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叫喊在愤怒的中心[zt]

SUI

北村，作家，１９６５年生于福建长汀，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早期被冠以先锋文学代表作家身份，后转向“神性写作”，强调信仰和理想主义人格。主要作品：《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周渔的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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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电影《周渔的火车》而声名大噪的作家北村，近日为宣传新书《愤怒》来到杭州。他称这座城市“美丽得让人心软”，不过其新作《愤怒》却和这里的湖光山色内容相去甚远，前者被称作“一部严重损耗作家身心的作品”、“中国弱势人群生活实录的小说版”。
在不少人的记忆里，北村是个爱情作家。十年前就在《收获》上看过他的《水土不服》，康生旺和张红残酷的爱情令我震动。北村的原名叫康洪，这篇小说无疑带着作家本人的生活烙印。后来《周渔的喊叫》又是雨水淋漓的爱情，弥漫着南部沿海省份的瘴气。再又如《玛卓的爱情》，北村说自己的小说几乎都是信仰小说，只不过选择爱情作题材。“《周渔的喊叫》是讲一个矛盾的人在两地跑，代表了两种接近真理的办法，这不仅是爱情，更是生命的意义”。
从《愤怒》开始，北村明显转向。批评家余杰说：“在我看来，《愤怒》终结了北村此前的创作，《愤怒》也开启了北村此后的创作。” 《愤怒》显然是在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齐。如果说小说前半部的主题是愤怒，那么后半部就是超越愤怒。借助主人公李百义，北村提出了一些新鲜的名词：自义和公义，罪行和罪性。
有一段内容讲李百义和民工们在公路上铺沥青，一见车翻了，就冲上去抢旅客钱。“我没抢钱，也没抢到钱，但我妒忌了，我是抢劫的人中的一个，可能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参与了。我原先以为，穷人才是正直的，现在我觉得不管我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掌权的还是一般老百姓，这地上没有一个好人，因为好人不会撒沥青在公路上……”李百义的这段独白，说的就是罪性。即使你没有去做，但你这样想了，这也是一种犯罪。获得内心自由的唯一途径是认领自己的罪。
愤怒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北村说，这是一个朋友对《愤怒》的评价， “至少这是现实，真实的东西。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当然是虚构的，然而这种虚构都来源于社会新闻、朋友的经历等查有实据的素材。”
《愤怒》原本打算印５万册，后来出版方出于保守考虑，只印了３万。但都以很快的速度分销下去。“不是我写得好，是这个题材在当代纯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但也有人质疑，这么多不幸叠加在李百义身上，是不是过于戏剧化了？北村直言：戏剧化是为了表达的强度，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愤怒，如果仅仅作为情绪表达是痛苦的。但愤怒也是对罪恶应有的反应，是公义的态度，公正的立场。”
“朋友间常问：今天你愤怒了没有？现在我喜欢问：今天你平安了没有？我的心态是平安的。”愤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北村举了曼德拉和圣雄甘地的例子，“愤怒是必需的，但愤怒会烧死人的。要超越这个愤怒，有苦难的心灵怎么会没有心灵的文字？以前那样写是一种偷懒，是用脑不用心的写作。”
北村强调心灵的责任和道德感，这在当下作家群中已经不多见了。“爱情题材我以后也会写，但农民题材更具开放性，主人公也不再是以前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触及当下的社会矛盾。”
传道
    北村摇晃着大脑袋感叹：媒体的力量太强大了。自从《周渔的火车》拍成电影，他就从一个圈内的作家变成了一个社会大众的作家。“孙周其实很想把《周渔的火车》拍成艺术电影。”对于更具激烈程度的《愤怒》，自然而然有人问，会拍成电影吗？北村不置可否，但提了两点要求：导演必须是有思想的导演，男主角一定要演出李百义的心灵。
在枫林晚书店，北村说得最多的就是新作《愤怒》，“我是先锋派小说家出来的人物，但写这篇小说的确比较累。”北村称手头的这本小说宣传再多也不为过，他更多选择在大学里和读者交流，“本来我一位作家是不用出来和大家见面的，但现在出版物信息量这么大。我不是时尚作家，不用作秀。签售根本不符合我的本意。我的读者都是潜在的，又不会突然出现在某个书城里面。”
从文学角度讲，李百义、李好、陈佐松，这些人物都免不了抽象和说教，缺乏真实的光照。不过这没什么好责怪的。采访时我说：你是把这当作传道。北村一拍桌子：对，就是这样的。他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问题，并且回答得远远超过新闻的需要。之前我对什么是有信仰的作家一无所知，但北村是把接受采访也当作传道了，他竭力影响我们，反复阐释着公义、罪性等北村式名词。如果说《愤怒》像一本１９世纪的小说，有着《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复活》、《罪与罚》的影子，那么北村也像一个１９世纪的人。要知道，他最喜爱的作家便是托尔斯泰。
爱情
“先找到新娘，再找到爱情，”这是北村对于爱情的看法，“爱情最后建立在信赖、信仰的基础上。”北村现在的妻子曾经是一名采访他的记者。因为找到了爱情，他也获得了信仰。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写作，下午阅读，构思作品，晚上看电影，一周差不多进一回城，北村现在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有，但也惬意。“我不喜欢到处开会。接触到一批正直的朋友，一下子让我通向广阔的人群。”
说完一句话，北村总是习惯性地“噢”反问对方一下。北村是福建客家人，父亲是老师，母亲是乡村医生，他从小在农村里长大，玩具就是自然界的泥巴。“我其实非常了解农民。我保姆的两个儿子因为一小麻袋地瓜，争了一晚上。我记忆特别深刻。”
１７岁第一次发表作品，北村人称少年作家。“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按照心灵来写作，在矛盾当中寻找黑暗的人性。我觉得我已经摸到了。” 至于“北村”这个名字，是大学毕业时和几个朋友一起起的，“当时还有人叫北川、北原，刚好一个系列，比较美观吧。”
炮轰
有记者问，《愤怒》的出现可能会打击一大片人。“我才不管它呢。我从来就是背对着文坛写作。”北村认为，中国文坛是一个没有滋养的文坛，价值观莫衷一是，既充满了混乱，又缺乏灵魂深度和对真实心灵的关注。他抨击美女作家和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很荒唐，是美女就要美，选美一定要选最美的；我不是反对作家写自我的体验，但这种体验过度了，缺乏坚硬的穿透力；下半身写作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不是我写得多好，而是我要提出一个边界，艺术还是真善美的。
北村尖锐地指出，当代文学缺乏热爱，出版的繁荣代替了文学的繁荣。思想并不可靠，知识要在心灵的前提下才可靠。人不能因为行为本身的软弱性，拉低真理的高度。之前，北村在《福建文学》当过１１年的理论编辑，无怪乎说起这些这么顺溜。
“中国作家有着‘中国式’的职业化。但上帝把我一拎，远离了这个混乱场。”现在身份为国际笔会会员的北村转而批判起了自己，“我以为我在关注灵魂，但关注没到点上。我是先声讨自己，再声讨别人。《圣经》里说，地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这样才不会出现专制。
[color=#DC143C]《愤怒》梗概
农村青年马木生自幼贫困，患哮喘病的父亲没有劳动能力，母亲靠出卖肉体换取儿女最基本的生存物资。母亲死后，马木生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过上崭新的生活。但城市并不接纳他们：黑心的老板残酷压榨，他们起早摸黑却分文未得；妹妹被卖入风尘，刚获救又被车撞死；上访的马木生和父亲遭遇冤狱，父亲从此失踪。一次次求告无门后，马木生开始以抢劫、行窃等手段报复他自认为的不义之人。杀死杀父仇人后，他远走他乡，改名李百义，并靠经商致富，成为当地一个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慈善家。但他没有获得安宁，开始怀疑自己以前自命的正义行为是否恰当，坦然接受了养女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在法庭上，李百义选择了对自己不利的诚实——否认自己是自首的，他被判处死缓。向死去的仇人坟墓三鞠躬之后，李百义获得了最后的宁静，像回家一样走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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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翅

思想并不可靠，知识要在心灵的前提下才可靠。人不能因为行为本身的软弱性，拉低真理的高度。  说得好呀!

走失的猪

推一把~

SUI

在神性的别处写作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直到21世纪，北村近20年的写作才让人们看清真相，这个人一直在别处写作，一直写作别处，对于他来说，生活此在性是向着神性的别处意指的一个临时性的超渡之筏。2004年秋天，北村出版长篇小说《愤怒》，让人领悟一种观念的写作所携带的宗教情怀有多么强大。　　这部小说重现了其90年代初的长篇《施洗的河》的那种灵魂的失落与拯救模式。但它加进了新的现实内容，对底层贫困民众生活的表现，深重的苦难替代了原来的天性堕落。小说讲述一个苦难的农民李百义饱受苦难，最后致富，他把金钱都捐于慈善事业，但最后他还是把苦难时杀人的事实告诉了养女，他走向了自首，并坦然面对法庭审判。很显然，李百义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他求得了正义的赦免。　　李百义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他的父亲死不见尸，他带着妹妹春儿逃到城里，他要上访，却告状无门，妹妹打工几乎丧命，他也饱尝凌辱，最后愤怒之下杀了那个警察，然后逃走。他本来是个正派之人，后来却加入偷盗一伙。小说显然把李百义干上偷盗行当看成误入歧途，即使在那段时期，他也一直保持某种道德上的操守。他后来救了一个流浪的孤儿，给她取名李好，多年后，李好长大****，爱上了这个养父。她对他的报答，是对他的爱，帮助他去自首。　　小说无疑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危机的重要问题，贫困与恶势力的横行，是当代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是底层民众愤怒的动力。社会公正、道义的丧失，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没有制约，北村对这些阴暗面的揭露无疑非常彻底，因为其彻底，他看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寄望于人的内在灵魂的自觉，最后只有寻求宗教信仰才能拯救人的精神。　　毫无疑问，人们会对北村的这种拯救方案产生疑问，同样也会对北村小说所表达的如此强烈的拯救意图表示疑虑。这部取名为《愤怒》的小说，主观意识显得太强了，几乎所有的苦难都加到李百义的身上，最后使他忍无可忍走上杀人的道路，他本性善良，这使北村左右为难，不使他从受难转向有罪，他的拯救意义还不够深远；而他能转向拯救，必须使他具有本性善良的根基。但本性善良的人被逼到杀人的地步，除了把恶转嫁到外部社会的头上没有别的途径。总之，这个始终善良的人成为杀人在逃犯，法律的公正、正义不能解决道德的善恶问题。李百义始终处在道德的有利位置，他转向自首，获得灵魂的自救则是必然结果。激烈的社会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北村来说，乃是灵魂拯救的副产品，其合理性已经不是依据社会现实的可能性，也不依照叙事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他要追求信仰的意义。　　北村的写作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俄罗斯的那种宗教传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绪明显影响了北村。北村本人早就有宗教情怀，但他的小说叙事过去是直接表达他自身的宗教观念，《愤怒》则可以看到与俄罗斯传统，乃至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包括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雨果的那种传统的联系。社会批判性成为北村小说叙事的前提，而在此前提下完成的灵魂拯救则是他期待的意义。昔日的先锋派，在皈依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时，走向了更彻底的超越性，那是向着非现实的别处的超越。     对于北村来说，救世的方案不可能是简单地向宗教皈依，他同时也强调世俗的情感，那就是爱，爱可以使一切罪恶和丑恶化解。例如李百义对李好的爱，李好对李百义的爱。这是人性之爱，人之本性的爱。前者是父兄的爱，后者是男女之爱，它们根植于仁慈与感恩。很显然，仁慈与感恩是北村设想的维系人类社会存在下去的良知和情感，但它们来自何处呢？它们是人的天性吗？显然不是，北村讲述的故事已经否定了它，那么按北村潜在的意思，它们只能来自宗教信仰的启示。　　尽管作为世俗的我们，不能像北村那样以宗教情怀为写作的动力，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对精神价值的绝对追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北村的写作无疑是困难且可贵的，也许像多年前苏童说过的那样，北村是“真正的”先锋派。真正的先锋派是什么？就是不妥协的态度。北村是自由的，他永远在别处写作，永远写作别处。他的幸运是，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人理解他，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读他写的书，他就存在于此在的现世中。

冯志刚

已经很九没有看北村的作品了，不过一直喜欢他的写作风格。

烟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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