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画家的大文化观

朝花夕拾

一位画家的大文化观
　　2004-4-3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画创作经历了太多关于继承和创新、坚守与发展的论辩。反思过后的中国画坛，越来越包容、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多元，人物画的变革也在各个层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在促进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潮流中，山东的孔维克先生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孔维克的人物画，在艺术语言上张扬着鲜明的个性，在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中，找到了一个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上来看都很恰当的契合点。不论是造型的意趣，还是人物神貌的鲜活，抑或是笔墨功夫、线条质量，以及那种典雅高古的文化气息，都通过作品向人们透溢出来———体现了他久久的缜密思索和浓浓的文化积淀。他之所以能达到了如此独具的境界，除了天资与勤奋外，其充满思辨色彩的文化观念和全方位的艺术素养对其创作的探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全甫（以下简称马）：孔老师，巴蜀才子魏明伦曾撰文赞赏你的文章，在读了文言小品《酒石记》和白话短文《速写刘泽文》后，赞曰“当代中国，新新人类玩不转文言。而某些精通古文的老夫子，一写白话口语便有生死两弊：生则生硬，死则死板。难得中年维克，白话文言都能驾驭自如。既能运用两种文体说理，又能运用两种文体描人。”你的艺术文集获得了山东省第二届刘勰文艺评论奖，还经常能在报刊杂志见到你的散文杂记。作为一名众所周知的人物画家，美术界同仁钦佩你的文采，文学界朋友欣赏你的艺术才情，在当代人心浮躁、崇尚功利的社会环境下，像你这样在各方面都下苦功的画家越来越少了。请结合创作实践，谈谈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孔维克（以下简称孔）：看西画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绘画技巧，读中国画则体味到更多的却是文化内涵。国画作为传统民族艺术，向来讲究“文画同源”的传承。历史上许多大画家又是大诗人和文学家，例如提出和实践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胸中有成竹”的苏轼等。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有时候动笔写一写、用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情形不仅挺有意思，同时对于艺术的一些思考，用笔记下来也便于梳理思绪、升华自己的认识。有不少时候我觉得写东西，是自己在与自己进行内心对话。文学需要逻辑思维，艺术需要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互补互动，对我的创作大有裨益。其实，写文章和画画，于我并不都是那么轻松。一开始，往往心有千千结，铺开纸却无话可说、无形可画；等有所提高，又常常刹不住车，口罗
    嗦点不到题、画不到位；后来，有了一定的水平，才又复归于简练与平淡，但这种简与平与一开始的情况是相似而又不同了，这就如凉水和凉开水的关系一样。无论是为文还是从艺，我都追求“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境界。
    马：在中国书法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大画家的字往往容易出彩，成为流传千古的书体。那些个性鲜明、气质彰显，施墨结体、运笔布局等审美风格变化大的书法作品，往往出自画家之手。如米芾的“刷字”、赵佶的“瘦金体”、徐渭的“涨墨”、郑燮的“六分半书”，虽然风貌各异，但各有千秋。现代画坛，在书法上出手不凡，有不俗的道骨风范并自成一家的画家，越来越少了。你的书法从传统中走来，又赋之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既继承了传统法度，又以画家的独特审美和创新思维来书写自己的心迹，所以在圈内外广受好评。请谈一下你的习书经历和心得。
    孔：学写毛笔字，除了父亲自我五六岁开始即示范执笔、逼着临帖之外，主要得益于乡间一位叫李树春的老先生。从他那里，我得到了终生受益的四个字“画字写画”。他对此的具体解释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的理解却越来越深刻。我理解的“画字”，是既要守成法，又要不拘泥于法度。就像提起笔把字“画”出来一样，用心去画字，才能有创造、有情趣。“写画”，是说要像写字一样去画画。画画要重“骨法用笔”，不仅指用笔时把握住物象的结构，更重要的是以书法的提按和疾徐变化的笔法来勾勒结构、涂抹块面，这样才能使画面有精神并且耐看耐品。历史上有影响的书法家，都是在书法的长河中翻滚出新的浪花的人，那些因袭前人、临帖终生而未敢越雷池半步者，终究不会在书史上留下一丝痕迹。关于书法，同画画一样，我推崇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写出时代特色和自己鲜明个性的创新。
    马：作为孔子第78代裔孙，深厚积淀着家族的传统血缘文脉，然而你总是在承继传统之后，力图突破与开拓。你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创作中有明晰的文化观念和深刻的创新思想。请谈谈你的生活成长环境和艺术创作观念。
    孔：我从小生活在北方的这么一个环境中，父亲这一血脉使我承继了传统的文化基因，孔子、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四书、五经、论语、礼记，是我从小就听大人唠叨没完的话题。我母亲是出生于江南的大家闺秀，是个“准资产阶级小姐”，自幼受新文化的熏陶，后又参加革命、抗美援朝，她给我的教育是革命、科学、文明、进步、发展……这一切既矛盾又统一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的世界观。就像父母共同共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孔维克”一样，父亲认为很传统、母亲认为很时髦。他两位老人家吵了一辈子架，可还是生活在一起。这种思想意识是我心灵深处的东西，经过多年的沉积、发酵后很自然地透过我的画面表露出来，传统的文化底蕴、现代的审美观念默契地在我这儿交织为一体。
    在人生的跋涉和艺术的探索中，我始终信奉这样一个道理：应该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尊重传统、反思传统、发展传统，抑或可以称为立足传统的本体意识，反观当代、参与当代、创造当代。但这一切都应建立在天衣无缝的融合、无迹无痕的协调、不偏不倚的中庸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马：你很早就走向全国了，20世纪80年代初，你参加六届全国美展的《乡会图卷》和“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获奖作品《沐》，给当时画坛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时候，你的创作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及七届美展的《公车上书》和八届美展的《杏坛讲学》乃至后来的《孔子周游列国图》、《孔子与弟子七十二贤图》，却明显地转向了浪漫主义的方向。请谈谈你创作的心路历程。
    孔：在艺术的道路上，似乎很早就有一种力量左右着我，那是对传统的崇敬和对时代的敏感。80年代初的中国画坛还相当沉寂，但改革开放带来了活跃的艺术思维，使不少画家已不满足于这种状态了。那个时候，我像许许多多敢于探索的青年画家一样从中找到了施展创造力的无限空间。经过一段思考之后，我将色彩鲜亮、构成形式感极强的《沐》推了出来，那是’85美术新潮的前奏。可后来我则未卷入这个新潮而是看着浪花翻滚、潮起潮落，从中汲取了有益的东西。《乡会图卷》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早期写生采风思考后的阶段性展示，虽为极传统的线描和手卷的形式，但今天看来，在形式上也有着很“现代”的表现。
    我血管中流淌着世世代代的传统文化血液，创造的生命力又使我不甘心因循陈旧的艺术模式。所以，我总力求以新时代的艺术观念对其进行整合，使之产生新的视觉图式，即一种符合时代审美和传统规范的、同时又能体现自己内心感觉的新视觉效果。当《公车上书》的构思将人物嵌入放大的雕版印刷书页，并组合成半段城墙、一柱黑风的曲线状在脑子里构图成型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一系列思考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述方式。后来《杏坛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图》、《孔子与弟子七十二贤图》等浪漫主义的创作思路，也不断实践着我将传统文化推向现代、将时代风尚回归传统的审美思考。马全甫（山东卫视《时代美术》栏目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