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书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五

沙子古浪

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五

——从王世贞论《出师颂》看书法流变观

沙子古浪

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岳王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任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迁员外郎、郎中，隆庆二年起补河南按察司副使，万历二年以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万历四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后以疾归里，定居太仓。王世贞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好诗文，与李攀龙主文盟，后独主文坛二十年，为“后七子”（余为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领袖之一。文学有《弇州山人续稿》二百〇七卷、《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山堂别集》一百卷、《艺苑卮言》十六卷。史学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等。此外还著有剧本《鸣凤记》一部。王世贞学识渊博，涉猎甚广，一生笔耕不缀，著述极丰，远非“著作等身”一言可誉之。《明史》有其传。王世贞留给后世的财富很多，很多，《四库全书》馆臣亦言称：“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亟待研究与传承。王世贞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人民性为其特点，这与他家庭的遭遇有直接关系。其父王忬（1507－1560），官至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尚且遭受权贵构陷迫害，况草民乎，因而人民性成为王世贞诸书稿的一大特点。此外，知识的全面性例如琴棋书画、人文史籍等无不精通，是王世贞诸书稿的又一大特点。以往对他的研究着眼点较多落在文学的与史学的层面，似应将目光投入另一视野，王世贞的法书收藏及其论述。

王世贞在收藏领域可谓一代巨擘，富甲天下，或曰富甲一方，其宅第“弇山园”贮书竟多达3万余卷，单宋本精椠就过3 000卷，历代法书珍秘亦不胜枚举 ，精品叠现。 法书珍藏中，王世贞论及较多者似乎是《出师颂》，不光《弇州山人续稿》有《出师颂》论述，十六卷《艺苑卮言》中更见论述之精辟。而与《弇州山人续稿》相比较，《艺苑卮言》对《出师颂》则有了更深的了解，透露出了王世贞对《出师颂》的及其章草书法的新认识，显现出了他的书法流变观。将两者结合起来，不难看出王世贞对《出师颂》情有独钟，甚至到了难以割舍的地步。

一、《出师颂》文章

《出师颂》一为文章，一为书法。

《出师颂》文章系四字汉赋， 共48句，计192字，由东汉和帝刘肇（78年——105年）时诗赋家史孝山所作，以赞颂刘肇皇后邓绥之兄邓骘为汉室而出师为内容。文章为四言诗风格，此种体裁在汉代盛行。刘肇死后，皇后邓绥是为太后，尽管她只有二十多岁。《出师颂》的时代背景，文章已有明确交代，即“西零不顺,东夷遘逆”，为保大汉朝江山社稷，身为车骑将军、封上蔡侯的邓骘领命带兵出阵以讨之。《后汉书·孝安帝基》卷五载：“永初元年……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出师颂》文章正是史孝山为赞颂邓骘出师平定西羌之乱所作。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赋中“历纪十二”句，已作了明确交代，据此可知当在汉和帝时。东汉创始人光武帝刘秀系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明帝刘庄（28年——75年）为十世孙，章帝刘炟（56年——88年）为十一世孙，和帝刘肇（78年——105年）恰为十二世孙。这恰与“历纪十二”完全合拍。《出师颂》因用词干练，文采四射，韵散兼备，被南朝梁太子萧统辑录的《文选》收入其中，成不朽之作。《文选》因昭明太子所编，又称《昭明文选》。《出师颂》全文如下：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素灵夜叹，皇运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顺，东夷遘逆。乃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寔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悦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宇。苍生更始，朔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蹔褰。泽霑遐荒，功铭鼎铉。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介珪既削，列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问。

大汉朝自刘邦开国至东汉和帝刘肇，已有290多年了，皇运授于大汉朝将近300年，焉得不是“皇运来授”！前面是“降祚有汉”，后面是“皇运来授”，语法上前后呼应，文法上亦合乎逻辑。《汉书》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灞上。应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义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经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蛇分为两。后人至蛇所，有一妪夜哭。人问妪，妪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也。” “一妪夜哭”则为《出师颂》“素灵夜叹”之出处，且作了语法上必要的修辞，将“夜哭”易为了“夜叹”。这样，不仅避免了颂文中出现“哭”字之不当且影响文章质量，又在鼓舞士气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哭”易为“叹”，实有笔法春秋之妙。

二、《出师颂》书法

《出师颂》书法最早有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写。最早著录索靖《出师颂》书法的，目前可知的是北宋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宣和书谱》，嗣后《四库全书》等均有著录。正像《出师颂》文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那样，《出师颂》书法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前者表现为外忧所系，后者则表现为内患所系。

《晋书》载：“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


“赵王伦篡位”， 指的是发生在西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的祸首却是晋惠帝之后贾南风。
        东汉灭亡后，天下呈魏、蜀、吴三足鼎立。直到司马氏建立西晋，天下遂归于统一。晋武帝司马炎在建国之初大封宗室，又宠用外戚，为日后皇室厮杀埋下了祸根。西晋政权在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达三百六十余年中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时期，自是不易。正是在这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出了索靖这样的数位章草书法家。晋武帝在位长达26年（265——290），算太平的，但他的儿子惠帝司马衷继位后，就不太平了，动乱频繁，其因盖出自皇后贾南风。这个又黑又丑又矮又小却凶残无比的女人，实是一个乱国毒后。贾南风，山西襄汾人。祖父贾逵，曹魏时曾任豫州刺史、阳里亭侯。晚年得子，取名“充”。这个贾充便是贾南风的生父。贾充后在大将军司马昭军中任司马、长史等职，后为廷尉，爵封宣阳乡侯。司马昭早有篡位之心，故史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道”之说。贾充作为司马昭心腹，积极为其摇旗呐喊，唯司马昭马首是瞻，带兵杀死了曹操曾孙贵乡公曹髦后，力劝司马昭称帝。司马昭以为时机尚不成熟，效法当年曹操做魏王不做皇帝，以“晋王”自居，让曹室后人曹奂做了傀儡皇帝，自己则挟天子、令诸侯。司马昭临死前在贾充劝说下，把晋王之位传给了儿子司马炎。司马炎成为西晋第一位皇帝晋武帝，贾充被拜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封临颖侯。贾充不失时机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武帝儿子司马衷。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成为西晋第二代皇帝晋惠帝，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了贾氏之手。贾南风涉猎朝政的同时，把婆娘泼妇生性猜忌之风带入了朝廷，且毫无节制地大肆发挥，兴风作浪，无事生非，阴险狠毒，杀太后，废太子，一人独大，无法无天，朝廷上下被她搅得鸡犬不宁，最终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武帝死前遗诏大臣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等职，宿于殿内，出入宫掖可持兵杖。对于位高权重的杨骏，贾南风毕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骗得惠帝一道诏书，斥杨骏谋反，令楚王司马玮率兵捉拿。杨骏被乱军杀死后，贾南风又以“讨逆” 之名除掉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名臣卫瓘（章草书法家）。司马玮连杀三臣后，贾南风惧怕他
居功自傲，目空一切而危及自己，便假惠帝之名以“擅杀国臣”为由处死了司马玮，并夷灭三族。至此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惠帝元康中叶（即公元300年），在贾南风设圈套废太子后，早就在窥探时机的野心家右将军司马伦乘势而起了，听信手下侫臣孙秀的计谋，行反间计，促使贾南风杀了太子，然后又起兵杀了祸首贾南风。司马伦与孙秀狼狈为奸旨在颠覆晋祚。司马伦紧紧攥住惠帝，事事借口皇帝旨意来一步步扫除障碍，以达到自己登基称帝的目的。在司马伦与孙秀的逼迫下，惠帝只得交出玉玺绶带，下诏禅位于司马伦。司马伦、孙秀乱政，导致各地战乱频发，死伤无数，百姓尸横遍野，血流城河，仅洛阳城死者达成千上万。就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忧国忧民的索靖以左卫将军身份呼应齐王、长沙王和成都王举兵讨伐司马伦与孙秀，由关内一路“与贼战，大破之”，直抵洛阳。此即《晋书》“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所载史实。索靖在出师前，欣然以史孝山《出师颂》为讨伐司马伦、孙秀的战斗檄文，用他那绝妙的章草书法写下了《出师颂》。壮怀激烈的历史时刻催生出了《出师颂》这样一部千古不朽的书法杰作。                                                                                                                                                                                                                                                                                             

《出师颂》是在晋祚万分危急的时代背景下而诞生，其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和文献价值，完全超越了单纯的书法意义历代帝王所以推崇《出师颂》，其因盖在于这件作品富涵的历史的、政治的和价值的以及书法的价值。。一件书法一部史。正因为《出师颂》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奠定了它绝无仅有的历史地位与出类拔萃的书法地位。
      索靖书写《出师颂》具有两层涵义：其一，对个人而言，在于明志，把一腔爱国爱民激情通过书法表达出来。其二，对将士而言，在于励志，鼓舞官兵们擒杀逆贼，为国立功。明志与励志的两大特点构成了《出师颂》独有的精神品格和艺术魅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永恒的历史地位。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出师颂》，在章草书法艺术上达到了空前成熟与完美，出笔或连笔遒劲犹如“银钩”，“简”与“连”体现得淋漓尽致，劲健中愈见自然飞动之势。书者系国家安危于一身，忧国情怀跃然笔端，透过字里行间，仿佛听到了马蹄声声、战鼓阵阵，又仿佛看到了帅旗猎猎、雄戟铮铮。率兵之将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雄心壮志，一字字、一行行，犹如千军万马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伴随号角与战鼓，肩负重大历史使命，这件《出师颂》写得别具神韵，以致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面对《出师帖》，它仍然光彩射人，撼人心魄。 “人神攸赞”一个“人”字竟见枯笔，这在刻帖之上委实难得。《出师颂》书法笔走龙蛇，心手相应，一气呵成，书人深厚的章草功底与豪情壮志相结合，最终演绎出章草书法的最高境界。

三、王世贞与《出师颂》

    王世贞对《出师颂》别有情怀，奉为至宝，他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中如是说：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巻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黮不甚可别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澁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巻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大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别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覯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竒跡遂以永絶令人慨歎。”

以上原文录自《四库全书》之《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所载文字。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许多引用王世贞这一论述的文章存在不严谨的状况，随意性很大，由于复制粘贴的原因，一错皆错，导致以讹传讹。这一状况在引用王世贞《艺苑卮言》论《出师颂》的文章上更突出，甚至出现了反王世贞原意而用之的状况。纠正这一状况的有效途径，只能是规范引用原文，且在完整理解古人文意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与藏品探讨。要是对古人文章的文意都不能准确理解，哪里谈得上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与藏品探讨。

王世贞论《出师颂》，表达了对萧子云厚爱，得到《出师颂》的欣喜，以及从实物角度阐明了其弟王敬美购得的是“隋人书出师颂”，与他先前所见到的《出师颂》不一样。这段论述的要点，却是他的不满，诚如他所言：“所小不滿者，子云奇迹遂以永绝，令人慨叹。”显然，王世贞没有对“隋人书出师颂”是否为“绍兴本”作出评判。可是让王世贞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他对《出师颂》的这一段话在400年后被推入了至高无上的领地，居然成了鉴定“隋人书出师颂”为“绍兴本”的唯一依据、不二法门，以此为“契机”形成了王世贞所说的“一是宣和本，一是绍兴本”的“两本概念”，凡是认为“隋人书出师颂”为“绍兴本”的，无不以王世贞这段话为金科玉律，并表示“对古人的结论不能推翻”。遵守古人的结论，应该是大好事，倘若是有条件地遵守，不合条件就不遵守，这就不是好事，更不要说大好事了。

王世贞所言《出师颂》在宋时有“两本”，明显指的是宣和本《出师颂》与萧子云出师颂。他对两本的定义十分明确：“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 索幼安，即索靖，幼安为其字。单从这段文字字面上来理解，即可得出两本之所指,这不需要具备多么深厚的文言功底与文学造诣。讲了两本后，王世贞的话题随之切换，云：“余旧于文寿承所见一巻”，说明王世贞最早见到索靖《出师颂》是在文徵明儿子文寿承家中，而这时的王世贞尚未藏有《出师颂》，这可以从后面的话得到佐证：“今年秋，家弟敬美购得一巻”，又言：“余良幸获再覯此希世之珍”。覯gòu，遇见：罕覯（不常见）。从此可知王世贞自文寿承家中见到索靖《出师颂》后，至其弟购得出师颂这段时间内，再未见到过《出师颂》，因而当他再次看到《出师颂》，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个“覯”字恰如其分的刻画了他喜悦的心情。一个“覯”字也真切地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王世贞那个时代，《出师颂》已经是稀罕之物了。对于萧子云的出师颂何以未被宋徽宗天府收藏，王世贞没有提及（在其后著的《艺苑卮言》一书中对此事才有了解答）。

王世贞家弟王敬美（即王世懋（1536－1588），别号麟州，时称少美。嘉靖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著述亦富。惜早于王世贞两年去世。王敬美购得的《出师颂》，与王世贞先前见到的《出师颂》不同之处，王世贞这样描述：“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大平公主胡书、王涯仆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国公钟绍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鉴定，以為隋贤书，遂入绍兴内府”。(文字内为大平，“太平”存疑)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大平公主胡书等的特征，表明此件与王世贞先前所见的《出师颂》确乎不一样。这是一件已标明为“隋人书”的“出师颂”，并没有绍兴本的记载，把它认定为“绍兴本”，皆因王世贞“遂入绍兴内府”之言被加以发挥而成，如此则可将其与宣和本相对而言了。按照这样的理解，宋时的《出师颂》就不是两本而是有三本——宣和本、萧子云出师颂、“隋人书出师颂”，这与王世贞的“两本”说就对不上号了。王世贞只是说“以为隋贤书，遂入绍兴内府”，压根未将其提高到一个“本”的范畴来认识。宣和本《出师颂》所言称为本，是它有《宣和书谱》为根基。“本”作为量词，一个物件很难与之为伍。宋高宗绍兴有无“本”，王敬美所购是否即是此件“隋人书出师颂”，其实已有了答案，本文不予赘述。

四、王世贞书法流变观

王世贞书法流变观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出师颂》认识上的转变，他对于中国书法的演变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在《出师颂》书法上的流变观是他整个书法流变观的组成部分。他深入研究了书法为何演变以及怎样演变的问题，由此得出时代的推移促进了书法演变，成为书法演变的根源的结论。他的书法流变观在其撰写的十六卷文艺理论专著《艺苑卮言》中得到鲜明的表达。由于他在《出师颂》问题上的流变观有助于加深对这件作品的认识，遂将视点聚焦其对《出师颂》的相关论述之上。

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中，不难看出王世贞对萧子云出师颂情真意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面对被宋徽宗裁定的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王世贞坚持己见，声称：“人间则盛推萧子云”。其二，对于米友仁敷文鉴定事（且不议米友仁有无作过这样的鉴定），王世贞将此举视为“小米不能别所以”，“大似暗中摸索”而加以质疑，虽言“二迹皆自幼安临出”，言辞上却明显偏向于萧子云。其三，王世贞在抒发重见《出师颂》喜悦心情的同时又表达了不满之情，而他的不满仍然为不能得见萧子云出师颂所发——“所小不滿者，子云奇迹遂以永绝，令人慨叹。”以上这三个方面，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表明王世贞在《出师颂》问题明显偏向于萧子云，而且很偏心，即便是家弟王敬美购得了出师颂，亦未被他高看，念念不忘的还是萧子云的出师颂。客观地看，萧子云出师颂有明显的隋唐味，首先表现在“萧子云”三字的书写上，两个版本的萧子云的出师颂虽书体各异，但“萧”字的草字头分开书写，这一点上却又相同，这与《出师颂》其他六个草字头连笔书写的情况形成了极大的差异。而将草字头分开书写这样的情况，到隋唐时才出现，南朝时似尚未流行此种写法。这首先与章草书法的“连笔”相抵触，不知王世贞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也许正是这一情况为王世贞所注意，深入研究后，改变了对萧子云出师颂的偏执，尤其在了解了萧子云出师颂乃出自唐人所临真相后，他的书法观因此发生了变化。《艺苑卮言》为王世贞晚年所作。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丙寅岁，以疮疡在床，褥者逾半岁，几殆。”还写道：“吾生平无进取念，少年时神厉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为扪舌。”文渊阁将其作为增补之作，亦表明此当王世贞晚年所作。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表现的书法流变观是明显的，在第八卷，他对中国书法作了一次总结：“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王世贞书法流变观的一大特点表现在他对索靖章草书法的肯定，同在第八卷，他有这样的评价：“张芝、索靖并用古体俱足，周事飘乎若起鸿之乘劲风，腾麟之蹑惊云。”随着王世贞的书法流变观的深化，在《艺苑卮言》十卷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对草书的肯定，且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行草自二王外，独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纸耳。何也？以其体最古雅不落尘也。”亮白，即王献之《亮白帖》。可见王世贞是推崇章草书法的，且认为能与二王草书这样令之心仪者相媲美者唯皇象、索靖与《亮白》，原因在于皇象、索靖与《亮白》的特点是“古雅”。这样，王世贞的书法流变观已趋成熟。《续稿》中，他似乎喜欢的是萧子云，而在《艺苑卮言》中，他明显喜欢索靖，且直言不讳地声称皇象、索靖和王献之的草书最古雅，不落俗尘。《艺苑卮言》运用客观的书法理念对各家书艺作了解析与点评，观点鲜明，言辞中肯，颇具见地，实为鉴别法书名迹之必备工具。纵观王世贞书法流变观，表明王世贞对各家法书的判别已有了成熟而又理性的鉴识能力。

对于萧子云出师颂未被天府收藏一事，在《艺苑卮言》十一卷中，王世贞作了这样的解答：

“索靖出师颂，亦有宣和记识，考书谱良合。然宋时诸公极艳称萧子云出师颂，而秘殿不收，盖是唐人临得萧子云颂，因见阁帖内靖数行相类，遂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曾明确地说“人间则盛推萧子云”出师颂，而在《艺苑卮言》中则换了口气，说“宋时诸公极艳称萧子云出师颂”，词语上有了变化，说明他对《出师颂》的研究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深化。研究结果使他搞清楚了宋徽宗秘殿为什么不收萧子云出师颂的玄机——原来是因为萧子云出师颂尽由唐人所临，临摹的出师颂与索靖的相类似，被认作索靖的《出师颂》这才得以进入秘殿，结果被别具慧眼的宋徽宗所识破而遭拒绝。至此，王世贞在《出师颂》问题上对索靖书法有了全面、完整的认识，为他书法流变观的更趋成熟给予了力量，因而他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行草自二王外，独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纸耳”这样的书法观。

萧子云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亦有一定的地位，完成他的法书同样被《宣和书谱》所收录，只是标明“萧子云”的《出师颂》非出自他本人之手，纯系唐人所临而未被《宣和书谱》收录。

从王世贞关于《出师颂》的相关论述来看，王敬美所购的《出师颂》显系“隋人书出师颂”，不是索靖的《出师颂》，这毫无疑问。但在明中晚期书画鉴定家詹东图所作《东图玄览》卷三中，却言“王太常（即王世贞）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态丽情，包举无限。” 王世贞所言却为“隋人书出师颂”，是詹东图之误，抑或王世贞隐瞒了什么，值得探究。似乎不能排除王世贞收藏过索靖《出师颂》的可能，因为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说到了当时苏州的篆刻大家章藻，而此人正是将宣和本索靖《出师颂》进行摩勒刻的高手。正因章藻之为，今人才有幸得见索靖《出师颂》风采。联系到王世贞 “索靖出师颂，亦有宣和记识，考书谱良合” 的描述，绝非无的放矢。假如王世贞手头没有宣和本索靖《出师颂》，很难想象文风严谨的他会写出这样言之凿凿的文字。

王世贞屡有论及的索靖《出师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考古学专刊《善本碑帖录》，已有明确定论：索靖《出师颂》由明代苏州篆刻大家章藻于明万历三十年春正月摩勒上石，至三十八年三月摩勒刻毕。原石不久佚毁。该著录同时指出：“此帖选集，摩勒刻较精，拓本全者很少，所见多残本。”而刻帖后附章藻《出师颂》释文者，则更是罕见。然此帖尚在。《善本碑帖录》在最后一章《各代单刻帖》介绍中，说明了最早的《松江本急就章帖》就有索靖书《出师颂》的史实，这就给《出师颂》最早有何人所写的问题画上了句号。现宣和本《出师帖》按《善本碑帖录》考证为明代刻帖，却为索靖《出师颂》下真迹一等者，已然为不二之品。

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