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书法

新科易

佛教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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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
　　七世纪以后，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写经与抄经。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佛经文字的精美与思辩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们在佛法与书法中终于发现并找到一种参透禅机的最简易的艺术方式。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大书法家均有写经和抄经书法名作，王羲之的《遗教经》、钟绍京书《转轮王经》、唐岂写《维摩诘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般若经》、苏轼书《心经》，《华严经》和《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赵孟珧书《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近代大师傅心意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卷，弘一大师尝集《华严经》经文为联，以赠同愿，亦书《华严经》、《心经》。这些当初发自一种宗教虔诚而墨写和血书的经卷，竞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来。
　　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也许是因为纸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经刻石。还有一个较深层的原因，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发愿石刻佛经。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　
　　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一般经幢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陀罗尼经幢”，用石幢或铁幢刻经也是取其能耐久，不易损坏。它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古书法艺术。
　　还有一种摩崖刻经，如六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金刚般若经》’等。这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经，在千百年的历史风雨中，已渐渐消蚀了其宗教的内涵，或成为书法的碑帖被历代书家所临摹，或作为一种历史文物，点缀着佛教胜地。
　　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
　　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共荣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新科易

无法之法


佚名

　　书法之所以为法，当然要讲法。书法史上也经历了从法中之法到法外之法，再到无法之法的发展过程。书法发展到唐代，达到了“尚法”的顶峰。在禅宗的影响下，宋代“尚意”之风大兴，“无法之法”也就是对“尚法”权威的否定。
　　宋代讲求“无法之法”的代表人物是黄庭坚。在黄庭坚看来，书法创作本是兴之所至、一任天机的，用不着恪守什么技法不可，这是禅宗的实质；正如禅家参禅一样，虽各异其词。都如向自然本性中求，而真能向本性自然中求墨韵者，又处于“言语道断”，非语言所能尽其意的尴尬境界之中。
　　这种澄净虚空的要求，到黄庭坚那里即成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心手合一的境界。黄曾非常自负地说：老夫作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纳聚散，来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
　　黄称赞东坡的画是“笔与心机，释冰为水”，达到一片化机的地步，是心手合一的典型，山谷主张真正善书者必须达到这种不择纸笔，不择时地，不计工拙，不管人之品藻的境地，这便是真正的心手合一。
　　所以“无法之法”并不是没有法，黄庭坚他也最讲技法的锻炼。学书时，要知“法”，不知法则无以学；下笔之际，要忘“法”不忘法则无以书。若一味地考虑技巧，则自我失于技巧；一味规摹古人，则自我失于古人。书法家不是不用技巧，而是活用技巧，“无法之法”正是技巧的活用之法。
　　清代张照在《天瓶斋书画题跋》中说：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其神理超妙、浑然天成者，落笔之际，诚所谓不居内、外、及中间也。
　　“着意”与“放意”都是对“法”的执著，只有在“意”与“法”之间，不居“内、外、及中间”才真正是“无法之法”。这是佛家所讲的“中道”观。得此“中道”者，熟谙技法的书法家可臻于“游刃有余”的境地，在创作过程中信笔挥洒而莫不中节。“无法之法”是意与法高度合一的法，也是书法之为书法艺术的“法”。
　　明代董其昌说：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画禅室随笔》）　
　　“妙在能合”即是禅宗所讲的“不为法脱”，“神在能离”即禅宗所谓“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在这里，书道与禅道，书法与掸法取得了相通之处。入“三昧”之境，得“无法之法”的妙道，成了书法家与禅僧们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狂草王

有启发!
历来禅僧多书僧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