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ffan

封面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

商伟
著

严蓓雯
译

商伟
审订改写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十八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当时仅以稿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行，1803年刊行之后，逐渐为世人所知。至十九世纪后期影响日著，如日中天，促成了鲁迅后来称之为“谴责小说”的出现，诚如胡适所说，当时南方的社会小说家都在模仿《儒林外史》。但对这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却向来充满了争议。在今天通行的排行榜中，《儒林外史》跻身于六大古典小说之列，与同时的《红楼梦》齐名，但学界的评价和流行的程度却难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就感叹：“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又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丰收〉序》。可见，读懂这部小说并非易事。但是这部小说究竟因为什么而伟大永久呢？

十九世纪以来的读者所见不同，各有所取。清代的一些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当代文坛和官场的逼真镜像，“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卧闲草堂本的评语），这部文人小说因此成了文人读者自我省鉴的必读之书：“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而小说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则是对世俗价值，尤其是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对《儒林外史》的解读显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五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否定儒家思想和官方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讽刺小说，而晚近的学者却往往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它作出解读，甚至视之为儒家小说。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和风格，也同样众说纷纭，难以定夺。

《儒林外史》，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充满了歧义的话题。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顾名思义，以《儒林外史》对儒礼的批判和重构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表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婉而多讽”地呈现出士林的众生百相，世态炎凉，而且还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深刻困境。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历史性转变的产物，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批判性回应。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难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吴敬梓对十八世纪思想文化转折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以叙述的形式探索和回应了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即作为儒家象征秩序和行为规范的礼仪究竟应该怎样建构，其意义和功用如何。十八世纪，礼学复兴，注重古典文本和制度研究的考据学也蔚为大观。浸淫在这样一个学术思潮之中，吴敬梓将恢复儒礼置于小说叙述的中心地位。但是这一努力是以对儒家传统的反省为起点的，将文人生活中的价值阙失、缺乏诚信，以及制度性的虚伪、言行不一和表里分离归结为世俗化儒礼的后果。作为回应，他在小说的后半部份重构了一个理想的儒礼，这一儒礼以37回的泰伯礼为象征，建立在否定和超越既存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发展出儒家苦行主义礼仪实践的道德想像。对于入世的儒家来说，小说构想的苦行礼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也代表了新的可能性。这正是《儒林外史》以小说叙述的方式对当代礼学议题所作出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回应。

商伟指出，《儒林外史》对儒礼的重构还体现为一个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吴敬梓在第37回呼唤出儒礼的新的愿景，却又在接下来的章回中把它变成了审视和质疑的对象，将它潜在的问题和后果一一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个悖论的姿态和自我对抗的冲动在当时其它文体的写作中并不多见，也正是《儒林外史》难以企及之处。除去稍后出现的《红楼梦》，别的章回小说也很少能够做得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的出现揭示了十八世纪儒家道德想象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全新高度，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思想史上一个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注脚。

在把握《儒林外史》呈现儒礼的脉络时，商伟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和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小说的37回为例：这一回是小说的主题结构的中心，以几乎整回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泰伯祭礼的全过程。但是这样的写法读上去却像是一个反高潮，甚至让现代读者疑心为有意的反讽。商伟通过细心考辨，确认这一回是以当时流行的儒家仪注，也就是仪式指南为依据，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吴敬梓在小说此后的部分中还以仪注为叙述线索，一直串连到48回有关王玉辉的情节，并且创造了一个小说内部回溯阅读的瞬间，让我们跟着王玉辉一同透过泰伯祠墙上贴的仪注单重读小说的37回，因此围绕着儒礼实践的主题，展开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动态过程。这个例子表明，理论、细读和考据如何相互生发，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释：一方面在小说与当代的礼仪论述和实践之间建立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将小说内部的情节前后串联连起来，从而准确地再现吴敬梓礼仪叙述的脉络层次和内部动力。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还涉及了其它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对于理解《儒林外史》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意义：历史，时间，反讽叙述与抒情意识等等。《儒林外史》自称“外史”，用闲斋老人序中的说法，是“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那么，该如何解释小说的这一自我定位？它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商伟对《儒林外史》的分析表明，吴敬梓真正把世俗时间带入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学叙述在封闭、抽象的时间中自我演绎和自我完成的写法。商伟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例子，指出吴敬梓有时甚至采用了近似新闻体的写作，根据小说原型人物的经历，对有关情节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赋予了小说叙述以现在进行时的特征，也让读者直接感知了作者写作期间所经验的世俗时间，及其悸动、断裂、突转和变化无常。

本书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涉及《儒林外史》的反讽性与抒情性的关系。《儒林外史》以反讽的机锋著称，但商伟在书的《跋》中强调指出，它又是一部难得的富于诗意的小说。这样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写作模式究竟如何共存于同一部作品之中？为什么一部致力于儒礼重建的小说，会在后半部份逐渐转向人生的诗意体验？
在《儒林外史》所处理的广阔地域空间中，古都金陵卓然独立，既是复兴礼乐的圣地，与政治中心北京相对峙，又是诗意的家园，与杭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有关南京的篇章段落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份，通过在地的诗意体验，为张皇奔走于科场和仕途之间的失魂落魄的文人，寻找安顿人生的归宿，也为小说叙述平添了一个诗的感性维度和温馨的色调。抒情诗的天敌是时间，抒情的模式又与反讽相对立。在一部以反讽见长，以世俗时间为叙述主题和组织原则的长篇小说中，诗意的家园的确得来不易，其间也不无冲突和张力。追循吴敬梓本人的经历，杜少卿离开了他的家乡，来到南京，在那里为自己重建了一个家园。这个家园的基础不是血缘纽带，而是文人之间志同道合的亲和力，是摆脱了家族社区和官方政治权力关系而获得的欣悦自在、宾至如归的至福状态。出现在五十五回中的四位市井奇人，为南京的家园感注入了新的寓意。他们各自象征着自己喜爱的琴棋书画，暗示了作者“礼失而求诸野”的向往。不过这个礼已不再是泰伯礼那样的集体性的仪式操演，也不是郭孝子、王玉辉的苦行礼的伦理实践，而是转化为个人的技艺修养和诗意体验。也就是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恢复礼乐居首的“六艺”传统，也重新诠释了《礼记》“无声之乐”和“无体之礼”的说法。市井四奇人和“菜佣酒保”一样，浸润在金陵的“六朝烟水气”中，并且从个人的内心生活和生存方式中去寻求自我拯救。这是礼乐实践的败亡之路，却在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成为维系人生操守和意义感的最后堡垒。

本书的附录集中讨论有关《儒林外史》的作者和版本的争议。商伟认为，
围绕着小说作者和版本的争论，主要不是发生在版本学的领域，而是基于对小说主题和叙述的不同理解。有的学者力主小说的某些章节为伪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部分的题材和叙述与全书不符，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叙述时间多次出现前后不相一致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儒林外史》在处理历史叙述、世俗时间，以及小说的当代素材等方面的特征，就不难对这些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本就用不着归罪于假想的伪作者。简言之，吴敬梓一方面赋予了他的小说一个固定的总体性的叙述时间构架（主要是明代的王朝纪年），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经常为他笔下人物的当代原型的生平时间所左右，使他的小说叙述呈现出正在展开中的当下性的特征，因此往往与预设的封闭的时间框架产生冲突。这与《儒林外史》内部所呈现的与时俱进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的趋向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吴敬梓常常如同今天的新闻记者那样在小说中追踪当下的某些事件，小说叙述时间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在我看来，只可能出在吴敬梓的笔下。也就是说，只有吴敬梓才可能出这样的错，任何人都无法替他受过。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成立的话，有关《儒林外史》作者和版本的争论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而这部小说的开放性结构和叙述时间的当下性，倒成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白谦慎教授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