿性命开玩笑。
　　牵引颈椎新上吊，又加硬领脖间套。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
　　其三：
　　渔家傲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况难描画。动脉老年多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
　　七日疗程滴液罢，毫升加倍齐输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其四：
　　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
　　(补录1989年冬作)
　　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
　　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
　　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
　　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
　　启功在死神面前，调笑戏谑，似乎毫不在意，也就是这样的病体之下，笑傲人生，游踪天下，他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得高寿，是因不怕死而吓退了死神。这些生病诗，真如同走黑路唱歌，是与死神的抗争，这些诗是启功先生由衷的肺腑之言。
　　启功先生夜里老睡不着觉，他失眠时又做些什么诗呢?
　　失 眠
　　其一：
　　月圆花好路平驰，七十年唯梦里知。
　　佛法闻来余四谛，圣心违处枉三思。
　　满瓶薄酒堆盘菽，入手珍图脱口诗。
　　昔日艰难今一遇，老怀开得莫闲迟。
　　其二：
　　“十年人海小沧桑”，万幻全从坐后忘。
　　身似沐猴冠愈丑，心同枯蝶死前忙。
　　蛇来笔下爬成字，油入诗中打作腔。
　　自愧才庸无善恶，兢兢岂为计流芳。
　　这些诗选取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写得具体感人。
　　《韵语》、《絮语》、《赘语》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的经过提炼的诗的语言。与这种语言风格相关，便是这些诗特有的诙谐、嘲谑风格，在当今诗坛上真正独树一帜。这些内容对再晚生一些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有隔世之感了。如果他们将来还肯读旧诗的话，希望他们除了读唐诗宋词外，也读一读离他们最近的《韵语》、《絮语》、《赘语》这种崭新风格的诗。
　　启功对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在童年时代，姑母教他识字，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当时已明白字有平声仄声。以后祖父又教他背诵古诗词，音调铿锵十分好听，引起了他学作诗词的兴趣，逐渐懂得了作诗须押诗韵。不到二十岁，启功即经常参加同族长辈和诗坛名士溥心、溥雪斋等人主持的笔会，议论诗词。此时他的诗词创作已崭露头角。以后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他常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与师友唱和。后来溥心的府邸萃锦园归了辅仁大学，园中建了司铎书院。书院中种有海棠，每当海棠花枝繁茂时，陈垣便命青年教师们赋诗。启功曾创作《社课咏落叶》、《司铎书院海棠二首》等诗词，已收入《启功韵语》，这些是他青年时期的代表作。
　　解放以后，启功在治学、授业、诗画之余，常就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等抒发情感，创作了许多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切的诗句。专家评论他的这些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词语、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的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古诗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的诗“各体兼备，风格多样，足见他正在探索诗作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

朝花夕拾

书 圣
　在当今书法界谁是书圣?以我的拙见，非启功莫属，尽管启功本人肯定不会同意，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即便不是惟一，他也当得起众家之一吧!启功著有一本书法论丛，其中谈到他幼年学写字时的经历时说：
　　我上过小学，小学有一门书法课，我写的成绩虽不算最糟，也不够中上等。同学中写得好的有几位，他们有临华世奎的颜体字的，有学魏碑体的，有一位叫白志铭的师兄，他在家

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写的字很有成熟的风貌。听几位优秀师兄们谈起他们自己的心得，什么方笔啦，圆笔啦，愈听愈糊涂，感谢白师兄说了些执笔不要死，手腕不要有意悬空，临帖不要死描点画等等，我才算开了窍。后来离开学校，从戴绥之先生学经史词章，写字也不那么专心了。
　　在20世纪30年代受教于陈垣先生门下，初到初中教书，批改学生作文，又有字迹的像样的要求了，这时影印碑帖已较风行，看到赵孟的胆巴碑和唐人写经的秀美一路，才懂得“笔法”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方法，而是按照每笔的点画在结字中的次序先后、长短、肥瘦、左右、圆转、顺序摆好，那么笔法、结字，都会好看了。此后才明白“方笔”是刻字工人在字迹上直接按每一笔画四周用刀直刻的刀痕，“圆笔”是刻字工人注意字迹点画的每笔边缘，婉转用刀锋刻出的。
　　后来到了辅仁大学教书，陈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文笔，尤其重视学生作文卷上的批字，常说如果学生卷上的字比教师批的字好，教师应该如何惭愧!一次命我作一场关于书法的演讲，用幻灯片放映许多碑帖的样本，命我按照碑帖的字迹作文评论。陈老师拿着一个长木板条(预备教师在黑板上划直线用的)在地上拍打，指挥应该换一个碑帖样片了。看到、讲到好的字样，观者大都赞叹，看到龙门造像中那些难看的字，都有表示难看的笑声。这次小讲演之后，大家练写字的风气为之一振。我怎么知道，因为常有师、生拿写的字给我看，我才得知是那次讲演的效果。
　　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时，他即当选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起又担任第二届主席,第三届、第四届的名誉主席，是当代书法界的带头人，他的书法理论和创作影响着一代人。
　　启功的书法作品，从容秀雅，潇洒飘逸，下笔瘦硬，墨迹俊朗，国内外闻名。
　　他的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具有内紧外松的结体，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是：“不仅是书法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启功的书法，正如他的为人一样，端正、平实、平易近人，闪烁着机智和风趣。
　　可是，当他看到我的采访提纲上写着：“你怎样成为书法大师”的字样时，便立刻提笔把“大师”两个字勾掉，换上了一个“家”字，并说：“这就够了，其实我写字是臭名远扬，也算不了什么家。”
　　启功先生生长在书香门第，在他的祖父督促下学习书法。初时，不过是照猫画虎，成绩一直不大理想，悬腕运笔老哆嗦。他小时，就听老人讲过一个笑话，说某人访友进门见一人跪在地上，其友手拿一把纸扇站在那里，某人遂批评其友说：“你这个人架子太大，人家跪着求你，你还不肯写。”不料，跪着的人却道：“非也，我不是求他写，是求他别写，把好好的扇面写坏了。”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可是没想到这个笑话竟在启功身上再现了。
　　启功先生说：“我的书法和陈垣校长有关。我在大学教国文，批改作业，陈先生对我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启功先生也爱画画。一次，表舅请他画画，但预先却郑重嘱咐画好后，别在上面题款，画上的字找你的老师给题。这件事，对启功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从此发奋写字。
　　古人说：“书法以用笔为先”，于是他用了很多时间，临碑读帖，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如何转变，如何点撇。练了许久，他发现光是练用笔还不行，平着写还可以，一挂起来就“完了”。经过反复研究，他发现问题在字的“结体”。于是，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一次放大，用心描笔，从名家的笔画结构距离上找到了结字的规律。
　　一般人学书法总是写“九宫格”或“米字格”，把方格分为若干等份。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份”上，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在中心，不能上下左右都定三等份。他采用了一个更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方法，就是“五三五”的不等份，上下左右的份儿较大，中间的份儿较小，而不是九等份。
　　他还发现，字形结构存在着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而历来的“横平竖直”之说也不可尽信，平、直之中其实是有变化的，否则写出来的字就“傻”了。
　　他体会到，所谓形似、神似之别首先在于字的结构，结构精神，就是神似，其次，才是用笔的肥瘦方圆。写字时，心中先要有这个字的骨架子，即所谓“胸有成竹，写起来笔下就有了底了”。
　　根据这些体会，他大胆地修正了宋元书法家赵孟“书法以用笔为先”的理论，选择了一条先有结构，后有笔法，“书法以结字为先”的道路。
　　二十多岁时，他经过细心揣摩，临了一张王羲之的草字帖。有人拿去给一位老书法家看，老先生看后连声赞“好”!他说：“这是认识草字的人写的草字。”启功并未见过老先生的面，但老先生的这番话却使他和书法结了终生之缘。


　　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启功和他的老师陈垣一样平生不讲什么经学，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对《公羊》学的观点，倒也无可厚非，但在书法上，却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不同，勉强用毛笔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他说：“拿刀刻出来的碑帖，笔画都是死的，只有看到直接用笔写的墨迹，才能学得用笔的真功夫。”当然，临写石刻碑帖也有用处，但必须透过石刻的痕迹，认真领会笔锋的转折。
　　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中有三首大致概括了他学书法的心得。
　　其一：
　　题记龙门字势雄，
　　就中尤厚“始平公”。
　　学书别有观碑法，
　　透过刀锋看笔锋。
　　其二：
　　少谈汉魏怕徒劳，
　　简椟摩挲未几遭。
　　岂独甘卑爱唐宋，
　　半生师笔不师刀。
　　其三：
　　用笔何如结字难，
　　纵横聚散最相关。
　　一从证得黄金律，
　　顿觉全牛骨隙宽。
　　启功先生一辈子写行书、草书和楷书，不写篆书和隶书。行书、楷书都有墨迹和帖，而篆书和隶书都用碑。所以启功写诗曰：“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
　　启功说：我半辈子学的是笔法和墨的痕迹，而不是学的刀和斧子的痕迹，是帖而不是碑。
　　“师笔不师刀”是启功从老师陈垣那里学来的。陈垣当年这样教导他：“碑帖没有味道，不好学，不如真迹来的有味道。”
　　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将他的书法美学、历史、考证都集中在这里，也是启功先生一辈子的书法总结。
　　在启功先生的书斋里，可以看到他书写的许多墨迹。他书写的讲义、书信或书稿，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藏书上的眉批和改学生作业上的字迹也是一丝不苟。
　　启功先生在名人字画上写的题跋，看去刚劲中含娟秀，严谨中有生动，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而且行款位置，都经过精打细算，写得恰当合适。给人写的扇面，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原来，他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词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然后才一气呵成的。
　　欣赏启功先生写字，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请他为我写张字，他欣然应诺，即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笔，展纸濡墨，一挥而就。当听到我发出的赞叹声时，启功先生掂了掂手中的笔谦逊地说：“我一向不赞成把写字说得那么神秘，你看我写字不是很随便吗?现在有许多说法，把写字吹得太神了，搞得太神秘，人家谁还敢学呀?”
　　启功先生认为，历来书法有不少观念都不大正确，如悬肘平腕，硬要搁得下一碗水，那写字岂非变成一个平面的“拉锯”，毫无弹力可言了吗?
　　又说“五指齐力，万毫齐力”，五个手指有长有短，又怎么能齐力?有故事说，王献之幼时练字，紧握笔管，其父在后突然用力去拔也拔它不动。这也不大可信，除非儿子二三十岁，老父九十多岁或许可能拔不动，否则写字时只需把笔拿稳，不掉到地上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死劲抓得紧紧的?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笔爱怎么拿就怎么拿，等于吃饭使筷子，能把饭菜夹到嘴里就行，不必规定一套“拿筷子法”。
　　启功说：“写字是一种享受，写字时应该感到轻松愉快。古人说什么写字时每人汗流浃背，这样它不变成耍杂技了?”很多人爱评论写字够不够功夫。什么叫功夫，启功认为功夫就是“准确的重复”，哪怕一天写一两个字，只要写得准确就行。否则，就是一天练十个八个小时，也难以奏效。
　　我告诉他，我正在每天练字，他鼓励说：要大胆写字，什么笔，什么纸都可以写，写字没什么神秘，手准就行。一篇字有几个好的已经不错，有一半好的就很好了。古往今来，大书法家的字，不见得整篇个个字都是好的。
　　启功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十年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可以依恋的东西，可是对于他却不能忘记抄大字报给他带来的一点好处。当时，他的字虽然早已自成一格，但还不能站着写。写大字报或长篇，也远不如现在这样游刃自如。他是审查对象，当然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但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造反派们写成大字报，就交给他来抄。从早到晚，有时，把整张的纸贴在墙上，他就站在那儿写。就这样，抄了几年，虽然非常辛苦，却也练得把笔放开了。
　　启功经常对向他学习书法的朋友讲，学写字不要学当代人，更不要学我，要更多看帖，临帖，从中体会，才能写出自己的风格。有些急于出名的年轻人，模仿启功先生的字，甚至发现有人自称“启功弟子”，写字卖钱。启功先生多次声明：“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的学生只在中文系听过我的课，书法方面我从没有收过‘弟子’。”
　当前社会上流行要小孩子苦练书法，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就要成“家”。经常有人带着孩子登门，要启功指点窍门。启功则不以为然，他当着家长面说，小孩首先要学好功课，打好学习的基础。他不止一次讲过，书法不同于杂技，要腰腿灵活，自幼锻炼。恰恰相反，小孩对有些字还不认识，怎么提到书法呢?今天小孩练毛笔字，主要是记住笔画、字形。除作为认字手段之外，也培养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爱好，年纪渐渐大了，理解力和观赏力强了，练字才更有见解，有辨别，有选择，写出自己的风格。


　　2003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隆重召开“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这次盛会研讨了启功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书法艺术，充分肯定了启功先生对中国书法事业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