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发展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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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中国书法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倡导碑学之前，只有“碑”、“帖”之目，并无“碑学”、“帖学”之分。自来人们学书，都是从法书墨迹（或其临本、摹本）入手，这类墨迹，统称为“帖”。
随着书法艺术的普及，人们对字帖的寻求量日益增加，又无照相和复印技术，故自宋初开始兴盛刻帖之风。以《淳化阁帖》为刻帖之祖，化身千百，从而使历代名迹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籍以传播、临习的拓本、拓片即是后来广义上的“帖”。
从墨迹着手学书，犹如写生面对真人，神采毕现，毫发可察，不论笔法、结体，墨法、章法都容易学得。但经过翻刻的墨迹，即使刻手再好，原貌也会大打折扣。倘若刻手低劣或再三翻刻摹勒，便不免模影度形、去宗愈远了。明末清初，学帖之风大盛，但书风日益怯薄流滑，加上“馆阁体”充斥书坛，使传统书法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
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先后，倡导从秦汉和北朝碑版中挖掘雄强朴茂的内涵，追求金石铸刻的气息，掀起“碑学”书法的浪潮。当其时“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魏，写魏体”，“碑学”在理论与实践诸方面对传统“帖学”（与“碑学”同时产生的名称）进行了强烈的冲击，直到清末民国，碑学在舆论上一直有着压倒的优势。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碑学的兴盛对于突破“馆阁体”的束缚，开拓人们的视野，活跃艺术空气，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矫枉过正，在碑学倡导者们的意识里，在碑学风气所及的范围内，同样潜藏着一种新的偏面倾向和弊端，它将从另一方面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面对这一点，直至今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依然缺乏对它的应有正视。
纵观碑学发展中掩盖在新型旗号下的两个方面倾向：1。凡碑皆好。2。无视帖学的优秀传统与成就。由这两种倾向引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者往往拘泥于形而黯昧于意，从而带来笔法上的困惑和破坏。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优秀的历史范本作为师法对象的，不能简单的以进步和倒退来论述。碑学与帖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有精华和糟粕的成份，不同的个人在具体吸收时也有不同效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方面的力量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用。对于此，都应该持一个科学的态度。
当代书法发展的轨迹表明，以赶浪潮、搞运动等简单化的方式对待书法艺术，很快就走向了人们主观意愿的反面。任何个人，希图靠一下子的短期行为，来解决书法史上的某些分歧，实现对重大学术问题或个人艺术进程方面的突破，不仅无益于事，而且必然造成混乱与破坏。
以上观点引用了上海沈培方、戴小京2位先生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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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年），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芸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由翰林累官至体仁阁大学生。先任浙江学政，后任浙江巡抚，又任漕运总督。善书，精研金石，参与修《石渠宝笈·二编》、《钦定全唐文》等书，有《研经宝集》、《积古斋钟鼎款识》、《浙江金石志》等著述。嘉庆十六年（1813年）阮元编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 另外有：《两浙金石志》十八卷，补遗一卷。《粤东金石略》十八卷 。《积古斋藏器目》一卷 。《两浙金石志》十八卷，补遗一卷 。与毕沅同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
　　阮元善长历法、算术，并注重考注古代经典、研究中西数学的异同。而且还组织了当时的名家对天文、数学及科技书籍进行整理与疏注。阮元之主要功绩是与李锐等编纂了<<畴人传>>46卷，该著作以人为纲，用传记体裁记述了由黄帝以来，280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及主要成就。于1799年编写成书，开创了为科技工作者立传的先河。 清代经学著作中的《十三经疏》、《经籍篡诂》两部经典皆出自他手，主编著作计八十多种。
　　阮元精通金石考据，著有《中州金石记》，以《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部著作奠定了其在书法史上的一流理论家地位。在碑学自金农导始，至邓石如、伊秉绶而灿烂的实践过程中，对碑学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更未提到理论的高度，以与二王体系相颉颃。阮元以学问家客串书法家的姿态，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
　　①澄清了传统的两大内涵：一是二王为首的帖学体系，一是汉魏碑版、石刻的北碑体系。且明确指出，学习北碑一系才是学习真正的古法。脱却古法，一片俗媚。
　　②将汉晋墓志、山野碑崖提高到书法的层面，并加以赞尚，使向为文人不齿的民间书法并入书法传统，为后人的取法找到了一个新的亮点，这将兆示着一种新的伟大书法实践运动——也即他所预示的北碑必兴：“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
　　③指明了帖碑之长短，辨别碑帖之渊流，为其后的书法发展明确了方向——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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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以北魏立国最久，所以北碑又称魏碑；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朝的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受到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附和，遂取代帖学。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瓘、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特多。这种书体是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居汉分至唐楷的枢纽。大体来说，丰碑和造像记大部份方峻棱厉，墓志铭蕴藉姘美，而摩崖书则雄伟奇绝，惊心动魄。北碑作为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并没有正式的行书。自碑学兴起以来，碑学的倡导者们，无不欲以北碑体作行书，硬指几个极个别的略带行意的北碑体作为模式，但因楷不楷、行不行，牵强附会，大都只落得一个油滑的下场。即使在北碑全盛时代，仍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等职。曾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并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学识渊博，精于刑律、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其诗被推为“同光体之魁杰”。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遂以全部精力投入书法艺术的研究和碑帖版本的考证。
沈氏书法初学晋唐，以钟繇为宗，后取法北碑，并以包容兼赅的姿态反对执著一端的褊狭，其书学理想在于融冶碑帖，化合晋魏。晚年创作融汉隶波磔、北碑斩截之势与章草的笔断意连为一体，形成了既含篆隶遗意，又具章草体式的独特行草书风，方入圆出，欹侧多姿，矫健凝重，自成一家。他的用笔变化诡谲，神秘莫测，充分发挥了方笔的凝重和圆笔的婉转之长，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沈氏以碑帖结合，博取厚积的大胆探索，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其书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对马一浮、谢无量、沙孟海、王蘧常、潘天寿、陆维钊等现代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sswaa

对一些历史重大学术问题的争论，我想，这也是书法吸引我们的魅力之一。何去何从，是当今每个学书者必须面对的，不管哪种方向，当代作为书法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也毫无例外的必将给历史交上一份我们的答卷，由后世来批阅！

shufalong

老僧常谈,毫无新意!

sswaa

当今书坛亦是以清代以降的“碑帖”之争为主流焦点，在网络盛行的今天，评书之风盛于网上，我想，在评他人之书时，首先应该搞清这些基本的概念，评书亦应首先站在书写者所学体系的角度而论，否则只凭个人感觉，妄论他人，岂不偏颇？！当然，有些学书者偏于自己所学，执著一端，就是另当别论了！

lixiangben

    事物有其自身发展的大趋势，当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人云亦云。大家的观点往往也是互有偏颇，各执一词，我们总不能看谁名气响就相信谁吧。还是有些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