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画及篆刻规例〉声明说:“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 。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拒绝“人介绍”是为了拒绝酬谢,而介绍者必为熟人,这样的不讲情面,在画界也不多见。这同时也表明,至迟在30年代初齐白石已不愁卖不了画,而愁求画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为人祝寿而求画,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题上款10元”的规例,老人只画了一张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叹说:“论交若余者,其规例尚不能破,其严格可知。然海内慕先生书画篆刻,辇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给。” 卖画不论交情,卖画也能交朋友。齐白石因卖画卖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时还引出一些令人感叹的故事来。初到北京时,因卖画而交的一个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 ,湖北江陵人,号南湖,早年肄业于直隶高等农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曾先后任湖北军政府要职及鄂军水陆总指挥。后辞职北上,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学会,1913年任国会议员,又先后出任广东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次长,20年代,创办过《今日》杂志,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 。胡氏喜收藏,常光顾古玩店,因卖画识齐白石并成为好友,白石〈己未杂记〉记:“当年7月1日为胡南湖画〈南湖庄屋图〉 ,7月15日为画〈不倒翁〉扇面。闰7月18日,画篱豆赠胡南湖,引出胡南湖〈报公以婢〉的故事,极大地改变了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厂清秘阁以10元卖白石所画六小屏,并大为称赏,白石“感南湖知画”而作了郑重的题记。 除胡南湖之外,由卖画卖印而交的著名朋友,还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缵绪、须磨(日本驻华使节) 、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认识齐白石,是在1920年,那时他作为直隶高等师范的学生来京办事,在宣武门外东骡马市大街的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老者卖画,用很低的钱卖了几张,那老者便是齐白石。后来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进入文化界,成为最早写文章介绍齐白石,并为他写评传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楼的弟子,北京画家,并曾在琉璃厂开“豹文斋”画店,齐白石定居北京后,他就不断购卖白石作品,齐白石生平第一本画集《齐白石画册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编的。胡佩衡本人的画与齐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对白石其人与画极为推崇,让其子胡师事齐白石,又与胡合写了《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一书。早在编《齐白石画册初集》时,胡佩衡就写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借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评价使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齐白石卖画讲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并不左右他的思想、个性和艺术。胡氏能画、懂画,又熟知艺术市场和收藏,齐白石与他的友谊,与买卖画有关,却又在艺术上真诚相知,这与不顾画只认钱、只管收入不顾友谊的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朱屺瞻与齐白石的友谊始于1929年冬。朱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画与印,又经徐悲鸿介绍而知齐白石,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与白石的私交求取齐氏刻印,而是通过上海荣宝斋按白石润例代办。自此而后,他不断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称“六十白石印富翁” ,继而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 ,并请白石题跋。白石跋曰:“人生于世不能主德立功,即雕虫小技亦可为。然欲为则易,工则难,识者尤难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扬于世,誉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为号,又以60白石印名其轩,自画其轩为图。良工心苦,竟成长卷,索予题记,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白石虽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齐白石引朱屺瞻为“知己第五人” ,全由购求印石的“厚我” 、“知我”而来,却十数年“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 。直至1946年齐白石到上海开画展,才有缘面叙。二人的友谊,以买卖印和共同的艺术趣味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齐白石与王缵绪的交往,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王缵绪(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圆,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先后任国民党革命军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约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彼此通讯,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并赠他一侍女,以为他“磨墨理纸” ,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序曰:“王君治圆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逐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 1932年7月,齐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赠王缵绪。这12屏精妙绝伦,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在其中〈梦中蜀景〉一屏中,题了〈梦游重庆〉诗。王治圆所赠侍女名淑华,侍白石近一年,后送归家乡。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让他的三子齐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给王缵绪带去手拓印谱四册。1936年,白石终于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在成都等地为王缵绪刻印又作画。但这次蜀游,白石并不高兴,因为王缵绪原答应给他3000元酬金,只给了400元。白石《蜀游杂记》写道:“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五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在《蜀游杂记》末页题了两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神交”有了认识,后来就不再往来了。白石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只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云云,连王氏的名字也没指明。不妨说,他和王缵绪的关系,由卖印卖画始,亦由卖画卖印而终,在卖画卖印的背后,可以看到齐白石对于伦理人格的价值要求。 抗战期间,齐白石厌于日伪人员的纠缠,对卖画卖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卖画,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伪人员打交道。这样的告白,表现了白石老人的勇气和胆量。 齐白石卖画靠琉璃厂画店作仲介,他和这些画店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的标志是讲信义,保持作品的质量,画价的合理与稳定。荣宝斋为齐白石售画最久也最多。他与荣宝斋等画店的交情非常好,长期在荣宝斋任务的白石孙女婿萨本介说:“荣宝斋和齐白石的联系有诸多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质。”这个“质”是什么呢?他解释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挂面(天天如此,常年不变) 。吃完稍事休息,养养精神,就走到画案前,带上套袖,第一句话就要问,有没有荣宝斋的笔单?如果有,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张画就是给荣宝斋画的。” 1946年,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之邀到南京、上海办画展,带去的200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 ,一捆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通货膨胀以至如此,书画篆刻真是不值一钱了,但白石老人总还要卖画卖印。1947 年5月,白石老人自书了一张润格:“一尺十万(册页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 ,扇面中者十五万,大者二十万。粗虫小鸟一只六万,红色少用五千,多用一万。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万,朱文十万,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这“一尺十万” 、“一字六万” ,可真够吓人了!但“一个烧饼,卖10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20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千万元以上” ,这样一比,还算贵吗?白石老人感叹说:“人们纷纷抢购实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换上东西…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集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样子,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还买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弄来许多废纸,欺骗自己呢?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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