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印（文/张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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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印   

张公者

周汝昌先生以所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赠我，签名处钤盖着我为周老所刻的两方印章。白文《周汝昌印》和朱文《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

《周汝昌印》刻于2004年，采访周老时，周老女儿周伦苓女士言及周老曾用的名章大多都找不到了……当时也在《中国书画》杂志的冯令刚兄说我印刻得如何如何好……话说到这儿，回到杂志社后便主动给周老刻了这方名章。记得是一次刻就的。周老的书作硬朗洒脱，风骨挺拔，而我那时的印章创作追求厚重，创作时便有意增强字法的流动，以使周老钤于作品上时与书作协调。这方印虽为急就，自己却颇为满意，因而也就经常拿出去发表，也不排除向人显示显示：“我给周老刻印了……”但前提是“这方印我刻得满意”。虚荣总是第二位的。

周老对红学研究60年之际，各界欲举行纪念活动，活动需用贺印一方。周老建议能否在印中体现“玉”意，按周老意旨，把刻好的《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印转呈周老，周伦苓女士打电话给我说：“我父亲看到印章后的原话：‘我把它当成文物了，都舍不得用了’”。我想这是周老在鼓励我，这方印章我自己并不满意，大概令周老高兴的可能是印边的类似宝玉的隐约的龙凤图案。

周老前几年曾令刊“曹雪芹像”，我曾多次思考曹雪芹神态，可总无法为雪芹造像。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宝玉、黛玉，都有一个曹雪芹，一旦落成具体形象，恐世人都难满意，盖心中之人难以附形。我更不想让周老心中之雪芹俗化。若必为之，则照周老的神态刻制一方，当便是雪芹之貌也。

（原文选自：中华书局2009年版  张公者著《一印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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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周汝昌先生题《一印一世界》   

周汝昌

张公者先生的这本新书，体例和内容都堪称创新二字之真义，我喜欢这样的创新。创新者并非“喜新厌旧”，在我意中恰好相反，所谓“新”者皆自“旧”生，非由“旧”生之“新”乃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新而没有根源，则此“新”根本不能成立，即假新而非新也。再看书名题曰《一印一世界》，这就更好了，不妨让我引《红楼梦》里边的诗句：

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
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

这文章造化四字由四姑娘惜春既题作匾额又溶入诗句，可谓恰到好处。我如今把文章造化与《一印一世界》联系在一起，不管张先生的本意如何，我却自以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曹雪芹借惜春之笔而特意标出这个“文章造化”，与张先生的自题书名，说的都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的根本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总结。换个方式说，在我们中华人看来，每位大艺术家都与宇宙大自然的创作者等同，即所谓“造化主”者是也。我们常说每一篇好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境界”，这“境界”是什么？本来是佛经中的用语，指的是学佛之人修到的造诣等级，有高深的层次等级分别。而如今张先生不用境界一词，不说“一印一境界”而大书“一印一世界”，我觉得这可更好了，我以为这表明了张先生对制印艺术的非比一般的认识体会。我不知道应该再用什么样的“白话”来翻译张先生这个题名的语义，但我却能体会到张先生制印的造诣比境界更为广大、高超得多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书名，若是引申开来，我们应该做到“一首诗一世界”、“一篇文章一世界”乃至“一部书一世界”才是中华艺术的理想准则。

我自愧于制印之道一无所知，我只能看到张先生的篆刻不雕不巧、浑浑厚厚，有一种大自然原始的鸿濛之气，这正是“一个世界”的艺术表现吧。

戊子八月初三日周汝昌题于铸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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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著《我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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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者为周汝昌先生所刻：“周汝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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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赠张公者《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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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题张公者篆刻
释文：金石味厚，造像含情，边款行草尤奇。张弓者篆刻。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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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红学泰斗周汝昌逝世
临终嘱咐不开追悼会

周汝昌 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1939年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1947年涉足于红学研究，成为继胡适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红楼痴儒”周汝昌辞世，终年95岁。据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介绍，老人走得很平静，临终嘱咐一切从简，不设灵堂及追悼会。

离世前一周，他向女儿口述了新书的提纲，以为不久便可以开始写作，但生命的火烛骤然而熄，新书的写作成为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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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红楼一入六十载
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长于优渥的诗书之家，诗词吟咏，丝竹书画，无所不涉。但旧学新知混于一处，而无导师循循促学，他曾作诗：“大化从来变几端，我生之世态千般，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
时局维艰，求知不止。1939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中间因战争辍学几年，至1947年复而入学。大学毕业时，他以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惊座四方，成为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的第一名研究生。
1947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周汝昌，收到其四兄信函，言及他看到胡适之新近的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提到敦诚、敦敏系曹雪芹生前挚友，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
兴奋之余，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题名《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于1947年12月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胡适看到此文，后极为赞赏，把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研究史料，托人送给了他。
自此，周汝昌正式踏足红学研究。他在曹雪芹身世研究上接续发力，开始投入到《红楼梦新证》的写作中，历时5年，完成了《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于1953年出版，三个月内再版三次，一时洛阳纸贵。
《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所考证的事实与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的重新兴旺，可以说是后世红学研究的基础。之后因各种政治风波，历经艰难，至“文革”结束，才得以回到自己念念所系的红楼研究中，晚年致力于红楼梦真本伪续的考证上。
晚年
贡献在于“大视野”
晚年，尽管双目失明多年，红楼痴意难减，周汝昌平日里由儿女们照顾饮食起居，每天上午听儿女读书报后，便开始以口述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红学研究。流年暗逝，老人家却从不在家人面前表达自己对时光的焦虑，痴迷红楼大美之境，躬耕不止且乐在其中，一卷红楼触百思，最不愿儿女以年事高来劝他多休息。
“今年他过了自己94周岁的生日，作为儿女，在父亲耄耋之年仍能伴其左右，看到他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是幸事，如此高龄辞世，应该说是喜丧。但想到真是生死两隔，仍然觉得无限悲伤……”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笑着说完前半句，终泣不成声。
周伦玲说，周汝昌视红楼如生命，平时与人交谈，吟出红楼诗句，虽捻熟于心久矣，却仍会如孩子般，情不自禁鼓掌赞好，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卧病在床，只要女儿为他读些与《红楼梦》相关的东西，就会看到他褪去倦容，兴意盎然。
周汝昌毕生研习红楼，但一直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始终认为自己在博大精深的《红楼梦》面前，才疏学浅故捉襟见肘。他也批评当下的红楼研究都是形骸而无灵魂。
今年年初，周汝昌出版了他的新著《红楼新境》，为口述之作。新书面世之后，赞词盈然，孔夫子网在四月份特意安排了他与网友在线交流，无论对方是怀着敬意而请教，还是以质疑批评的立场质问，周汝昌一律回以敬称：您。
当时有人请他评价自己对红楼的贡献，周汝昌说：“我既不能王婆卖瓜，又不能假谦虚，所以几句实话直说吧，我最重要的一点贡献就在于我研究《红楼梦》是用‘大视野’的眼光和心态对待进行的。大视野相对于小盆景而言，《红楼梦》不是一个好玩的小玩意儿，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精华，因为它包含总结了我们民族的文史哲和真善美，是一个前无二列的最美的大整体。我还是没有高的水平和能力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好，但我的努力方向却是如此。”
周汝昌不仅在红学方面造诣颇深，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宋诗词研究上德高望重，曾主持编订《宋诗鉴赏辞典》、《杨万里诗选》等。他亦工诗，多述生平感慨，作文时常有诗歌附于文末。
今年5月份，在雅琴诗社的聚会上，他当场吟诵诗歌，不知老之将至。如果说，贵族气质的最大特征是从容优雅，那么，把周先生称作是贵族，绝不为过。

■ 生平著述
周汝昌一共有六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包括《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曹雪芹新传》、《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书法艺术问答》、《永字八法》等。
其中，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其历经五十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 周汝昌诗文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胡适等学者曾说《红楼梦》不足以与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并列。我一直怀疑他们所说的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到底是指什么。《红楼梦》到底哪些方面不及它们？他们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自己的《红楼梦》给贬低了，我不服气。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周汝昌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管布坤

阿弥陀佛，周老走好！

刘旭晨

缅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