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网站编辑 于 2011-5-30 18:39 编辑
--“西泠印社中人”系列展-- 当年王丹刚刚在书法篆刻界崭露头角的时候，引人注目的，肯定首先是他的篆刻；而现在，人们再次谈起王丹的时候，谈论的话题很可能已经不再是他的篆刻了，或者至少不再单纯是关注他的篆刻创作，很可能他的“虎溪窑”、他的烧制的陶印、他手做的印纽，更能引发谈论者的兴味。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想起王丹的时候，首先也不是他的某一方印章。
有一位篆刻家与我谈起王丹的时候说，现在，王丹除了印纽越做越漂亮，他的篆刻创作已经凝固很多年了——风格是原有的、形式是原有的，一切都没有变。我承认，他的话有道理。要知道，如果没有了求新求变的欲望和能力，对于艺术创作，会是多可怕、多危险的一件事情。
说实话，我为王丹担心过、也惋惜过。
不过，在我准备动手写写王丹的时候，我不再担心。
这是有原因的。
其实，直到现在为之，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王丹这些年所作的事情，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提供了究竟如何珍贵、如何不一样也不可缺的个案。我并不是有意为王丹开脱。我只是让自己想明白了，王丹，做了一些可能比篆刻创作更重要的事情。
这里，我只做稍稍的提示。
余秋雨写过一篇让我感动了很长时间的文章，文章的标题记不得了，也懒得再去查，不过我还记得那篇文章跟琉璃有关、那篇文章的主人公是曾经是家喻户晓著名影视演员杨惠珊——得承认，我却是在看过余秋雨文章之后才知道她的。文章中说，在影视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杨惠珊突然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张爱玲语），离开影视界，创办了自己的琉璃工作室，一心专注于烧制琉璃、并致力于尝试已经失传的传统琉璃烧制手法，据说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余秋雨说，在烧制琉璃的过程中，慢慢的，杨惠珊也把自己的生命带入进了晶莹、透彻的境界中。而让我感动的，是杨惠珊烧制琉璃、等待开窑的那一份虔诚，在设计、制作、烧制、等待的过程里，在她与琉璃的对话中，她与她的琉璃同呼同吸，我知道那是信仰。我仰视信仰。
稍稍引申一下就可以想到，王丹的转身，同样有着杨惠珊式的“华丽”。只是很遗憾，我没有余秋雨那样善于抒情，所以也就很难淋漓尽致的写出王丹的“华丽”。
转身之后王丹，不再务实，转而务虚。
我们经常用到诸如文化、艺术这样宏大的的词语，也写作了大篇幅的著述、也制作了很多高尚的理论，但是，真正的文化、真正的艺术，不在那里。写进书里的，永远是干瘪无生命的文化或者艺术。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就在王丹捏制泥坯的过程中、就在王丹注视窑火的等待中，在可触可视的过程中，文化、艺术是真实可信的。再者，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极其偏颇的观念，以为文字记载中的观念思想远比手工制作的器物神圣。其实不然，文化有的时候很具体，先民的智慧、传统的精要并不在那些记载中而就在那些形而下的器物中，想要得到它们，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复制它们。复制成功了，就得到了。否则，再华美的语言都是虚伪的。禅家不相信语言文字，我认为有道理。中国文化的弊端，很可能与它过于迷信文字不无干系。于是我想，王丹的转身，绝不会是对自己艺术的不负责任，他只不过是想用更原始、更本源的方式诠释篆刻，诠释艺术、诠释文化。有艺术家宣称，他的艺术就是他的生活，其实我很清楚，他的艺术同他的生活根本就是两码事。类似的所谓艺术家可能会指责王丹，但估计王丹不会同他们辩论，与其那样，还不如安安静静的烧一窑陶坯。
史铁生走了，也留给下了一卷厚厚的《务虚笔记》。或许史铁生早就意识到了，国人之于务实的热情远远高于务虚的劲头，并且他也应该是意识到了忽视务虚将意味着什么，否则他干嘛费劲巴拉的去写作那样一本奇奇怪怪的书。
因为《务虚笔记》，所以我敬重史铁生。
因着同样的原由，我也敬重王丹。 ——韩少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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