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报》：五体十家·楷书 郭伟

阿永旭

在云南迪庆高原，美丽的梅里雪山下，夜深人静时候，上网浏览《书法报》，看到专版介绍我省书协主席郭 伟先生，故发在此，与论坛朋友共享。

阿永旭

郭  伟 195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现为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篆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书协主席。多次担任全国书法届展、中青展、篆刻展、电视书法大赛评委。

出席中国文联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届展、中青展及一系列国际名家交流展、邀请展等，1990年在台北举办郭伟书法展。

作品辑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南海珍藏集》、《中国著名书法家作品集》等。主编《中国历代书风》系列丛书，著有《郭伟书法作品集》、《晋〈爨宝子碑〉意临本》、《会心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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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拙古朴 放达清逸
——郭伟先生“爨碑”书作风格刍议
■朱从凯

     《爨宝子碑》被称为“小爨”，《爨龙颜碑》被称为“大爨”,《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合称为“二爨”。清代中后期，经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竞相推举，名扬海内。1964年国务院将“二爨”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于是“爨碑”、“爨体”、“二爨”之名远播海内外，云南曲靖因此被誉为“二爨之乡”。

       近20年来，我有幸常聆听郭伟先生的教诲。国内外知名书家每有访滇，必到曲靖品鉴“二爨”，郭伟先生大多陪同前往。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先生阐发对“二爨”尤其是《爨宝子碑》的真知灼见。记得全日本篆刻联盟梅舒适先生率团到曲靖，就《爨宝子碑》拓本的流传展开讨论，郭伟先生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就碑中一笔一画，甚至对碑中点点石花的变化，也考证其源流、订其旨归，令梅先生一行折服不已。然而真正认识郭伟先生对“小爨”的深研和痴迷，得从其作品说起。
郭伟先生在1997年刊行的《晋〈爨宝子碑〉意临本·题跋》中说：“初临迄今近廿载。用功之勤，得失自知。其间渐有所悟，亦有小得。时日既久，存积渐多。其中双钩、对临、意临均有数本……”可见其用功之勤、用心之精、治学之严。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郭伟书法作品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晋〈爨宝子碑〉意临本》，再到近年出版《会心集》，一路走来，先生从容自信。赵浩如先生在《古的传统与新的意象——郭伟书法论叙》一文中云：“过去他那以古为新的篆书创意中的狂野，变得更加注重结字的规范，法度更加严谨；他那小爨体势中的雄强掺入了静穆，故行楷书的稚拙也更见凝重。过去那过分飘逸而显得漫漶的笔势基本不见了，更多的是枯笔苍疏，湿墨秀逸。”以“小爨”而论，窃以为先生师爨而不泥于爨，其以广博精深的艺术素养和匠心独运的笔墨技巧，将“小爨”写得静穆高古、奇拙天真。《爨宝子碑》介于隶楷之间，隶意较浓，加之刻工的再创造，显得“稚拙古朴，憨态可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郭伟先生写“小爨”，不计较一点一画之得失，将大篆用笔的苍茫古茂和行草用笔的流美飞动熔铸其中，故而用笔轻重得宜、使转有节、开合有度、虚实相生、情致散逸、亦庄亦谐、童趣盎然，颇具天真之美。《爨宝子碑》结体庄重平正，其横、撇、捺、钩左右伸展，有横张之势。同时也有明显的特殊性：其一，打破汉隶“燕不双飞”的定式，反其道而行之，一字中“双燕齐飞”甚至三燕、四燕齐飞者不算少数。其二，打破汉隶左边偏旁无波画的定制，汉隶作平画者“小爨”往往写成波画。其三，结字大异常法，其避让、穿插、虚实、聚合、承接极尽变化之能事，表现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自有法的“无为”状态。郭伟先生写“小爨”的结字，深得其中三昧，虚实对比尤见匠心，一字之中，或数字之中，轻重虚实，避让穿插，错落有致，变化无端，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使其结字生动传神，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其用笔的隶楷互掺，结字的因字赋形、大小参差，形成整齐中寓错落、错落中见端庄、端庄中显静穆的特殊章法布局。正所谓欲欹还正、将正欲欹、欹正相生。尝有书家将郭伟先生书作喻为“老顽童”，一方面是言其骨老血浓；另一方面是言其童心未泯、天真烂漫。

        研习《爨宝子碑》者，代不乏人，然多偏于一隅。得其高古静穆者，往往失其稚趣天真而显呆板；求其稚趣天真者，往往失其高古静穆流于粗野。窃以为，郭伟先生书“小爨”，二者兼得，形神兼备，尤显可贵。一方面，先生数十年精研真草篆隶，其笔墨驾驭能力和融会贯通的形式技巧，为其“小爨”的出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先生博通经史，近年又潜心钻研佛学禅理，心无挂碍，明心见性，自在通达，“其潜移默化之功日进，性情中平添许多慧识。过去他那豪宕耿介，有如武夫游侠般的如火如荼的性格，一变而为旷达无隅，虚静能忍，仿佛醍醐灌顶，如如不动的一般。”（赵浩如《古的传统与新的意象——郭伟书法论叙》）先生心静如此，故能化古为新，自出新意。黄庭坚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纵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观郭伟先生之“小爨”书作，信然。

      《爨宝子碑》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无尽的。孙过庭《书谱》谓：“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创作须“情动形言”、“达其性情”，通过客观事物的激发，找到抒情写意的契机，从而表现天地万象之大美。书家于自然万物中觅取意象，融入情感、志向、学养，通过线条的律动，墨色的韵味，化古为新，成一家之法。故林鹏先生在《郭伟书展小叙》一文中叹喟“一见郭伟兄之佳作，如饮醇酒，如对故人，令人振奋，发人深省。兄虽身在滇南，依然是中原正脉，浩然之气直通霄汉”，知其人、观其书，林鹏先生此语不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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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伟楷书说
   ■孟庆星

        相信大部分的习书者对出土于西南边陲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即“二爨”）不会陌生。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二爨”不在“北碑南帖”框定的地理概念之内，但又和遥远的“北碑”相暗合。其次，在技巧层面，“二爨”的结字造型很有趣，存在着结构、部首的整齐块面化，书写特征霸悍，有强烈的工匠刀味，与追求文人笔墨趣味相矛盾等。“二爨”集中了碑系书风学习中最难绕过、也最不容易解决的诸如“刀锋、笔锋”的问题。

        郭  伟先生的楷书创作，以“二爨”为风格素材的作品很有特色，也很有成就。与其说他的这种书法创作取向源于浓郁的地域情结，倒不如说他的这种书法创作是当代碑帖融合书法创作语境中的产物更有价值。

         对碑的反复打量，是近代碑学运动以来包括帖学书法创作在内不同理念书法创作都绕不开的话题，这就进一步造成“碑帖融合”创作取向存在着技术难度与高度，但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却又千差万别。或综合诸碑帖，自成一新貌；或“固守”一碑，摄入其他成分做加法，猛一看似某碑之貌，实则已变。当代习碑而有成就者，孙伯翔先生显然属于前者，而郭伟先生则属于后者。

        当然，郭   伟先生在“二爨”的研习创作过程中，恐怕同样面临着笔者在第一段提出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二爨”的整齐封闭乃至有着美术化倾向的块面构造，所呈现的是一种凝固的建筑之美。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郭伟先生并没有采用帖学的写意用笔来拆解这种独特的空间，相反，采取的是强化的方式。在用笔的交接方式上，多采用封闭全接，以营造强烈的块面；在单字的空间营造上，注重包括部首在内的“零部件”的巧妙挪移，以增添其趣味；在作品整体的空间布局上，有时用单字强化其块面，并将整体字距、行距拉大以求其爽朗的效果；而有时则尽力挤压上下字距，夸大行距，以追求、彰显其建筑之美。在用笔上，充分吸收帖学的书写意味，对“二爨”的刀味并没有作夸张或刻意的追求，而是作自然处理。在用墨的变化上，显然吸收了晚明大草和当代行草书创作中的某些元素，拉大墨色的变化，有的接近“涨墨”的处理方式，从而强化封闭的整齐空间所产生的块面感；在行笔上，追求自然而微妙的波折变化。这些综合处理，使得郭伟先生的书法创作在“偏冷”的空间氛围之外，又营造了某种“暖色调”。

         就像“二爨”在风格技巧上与“北碑”有着诸多暗合，但又处于一般地理意义上的格局之外一样，郭伟先生对“二爨”独特的解读，不知是否也与其所处的这种独特地理格局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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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