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创作散论--------------童辉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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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创作散论
                                   —童辉
  在这世纪交替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频繁交流以及多种艺术元素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使我们清醒地看出，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正沿着无数前贤的伟大创造绵延而来，它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以其自身所形成的深厚传统及强大魅力感染着每一个虔诚的画者。面对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只有将其毛笔、水墨、宣纸视为与其它材料相同的工具，并还原其特质本性，这样，才能真正体验传统绘画的特定语言和现代人文状态所存在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于国画创作过程中的三个方面，即——物象选择、意境提升、心性传达。
   对于一件作品而言，物象的语言形态是第一生命，物象造型则是语言形态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提到“道法自然”，正体现了中国传统追求“所造之物”与“自然之物”相协调的精神，画亦当如此。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绘画观念明显不同。西方绘画更注重物象的形，欲求其神必先究其形，西方风景画即是典型的“取法自然”以形为重。而中国山水画则更强调通过对自然的整体把握，上升至画家内心人文观念的表现，而非自然物象的再现。不论是莫奈的睡莲，还是黄宾虹式以点线重构的山川景物，他们在这里均达成共识，突显了艺术家个体对于生命状态、人文精神的理解，画中所创造的自由、生动之美更具生命活力，也更能打动观者。
   中国画创作涉及的题裁多种多样，画家在物象的选择上因其审美情趣不同而千差万别。在画家眼中，物象的静、躁、秀、润等性质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条件。其前提即是“寄情于物”，也就是钟情于某一画种，如吴昌硕喜画梅、兰、竹、菊大写意，这不但说明了画家在学术上的专工思路，更是考验画家眼力和潜力的一种方式。
  意境是中国画表现的核心，自古中国画就重意而轻形。情之所动，趣之所生，是任何一门艺术真性情表露所致。诗词歌赋之妙在意韵，画之妙在于只可意会的意境。意境的创造不能背离景、境的客观性，否则情无所寄，意无所托，纵然有再强的造型基本功，也创造不出动人的意境。古人云“以意为之”“意造境生”，正是如此。
  意境的创造，前提是艺术性思维。首先应有感于物，而后生情，再经过画家的整理、提炼、注情于物及触物生情的形象思维过程，从而形成特定的意境。“操笔如在深山，居处如同野壑，松风在耳，林影弥窗，抒腕探取，方得其神”是古人描绘对树写神的词句。意境随情而生，贵深远，耐人品味，或悠远，或苍茫，或悲壮，或神秘，应妙在经得起反复玩味，余音不绝，如“风定花犹落”的静中寓动，“鸟鸣山更幽”的动中有静，是诗与画相通之理，而齐白石老人“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境，则更是有趣。
  在具体创作中，形、意、境往往会交错相关，形可见，而意境却不可言传，古人说“神游象外，方能意到圜中”，因此物象的形多为实，而意境则多为虚。古人有“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和“遗貌取神”之说，都是画史中最为典型的重意轻形的论调。在一件作品当中，最本质的正在于不能明确表达的意味，如“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
   于我看来，笔墨是中国画的语言载体，没有精湛的语言就无法准确传递精神、情感，而精神、情感的最终表达在于画家心性的流露。书，心书也，画，则心画也，心正则书正，心正则画亦正。宋代大家米芾，性情孤傲，放达，故其书似其人，清傲俊拔；清徐渭画作真气淋漓，有刚强丈夫之气，更似其人情性旷达。中国绘画，本清韵之事，“人品高，画品自高”，后人亦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作画”之论。其实，心性即人品，往往于无意识之中，自笔墨之间流淌于画卷之上，可见其博学豁达，或胸次高朗、或深沉热烈、或矫情做作。由于中国画重视写意，而意由心出，心性的抒发恰恰也是作品的灵魂。“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是传统绘画中极富民族艺术特色的观点。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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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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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创作涉及的题裁多种多样，画家在物象的选择上因其审美情趣不同而千差万别。在画家眼中，物象的静、躁、秀、润等性质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条件。其前提即是“寄情于物”，也就是钟情于某一画种，如吴昌硕喜画梅、兰、竹、菊大写意，这不但说明了画家在学术上的专工思路，更是考验画家眼力和潜力的一种方式。

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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