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书画网设立福建刘蕙孙教授学术文化馆

纽约墨人

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1909年7月出生于北京。是晚清《老残游记》小说的作者刘鹗的嫡孙，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学术大师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当时，日本学术界早著名的一些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钳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因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珍爱，所以也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说：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宇总乓的羽田亨教授。
    1915年，他由日本回国，仍随住外祖父家。没有直接上小学，而先由罗振玉教认了一些字，读了二、三行的《三字经》，算是开了蒙。后则由其母亲自教读《三字经》、《大学》、《中庸》等。因不能理解其涵义，索然寡味。晚间，兄弟多人在灯下听其母说弹词，进而又偷闲阅读了部分家藏的古代小说等，不知不觉，兴趣倍增。10岁那年，罗家先后请了两位教书先生课读。次年，罗振玉又亲自请回了一位擅长桐城古文的安定先生，教他作文。经过一段系统、严格的训练之后，他的文章，大有长进，抉益终身。  
    1924年，刘蕙孙就读于天津同文书院。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日本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后，天津同文书院改名为中日学院，成了留日学生的预备学校。其间，尚住在罗家。每晚灯下又常与表弟罗继祖讨论经史，互勉互励。外祖父罗振玉，亦时时负手来为讲说，点拨指教。1929年，刘蕙孙由该学院保送到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学习商业金融。不久，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遂辍学回国。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金石学专家马衡教授，专攻金石考古之学，从而对甲骨、钟鼎及各种古器物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后又得到了沈兼士、胡适、刘半农、熊十力等著名学者的各种形式的指教。1935年,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由沈兼士先生介绍，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间，因精通日文，日本汉学家来北平访问顾颉刚先生，交流学术，就多由他担任翻译。久而久之，不仅学识大为开阔，而且也与日本汉学界建立了比较频繁的学术联系。1937年初，由顾颉刚先生提议，他出任冀察古迹考察团团长，组织开展冀察田野考古工。作。“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北乎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冀察古迹考察团亦自行解散，成员各奔东西，他则滞留北京。从上述刘惠孙的家庭出身，拜师求学及早期任职等经历来看，真可谓是宗缘硕学，受业名师。诸此为他日后的教学民科研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时期，他开始转入教育界工作。至建国前，先后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副
教授，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等。其间共开设主讲了“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文学概论”、“作诗法”“陶(渊明)、谢(灵运)诗研究”、“《周礼·考工记》研究”、“金石学”、“佛典文学”、“外国汉学研究”、“日语”等课程。
    建国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1951年，又由顾颉刚先生间接推荐，来到福建工作。历任福建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历史系教授。1963年，赴上海华东社会主义学院进修，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  “碰上千年难逢的好机会，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和地下考古、民族调查等。” 其间，又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教材与教法”、“高中历史教材研究”、“考古学”、“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 ”、“中国上古史”、“史料学基础知识”、“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
    1966年，“文革”开始，他同全国大多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迫害。十年动乱的后期，他被下放到校图书馆“劳动”。其间，主要致力于保护话藏历史文献资料，参与编撰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馆藏文献目录，如：《我国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台湾、琉球资料联合目录》以及碑刻拓片的卡片式目录等。
    1978年，落实政策，归队回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重新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异常珍惜这一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桑榆暮景，为霞满天。又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开设了“史料学’、“先秦史”、“古文字学”、“目录学”、“中国古代思想史”、“日本史概要”、“先秦史籍研读”、“金石学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石刻研究”等课程，同时担任了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顾问等职。
    1987年，退休宽闲。虽然身不在职，同样教泽宏施，奖掖后生。1989年至1990年，再次受聘为福州大学兼职教授，为日本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先后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考古、博物、钱币、地名、哲学史、诗词、历史、地方史等学会的顾问。
    刘蕙孙教授从教五十多年，亲承其教泽的各类学生数以万计。他共开设过30多门的课，足见其知识涵盖面之广。凡是有机会谛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的学识广博、讲述生动而喷喷称道。晚年，高度近视，几近失明。虽坚持上课，但无法板书，偶尔为之，只能在鼻尖几乎贴着黑板的情况下完成。然所书之字，往往一行叠着一行，难以辩清。因此，他晚年上课，以讲授为主。常常是低沉的带着江苏口音，半闭着眼睛，慢慢点头吟诵着一段段的《周易》、《左传》、《史记》、《说文解字》等有关内容，其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叹，人多誉为“活卡片”。尤其是讲
授“先秦史”、“古文字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史”等课程，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且时有诙谐幽默之语，使学生们能在不知不觉中感悟受益，成了学生最欢迎的老师之一。
    人们常说：治学者不一定教学，但教学者，一定要治学。因为“教然后知困”，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综观刘蕙孙教授的一生，正是在数十伞教学的过程中，博览群书，潜心研讨，遍涉了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文化学、经济学以及部分自然科学等范畴，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先秦史、金石考古、古文字学、《周易》及太谷学派研究等方面，造诣最深。他在自编的《刘蕙孙学术论著目录提要》“写在前面”的话如，曾这样写道：“我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除去为朋友代课教过3个月中学外，其它均在大专院校误人子弟。在旧社会，要吃饭就得多教书，多开课，故而拉得很广，文、史、哲、经济都有沾边。这样当然不能深入，为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所不取。但有弊必有利，因为牵涉面广，就有机会互相印证，因彼及此，往往也看到专家所看不到的问题。在教课中，往往有一得之愚，也就把它写成文字。一年写几篇，几十年也就凑了不少。虽不一定对，但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虽多谦逊之辞，然亦有切其实际者。他的一生，共撰写出版了10余部专著，发表了130多篇论文。不啻勤奋多产，而且确实有着自己的特色。其学术建树，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
    他擅长利用甲骨文和金石学的材料治史证史。如《<尚书·尧典>别疏》一文，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分析阐明了《尚书·尧典》中之“九族”、  “百姓”、  “万邦”，是中国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每十“姓”组成一个军事组织“族”等。其《洪水真象问题之探索》一文，亦采用了古文字学中的资料，考证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洪水就是指山洪爆发。  《司徒、嗣土与司社——与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院院长伊藤道智教授商榷》一文，又根据甲骨文，考定了商周司徒之官，最初仅是掌管公社事务的官，而不是管理土地的官。  《宗周和成周》一文，则提出“成”字在古文字中，是由一把斧头和一个据点所合成。成周的“成”
字，当是“武装的根据地”之义。罗振玉所解释的柙骨文“城”字，当为“垣”字之误。1984年，该文在《人文杂志》上发表后，被当年的《中国史学年鉴》评为：“一篇具有独特见解的杰作”。   
    二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首先，他对于《周易》的研究，既承家传，更有创获。他自己说过：  “从二十岁开始，与《周易》接触，距今已六十多年。虽不是专攻，也从未放弃过，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体会。”实际上，他的《周易》研究成果，多发前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自  1943年，他在《中德学志》发表了第一篇专门研《易》的论文——《易学象数别论初衍》后，至今共有10余篇的专论问世。特别是继承其父刘大绅先生未竟残稿《姑妄言之》而续成的《周易曲成》一书，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研《易》者的解《易》方法。该书侧重于《周易》“蒙以养正”的作用，提出读《易》之方，“首当辨先后天”，应该用王弼“得义忘象，得象忘言”的办法去探寻其本义，卦象爻辞，密切结合，相互发明，以达到“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目的。另有《<周易·序卦传>爻象变化规律之试绎》一文，仍以就言寻象，就象求意，曲成求其规律的方法，将两干多年以来一直是个谜的。《周易》序卦次第问题贯通了。这是《周易》研究史上了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次，对于清代太谷学派的研究，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太谷学派的高足，所以他童而习闻，趋庭所得。又数十年搜集、研读学派遗书，对太谷之学颇多发明。在所撰《清嘉、道、咸间民间思想的暗流——周太谷与太谷学派》和《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关于清代太谷学派对儒家圣功学说阐发的初步探讨》等一系列的论文中，率先提出了：太谷学派的思想是清代后期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一股暗流；太谷学派的“圣功”学说，就是儒家的“孝悌忠恕仁义”之。类，。也就是孔于所说的“性”与“天道”；太谷学派把解决身心性命“内圣”之学，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中，是辩证地结合了儒家所讲求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以及太谷学派把佛、道诸家以出世了生死的消极主张，，变成了入世为人类服务的积极主张等观点，均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关注。他的有关研究成果，填补了太谷学派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

    三  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
    他主要从事中日、中琉的历史关系研究，尤其是在后者。六十年代初，他即带领徐恭生、李茂忠等人，组织调查了福州仓山白泉庵琉球墓群，并将调研的结果，亲自执笔撰写了《福州南郊白泉庵琉球墓碑勘查初记》，为后来中琉历史文化交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八十年代后期，作为首批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应邀赴冲绳学术交流。又先后撰写发表了《中国与琉球的交往开始应远在明代以前》、《从远古到贡使时期中国大陆居民与琉球群岛居民之间交往痕迹的探讨》以及《在元代琉球群岛部落政权和中国发生贡使关系的一个旁证——关于冲绳浦添市博物馆所藏的“元押”》等论文，分别从福建仙游发现的琉球古文字石刻和冲绳的“门中制度”以及“元押”等名物入手考证，推断中琉民间的交往可以上溯到中国的南北朝，甚至更早至秦朝时期，从而大大拓宽了中琉历史关系研究者的视野。
    四  文学和文化史方面
    文史兼治，是老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早在三十年代末，他任教于北平中国大学时，就专门讲授过文学史的课程。其间撰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钞》一书，曾蜚声文坛二时小六十年代，又陆续发表《名园忆旧——<红楼梦>的荣国府与宁国府》、《<西游记>的历史背景》等文。八十年代，编撰出版了《铁云诗存标注》和《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学术界全方位研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九十年代，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化史稿》、《老残游记补篇》、《老残游记外篇》、《我与老残游记补篇》等著作。其《中国文化史稿》，  自成体系，涉及面广，以通史的体例，上溯原始社会，下迄明清时期，举凡历代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则学、书画艺术，以至中华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融汇、冲突与交流等，均作出了明晰、生动的叙述和探讨。不少地方，独具见解。评论界普遍认为：“此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化通史，也可以说是百年来继柳诒征教授《中国文化史》的第二部力作。”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收到赠书后，对该书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该书于1994年荣获了福建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老残游记补篇》，文笔神似原著，续写非常成功，亦深得文学评论界的称誉。
    上述以外，刘蕙孙教授还精于书法与篆刻，甲骨、金文、隶篆、楷书、行书，无不上笔，风格别具。学术研究之余，尤兴趣吟诗填词，涵养性情。自编诗集，凡数百首。诗作自然天成，重在真情，有太谷学人之遗风。
    1996年2月8日晚，刘蕙孙教授在伏案工作之时，突发脑溢血，溘然昏睡在案前的坐椅上，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终于1996年3月20日，乘鹤西归，与世长辞。文星殒落，梁摧栋折，海内外学界，为之震悼。张岱年教授唁函云：“刘蕙孙教授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对于文史之学有重要贡献。方期寿臻期颐，今遽尔病逝，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德国汉学家屈汉斯教授唁称：“刘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位真正的榜样，而且他的慈祥和宽容在今天的世界里也是难得和可贵的。刘老师对社会和学术的贡献太多了，……如今，他离开了我们，使我和国外的汉学界伤心。”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教授的悼文曰：  “刘蕙孙先生在《老残游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无论那一项都极其重要，都为这一领域研究者所不可或缺。他的研究成果跨越了国界，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对我们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此，的确是代表了海内外学界的心声。
    刘蕙孙教授晚年常语：自古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消逝的悲哀。孔子总是圣人了，而《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为了解决生死大事，佛出四门，提倡“涅槃”；道士修炼，力求长生；而太谷学派则继承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将解决身心性命的功行，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宣扬“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其具体的修身方法，则是以“立功、立言、立德”为法门，  “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最终达到“祈天永命”的境界。这是一种借助他人的思想怀念作为人类生命永存的修养形式和追求。换句话说，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人们念念不忘。当其命尽之后，由于人们的怀念和景仰，而久存于宇宙间的独特性就会凝聚更坚固，也就是人们所说活在人们的心中了。
    刘蕙孙教授虽未正式拜从过太谷学派，但一生之行事，则无不以太谷学派的思想为圭臬。他的一生，尽管屯蹇之日多而宽舒之时少，甚至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却依然能处之泰然，未尝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他谦和儒雅，安贫乐道，从教近六十年，春风化雨，桃李成林。他视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乐土，学而不厌，立言弘博，老之将至，持志弥坚。八十高龄之后，目力几近失明，仍旧兀兀穷年，著述不辍，依靠弟子转抄或口述笔录，又创作了150多万字的论著，同时还主持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谷学派与<周易>》研究压作，亲自带领弟子赴江苏等地，考察太谷学派的活动遗迹，收辑有关文献和口碑资料。此中之信念、毅力与甘苦，不言而喻矣!所以，他的一生，应当说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太谷学派的人生目标。
    一代学人，山高水长!

    个  人  简  历
    刘蕙孙，  男，1909年7月出生，江苏镇江人，民盟成员，教授。1929—1931年留学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1931年回国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金石学专家马衡教授。建国前，先后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私立北平中  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副教授，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燕京大学国学系讲师，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1年来闽工作，历任福建师院史地系副教授、历史系教授，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先泰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顾问，福建北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出版《中国文化史稿》、《刘蕙孙论学文集》等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30余篇。《中国文化史稿》获福建省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3月逝世。（方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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