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三

沙子古浪

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之三

沙子古浪

学习研究《出师帖》过程中，沙子古浪自2011年8月在多家网站发表《恫瘝在抱索幼安，千古不朽出师颂》的文章，此后又相继发表了诸如《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等系列文章，有八篇。这次的文章为研究初稿之三，这样就有九篇文章了。陆续还有文章发表。说它们是文章，也只是从文章由字、词、句这些要素构成的角度来认识的。其实算不得什么文章，原因很简单：人微言轻。按说像索靖《出师帖》这样一件极其珍稀的法帖出现，追捧它都来不及，何以会并无反响或并无大的反响？原因还是在于文章作者人微言轻。不过不要紧，“让物品自己说话”的基本法则对艺术品而言仍然起决定作用的。物品不微就行。

也算不得自说自话，缘于它本身有宣和记识诸特征，考书谱良合,又有各家论定所使然。如果沙子古浪错了，那么首先错的是宋徽宗；只要《宣和书谱》没错，沙子古浪就没错。由是窃以为：中国书法，中国书法大全，索靖《出师帖》缺位，是无以称之为大全的。

索靖《出师帖》，不是单纯从书法到书法的书法，它的诞生与一段壮怀激烈的西晋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英雄气概，震电惊雷的豪情壮志。它把人带入了军旗猎猎、战鼓声声、浴血奋战的古战场，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是爱国爱民的一腔情怀。在晋祚存亡的关键时刻，索靖作《出师颂》无异于讨伐敌寇之前颁布的战斗动员令或誓师辞，如同历史上的《甘誓》、《汤誓》与《秦誓》那样。这正是《出师颂》由书法板块上升为政治宣言产生出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所在，也是千百年来人民所以喜欢《出师颂》的原因所在。这与书法到书法或书法到风花雪月的书法，在历史与人文价值上自然形成了区别。“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中华民族更需要索靖这样富有民族大义和人文情怀的书法家。如果说现代社会可以不再需要索靖书法，那么，现代社会却仍然需要索靖精神。因为我们的国歌依然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有朋友问“恫瘝在抱”是什么意思？“恫瘝在抱”是成语，最早见于《尚书﹒康诰》：“恫瘝乃身。”蔡沉集传：“视民之不安，如疾痛在乃身。”
恫瘝：疾苦；抱：怀中。意指人民之痛犹如自己之痛，视人民之苦为自身之苦。这句成语用在索靖身上恰如其人，十分贴切。晋武帝时，索靖之父索湛任敦煌北地太守，尚未入仕的索靖即以逸群之量与乡人泛衷、张甝、索紒、索永五人被称为“敦煌五龙”。五人中唯索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时出身寒微的官僚诗人傅玄、张华与索靖相见恨晚，“皆厚与之相结。”
傅玄以《豫章行﹒苦相篇》等传世，为宗庙歌功颂德也反映了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亦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文化传统。张华则以《壮士篇》、《游猎篇》等传世。傅玄和张华举贤良的作用下，索靖得以“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未几太子的仆人张勃有奏表提出：索靖才艺绝人，应该留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晋武帝纳之，提拔索靖为尚书郎。索靖与当时同朝为官的尚书令卫瓘都以善草书闻名而得晋武帝厚爱，史官称：“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索靖后任雁门太守，迁鲁相，又拜酒泉太守。至晋惠帝即位，赐索靖关内侯。然惠帝即位不久，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中元乱矣”。此即为史所称“西戎反叛”。西晋朝廷内部也发生了以惠帝之后贾南凤乱政为动因的“八王之乱”，国家危在旦夕。这些史料在唐房玄龄著《晋书》中均有明确记载。《晋书》载：

“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

“不宜远出边塞”的索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以左卫将军之身带兵出师，驰骋沙场，且战功显赫，屡得升迁，后因战受伤而卒。据此可推知，《出师颂》当为索靖写的最后一件书法。连年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索靖难有空隙挥毫作墨。关于章草，索靖在其《草书状》中如是说：

“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乌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类阿那以羸形，欻奋衅而桓桓。及其逸游肸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隆扬其波。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猿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磥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

索靖对章草书法来龙去脉与书法特点，布列冗冗，条分缕析，极尽其详，可谓被示缕缕，雅意具悉。“损之隶草，以崇简易”，体现的是简，“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体现的是连，一简与一连大似其书法特点。而“婉若银钩，漂若惊鸾”又大似其书法魅力。章草作为中国书法由规矩到“不规矩”的一种书体，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章草书法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其价值在于它能够体现中国书法的历史演变，而这个历史演变的阶段又是跳不过去的。诚如康有为言：“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出师颂》致足学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咨议委员会委员张彦生先生言：“自清末民初以来，书体渐趋向于六朝碑体，馆阁之体日益没落”。章草绝非因为推崇简易而失章法，由隶草到章草事实上已形成规范的书体。写作章草需要用很深的功力才能实现预期效果，如古人言“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那样下工夫，才能领略章草真谛并习成章草。按照不具章草特征的书作临习章草，除了误人子弟还是误人子弟。

《善本碑帖录》言：明代苏州篆刻家章藻于万历三十年（1602）摩勒刻墨池堂帖，计五卷，“一卷为王羲之、王献之楷书。二卷为羲、献、索靖、智永各家书。三卷为虞、欧、褚等唐人书。四卷为苏、黄、米、蔡、薛五人书。五卷为赵孟頫书。”奥妙在于《善本碑帖录》在“明墨池堂帖”中只讲了“索靖”二字，并未具体讲到索靖哪些法书，亦未涉及《出师帖》。如此只有让墨池堂帖出来讲话方能见底，而本文之《出师帖》帖尾恰为墨池堂主人章藻的释文，据此，墨池堂帖有索靖《出师帖》已毫无疑问。经与《宣和书谱》仔细对照，《善本碑帖录》言墨池堂帖“索靖”书，与宣和御府所藏“急就草、月仪、出师帖、七月帖”这四件索靖法帖是一致的。这就明了了《善本碑帖录》言简意赅的特色，虽抽象而实具体。墨池堂的能量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宣和御府法帖原石辗转为章藻所得。二，宣和法帖为章藻所有。非得，即有。否则不会整整花费八年时间进行该项文化工程。遗憾的是“原石不久佚毁。”这就使得本文之《出师帖》弥足珍贵。墨池堂帖刻有索靖其他三件法帖否，不得而知，因为始终未见它们出现，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也就只有该《出师帖》了。因此，不论章藻依据的是原石还是拓本所成就的墨池堂帖，均来自法帖真迹。张彦生先生阐明：“明代刻帖与宋代刻帖基本同，选集各家所藏真迹，或刻帖或相借摩”。由此，墨池堂帖的历史地位被确定了下来。张彦生先生博物多闻，精于鉴赏，积六十多年实践形成的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况此书运时颇久，1979年方脱稿，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于1984年，其时对文物及其藏品的热情远不像今日这样高涨，因而《善本碑帖录》的可信度毋庸置疑。它不为谁代言——只为历代善本代言，真正体现了让藏品自己说话的内涵，因而《善本碑帖录》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对于墨池堂帖的摩勒刻，张彦生先生给出了明确交代——

明墨池堂帖：

“长洲章藻字仲玉摩勒刻。

“明万历三十年春正月，长洲章氏墨池堂摩勒上石，至卅八年叁月摩勒刻毕。原石不久佚毁。”

此后对《出师颂》的解说，尤其近十年来有部分文章正是依据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的内容来解说的。这说明《善本碑帖录》在法帖的识别上具有一锤定音之威。

张彦生先生对墨池堂帖的评价是：

“此帖选集，摩勒刻较精，拓本全者很少，所见多残本。所见原石拓全本较比可信一部，为乾隆孙尔准旧藏本。一卷，丙舍帖有断纹。五卷，道德经第四开有断纹。

对于墨池堂帖的存世及下落，张彦生先生同样给出了明确交代：

“淡墨精拓。此拓本近徐郙家出，后归《红旗》杂志图书室收藏。另见零本，多是黑墨精拓无断纹。”

张彦生先生最后还谈了这样的体会：“选集贪多，不免有些凑数，真伪杂出。必须有鉴定能力者，方能选集刻好、摩勒好全帖。”
张彦生先生1915年入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店”学徒，15岁开始接触历代法帖，至81岁去世，一生阅帖无数，碑帖知识渊博精深，尤鉴定碑帖之真伪别具慧眼。《善本碑帖录》既是张彦生先生对碑帖知识的总结，又是碑帖鉴定的工具之书。譬如他提供的哪一卷、哪一页有断纹，真在哪里、伪在何处等，虽寥寥数语却都是真知灼见。心血所凝，不可多得，实可为法帖鉴定之准则。

《善本碑帖录》对索靖《出师帖》真迹身份给予肯定，除“明墨池堂帖”节内文字，还分别在“汝帖”、“明戏鸿堂帖”、“明宝晋斋法帖”、“明来禽馆帖”等首肯索靖《出师帖》，来禽馆节内更有“出师颂索靖书”之语。此外，《善本碑帖录》后附《各代单刻帖》中，同样列有“晋索靖书出师颂”，而正书标题“晋索靖出师颂”恰与本文之《出师帖》相吻合。由此可知《出师帖》有单刻帖，亦可测《红旗》杂志社图书馆不一定藏有索靖《出师帖》。假如，《红旗》杂志图书馆所藏并无索靖《出师帖》，那么本文之《出师帖》则有望成为目前唯一的索靖《出师帖》。当然这是就“目前”而言。   关于“汝帖”出师颂，标名萧子云，刻于大观三年（1109），单国霖老师文“为残帖，仅存五行80字，藏上博。”“兰亭续帖”，刻于政和初年（1111），同样标名萧子云，单国霖老师文“刻石已斜向裂开，故残损字较多，但非裂痕处笔画较全，不同于汝帖之笔画多缺失。”以此似认为最早出现出师颂的是“汝帖”之萧子云。然而“汝帖”第四卷已为“晋索靖章草帖”，第七卷方为萧子云，“汝帖”萧子云之前已有了索靖章草帖。因此，认为萧子云出师颂出现最早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在宋元祐五年（1090）的《宋秘阁续法帖》十卷之七卷，即载有“索靖所书月仪帖”。《善本碑帖录》言：“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秘书省乞以淳化阁帖所未刊前代遗墨入石，有旨从之。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毕工，历十一年，费缗钱一十五万乃成。摩写者待诏绍彰，上其事者秘书少监邓洵、武、孙谔也。”这个“绍彰”是否即是摩勒刻《宣和书谱》法帖的薛绍彭？如果是的话，《宋秘阁续法帖》与《宣和书谱》两者之间的渊源便不言而喻了。“兰亭续帖”更晚于《宋秘阁续法帖》，说明早在“汝帖”二十年已有了御制索靖所书章草帖，更不用说“兰亭续帖”。“兰亭续帖”现仅有两残卷存上博。无论“汝帖”还是“兰亭续帖”，均非御制。《汉石经斋文存》所接触者乃上博存“汝”、“兰”二残册，自然厚萧而薄索，似情中事，然对《艺苑卮言》中句另解则令人较费议。单国霖老师亦有言：汝帖与兰亭续帖“两本各有母本。”故宋徽宗秘府对萧子云出师颂不收事，诚可认同。《善本碑帖录》对“汝帖”评价如是说：汝帖刻石“今仍存河南汝州。……宋刻石后，当时鄙其选刻摩勒不佳，因而索取拓本者少。因不为世重，石得保存至今。此石刻有名无实，对书体研究不起作用。”纵观《善本碑帖录》对各法帖真伪之界定，汉魏晋唐宋元明，秘府著录者方界予真迹。此外，《善本碑帖录》提到“章藻明万历三十八年跋云，‘忽得越州石氏帖八种，内有出师颂，与石氏目不合”事，明万历三十八年，时墨池堂帖已大功告成，又得出师颂且与石氏目不合，因而章藻对这八种帖也只留于跋云而已。《出师颂》出自索靖，早为历史公认，何以现在却变成了问题，似乎要辨析书写者是谁。不外乎在出现了“隋人书”后才让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了“问题”的。张彦生先生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觉得很好笑。距索靖四百年的南朝梁人萧子云，十分崇拜索靖，因而撰写了《晋史》，当然不是仅为索靖而写《晋书》，但却可以认为因崇拜索靖激发了写作《晋史》的热情。可惜他写的100多卷《晋史》在动荡中大多佚失，唐初仅存11卷，遂成一大憾事。唐房玄龄写《晋书》，估计其中有萧子云所写《晋史》的内容。作为李世民身边的大学士，房玄龄很容易接触到《晋史》。这都是联系得起来的。萧子云的结局令人惋惜，因侯景之乱逃奔晋陵，饿死僧房，卒年六十二岁。让《善本碑帖录》讲话，完全可以让不是问题的问题回归原来的“问题”——《出师颂》乃晋索靖所写。依据《善本碑帖录》对索靖《出师帖》的鉴识，本文之《出师帖》的定位，已无困难。对于本文初稿之一提及的大观帖王羲之《佛遗教经》拓本，《善本碑帖录》也有明确的鉴识结论：“……或是唐人写经，伪称王右军书。……明万历刻墨池堂帖刻入。又见章草书本，明初刻，款为孙过庭书，小字很精，真伪难定。后道光丙午无锡华廷黼跋，孔者吾刻。此伪刻新旧拓本较少。”又是“墨池堂帖刻入”！太有意思了——小字很精，真伪难定，阅帖过人的张彦生先生面对此帖犯难了。但同书其后之《松江本急就章帖》言：藏本为徽宗时翰林学士叶石林所藏，原本不全。后有元宋克、明杨政等补并重刻。又言淳化帖首卷刻“汉张芝书八月帖、西晋陆机书平复帖、晋索靖书出师颂、月仪帖等，王右军书双豹帖、三月廿四日帖等，唐欧阳询书残千字文、唐武后书昇仙太子碑、孙过庭书北山移文、佛遗教经等。”北宋苏州吴县人叶石林藏本是否与后来的《松江本急就章帖》内容一致，开来有疑，因为已知叶石林所藏原本不全。至此，《善本碑帖录》全书最后第三篇文为《佛遗教经》帖系唐孙过庭所书之结论画上了句号。先生并未犯难。索靖《出师帖》亦然。 (初稿之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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