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化而批评“文化书法论”

煮墨斋主

因文化而批评“文化书法论”
作者: 网络转载 来源: 美术报
        书法文化和“文化书法”大相径庭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提出“文化书法论”，将文化与书法连缀，这不是推崇文化的高尚之举吗，我为什么要公开批评？从１９９５年在《中国书法》杂志写“学者谈书”系列文章开始，我于书法之关心，多与“文化”悠关，陆续刊出的文章，全为揭橥当代学者之书法经历及知见，若王朝闻、周汝昌、霍松林、冯其庸、郭若愚、安旗等先生，无一不以终身淹贯文化学术的丰富经历而介入书法。钱钟书和沈从文先生，均创作与学术兼具，是中国当代文人最具世界影响者，我虽然没有能够采访到他们，也写了他们与书法渊源的文章（特别难忘在和沈从文先生夫人张兆和女士通电话时，她反复强调：“沈从文不是书法家”！我理解沈夫人是不甘让已经去世的沈先生厕身于“书法家”之列。还有黄裳先生在接待我时第一句话是：“书法界乱七八糟”，我为此写了一篇《失败的采访》）。还有几位纯粹的职业书画家如何海霞、陈大羽，他们对文化的推崇不因自己的职业身份而有任何游移（何海霞先生当时已经八十八岁高龄，和一个陌生晚辈见面，十分虔诚地慨叹自己一生缺憾在文化修养不够）。以后，我出版随笔集《翰墨心情》，其中多篇所言即书法的人情趣味和文化底蕴；再出版有关书法的文集，则名为《中国书法的人文处境》。回溯这点往事，无非是说明我并非反对强调书法和文化的关系，我个人参加的一些书法活动，举办的一些展览，也都是以文化趣味而与书法结合的。当我在论坛和报章上公开批评王教授的“文化书法论”时，有些以前读到过我有关文字的朋友，一时诧异：你强调书法文化，王教授强调文化书法，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会论辩起来？今天书坛状态分明是缺乏文化，王教授把文化放在第一位难道不是拨乱反正？你和王教授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书坛缺乏文化底蕴，而非文化招牌
        如果疾言厉色批评当下书法现状，可以有很多话题，书法界乃社会一部分，社会问题有多少，书法界也多难避免。这里仅就文化问题而言，这些年来，各层次的书法展览已经在强调文化内容，比如提倡自作诗文，避免书写错误等等；而各种书法学术会议则更是直接的文化宣讲。这些，无疑都是在书法热潮方兴未艾里的积极动向，那么，当下书坛的文化状态究竟如何，可以有几个比较参照，比较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300年前……。没有这样的比较，就不可能有明晰的借鉴。就比30年前，那时候内乱甫定，百废待兴，中国的书法热潮才开始发动，很多老一辈文人书家还很活跃。追寻起来，他们的书法技艺和学术积累主要还是青少年时期的基础，是传统文化的夕阳余辉。老辈逐渐离世，真正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现在青年一代的书法，窃以为在技法上已经不亚于上辈或上两辈，但文化修养还不能比肩。书法技艺也需要天资和训练，但在广大人群里的长期竞赛，又有利益推动，毕竟激发出相当数量的书法人才，而文化修养是需要在生活磨砺中长期涵养才能得到的，修养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难以速成，这样的不平衡，造成当下书坛的普遍文化状态，是热闹之余的空虚，浮泛之下的贫乏，急切之间的躁乱，忐忑之后的徘徊（普遍状态之外，当然也有特殊状态，少数人的筚路蓝缕潜心向学显得格外珍稀可贵，当具别论）。
        在这样的状态下，王岳川教授以北京大学博导之身，占据学术高地之利，周游列国之便，如果真正有心于书法文化建设，未必不可以提出正确有益的主张，但王教授推出“文化书法”之口号，却在本来的浮泛里增加了迷惑，在急切里加重了讹误。作为大学教授的职业要求，是传道授业解惑，而非弄虚作秀致迷。如同现在一般书法比赛若写错字就只能出局，学者的理论主张如果概念逻辑不能确立，也只能就此打住。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学术良心即在于切磋琢磨间反躬自问，知错即改。但是，地位的优越往往造成自恋自迷，像“文化书法”这样一个逻辑不通难于实行的口号，王教授就一意孤行，还以为是挽救当下书坛的灵丹妙药。正是因为它贬损了“书法”内在的文化底蕴，混淆了书法的本质内涵和多向外延的关系，而配属于“文化书法”之种种恰又于书法文化书法精神大相径庭。改变当下书法文化的贫弱缺损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努力，最需要的是对投机心理浮夸之风的抵制和反拨，是真诚心志和学术良知的坚持，而非玄惑无稽的口号和耀人眼目的招牌。所以，分析和批评“文化书法论”正是尊重书法的文化本质，并且希冀对书法精神、书法人格更多珍惜。
        书法文化的深入和偏移
        世界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迅速转变即所谓“全球化”，使得书写的实用性进一步退化萎缩，也使得“人书俱老”的书法传统路径更加艰难，而大张书法的独立艺术价值，又趋传统渐远。这是今天书法面临的两难处境。传统书法经典以王羲之、苏东坡等为代表，都是以自己诗文入书法，后世至于今天的几乎所有青史留名的书法家，都循此路。王教授强调书写内容的重要性，看似注重文化，但他的主要主张却是书写“四书五经”。如果仅仅是抄写，不仅“四书五经”可为内容，中外古今一切妙语箴言都可为内容？苏东坡当年把全部《汉书》抄写了两遍，辛弃疾早把“四书五经”里的内容隐括成为自己作品了。张大千和张学良、张群聚餐，他抄写的菜单也很具意味呢。延续到今天的“文人书法”，或谓还达不到晚清民国水平，恐怕主要还是指当今书家诗文水平。尽管如此，也超越了抄写状态。如果要谈书法文化，诚实的态度是在当下水平基础上怎样更进一步加强提高。比如当下很多自作诗词者，水平欠佳，问题在哪里？是否在格律技艺的欠缺之外更加缺乏的是历史眼光和真情实感？这也和书坛现状既缺乏技艺深入更缺乏思想文化相仿佛。解决困境需要对传统文化更加深入的研寻，也需要对时代精神有更加明晰的自觉。王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博导，起码应该在写作的深入方面提出一点有益见解，可是，配属其“文化书法”的竟是抄书，这就难免遗笑天下。书法宝典《淳化阁帖》十卷之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父子之作，却找不出一件“四书五经”内容，其第一卷全为历代帝王书，也未见一件抄写“四书五经”，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四书五经”的价值？书写“四书五经”是有的，西安碑林现在还保存着全套的官刻经书，以书法艺术水平论，在碑林全部收藏里属于下驷。问题到这里可以明白：书法为什么得到中国人的喜爱，因为与其日常生活、感情、趣味关系密切。书法家感情流露兴致映发时不会去抄写高头讲章。比如猴子从树上下来已经变成人，王教授却对人指着那棵树说：再爬上去吧。这就是王教授所谓的“回归经典”，与书法传统和经典的形成完全不对路，和人们的实践完全不对路，和今天书坛的问题也完全不对路。
        书法的本体还是书写技艺
        王教授既没有弄清楚中国书法历史流变中作品内容与具体时代具体书家具体环境的生动变化关系，也没有弄清楚书法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如果以书写内容为第一要素，那么，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乃至于所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原作，是否都成了书法佳作？例子只有到达极端才能看出荒谬。可以说，上述作品哪怕寸纸零笺，都是人类文化瑰宝，它们都和书写有关，但不能称书法作品。是中国人在长期书写实践里因文字和工具的特殊性与书写者才情技艺的结合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和书法文化。那么，不论怎样强调文化，笔墨技艺还是书法的主体。钱钟书先生说：“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习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书法的抄写实用价值在上世纪中期就因钢笔铅笔的普及而逐渐衰微，上世纪末及于今天，更因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日常书写几乎完全退出。但是，“用失而艺存”，书法以用笔为中心的技艺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彰显。在这样的形式下，书法的空前热闹和实质的衰微形成吊诡：一方面是书写退位，另外一方面却是大量以前并不深入研究书法的人开始进入书法，这个无形的推手其实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经济成为社会价值主要评价标准。书法一途本来没什么门槛，也非何人专利，不论你是早先上阵的秦叔宝，还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只要真有功夫就行。以后，更有很多官员也纷纷进入书法行列，中国书坛便出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上下交征利”状态。书法界的中心话题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变为头衔之争，权力之夺，发展下去，甚至会因为“书法产业”里的利害出现更加不可思议的怪事。王教授的北大博导身份不是官，但是有相当的话语权力，所谓“重建书法文化身份”，说穿了就是用已经在蜕变的“文化身份”来快速建立“书法权力”。除了一些空洞口号和以民族主义为招幌的矫情，“文化书法论”片面夸大书写内容的作用，贬损书法本体即笔墨技艺，这不仅不能在书法家文化修养方面提供任何价值，也说明自己对书法技艺的理解也还十分浮浅。
        书法文化的本质是精神人格
        王教授在其谈话里说他为多年来受到误解的沈尹默恢复了名誉。纯是不知深浅的诛心之论。当年固然有陈独秀评沈氏书法“其俗在骨”，但也有于右任赞扬沈为书法之“行家”，自抑为“玩票”。亦如韩愈谓“羲之俗书趁姿媚”，并不能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沈尹默书法多年来也一直大有人喜爱，他就是一个既有“书法身份”又有“文化身份”的文人书法家。因为沈尹默，这里还须谈及，并非有“文化身份”就可以同样具有“书法身份”，苏东坡和司马光同为北宋文豪，苏东坡是书法家，司马光虽也钞书无算，却不在书法家之列。同为现代写旧体诗的名家，谢无量是书法家，聂绀弩也喜欢书法，却不是书法家。同为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沈尹默是书法家，周作人就谈不上。以前的文人，专业之外，亦多所爱好（其实沈尹默就是因爱好而最后成为专业），文化人、教授、作家、官员，因为喜欢或者因为经济驱动进入书法，都未可厚非。但不可忘记：书法的基本形态是写字，中间经过无数因素的融入，最终还是写字。如果说当下很多书法家缺乏文化也缺乏社会影响，是多年来的文化断裂造成的，和书法的专业化倾向也有关系。以后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像苏东坡、于右任那样既有卓越文化建树又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书法家，还很难讲。现在很多不识书法本质的教授、官员都在冒充内行并高台讲布，用投机立场和荒谬观念影响书坛，同时就出现反书法常识也反文化常识的“文化书法论”之类。无视传统者大谈传统，背谬文化者夸耀文化，也提醒人们回顾书法传统里真正的精神和文化。王羲之、苏东坡这些让我们景仰的人物，他们的作品人们比较熟悉，作品下面是他们为精神思想付出的巨大代价。王羲之《十七帖》的大部分是在山野孤居里完成的，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以待罪之身，在饔飧难继情况下书就的。书法尽管今天成为很多文化人的谋食之具，但书法的基本品质是超脱而高贵的。谈书法文化，我们要反躬自问：我们的行为和言论，是在接近书法精神书法文化的本质，还是在远离它背叛它或者糟践它。林散之先生当年已经被挂上书协名誉主席之名，但他诧异：“怎么还有个书法家协会”。我们可以说先生老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算不得优点，但我们不能不说先生终身体现着书法文化和书法精神。陈丹青在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交谈时说：以前我们认为自己统治者之外的“他者”，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已经成为统治者。陈丹青的选择是放弃别人艳羡的“统治”地位，回归自我。现在世界的多元性发展确实给艺术家提供了多种生存的可能性，但是，最难的还是自动放弃权力。当年的王羲之、苏东坡，他们如果想不放弃，或者不想放弃，都是有路可以走的，王羲之即使回到金庭养鹅，朝廷还想把他追回去；苏东坡如果吸取坐牢流放的教训，不要对老朋友司马光提很多意见，他就当丞相了。这个诱惑可是比今天的书法家协会主席大得多呀，可是，王羲之、苏东坡，表达了也放弃了，正因为这些精神深处的表现，才有我们今天可以景仰的王羲之和苏东坡。如果说，当下书法缺乏文化，究竟什么是书法文化，什么是书法精神和书法人格？想有结论，就必须尊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体验正在发生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