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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铎鸣新-----木铎社第二回展·楹联书法展 李忻平 适逢辞旧迎新，木铎社第二回展的主题被确定为楹联展。 楹联源于我国古代汉语的对偶现象，西晋时期，出现合律讲究的对句，可视为其形成的重要标志。在1700余年的历史间，楹联与骈赋、律诗等传统文体形式互为影响、借鉴。最早的楹联样式，以谭蝉雪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出现在唐代，他们引以为据的是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一般则认为是出现于五代，《宋史蜀世家》对此有较为明晰的记载：“每岁除，（五代后蜀主孟昶）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宋代有关记载比较模糊，惟《岁时杂记》（北宋）、《梦梁录》（南宋）两部书提到过当时人们把吉祥语句刻在桃木板上，出现一种“迎春牌儿”之类的事情，其对联的形象远不如五代清晰。明代是对联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对联”的称谓出现了，且形象确凿无误。《簪云楼杂话》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自后，对联的运用逐渐普及。到清代，其应用之广，遍布民间。梁章钜《楹联丛话》的问世标志着楹联作为一种形式独立的文学、艺术地位的确立。
楹联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装饰和吉庆之喻，更在于它是一种对仗的、关乎节奏音韵之美的、考察人智慧与即兴反应的语言及文字游戏。历史上有关传说不在少数，稍一查阅就能获知其中的精彩。
书法中的楹联创作在今天主要是抄录前人旧作。自作楹联的当然也有，但古代佳句在心中建立的把玩标准使人们难以对今人所做的楹联佯装回味无穷状。五四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自知与中国古典文化（从语言到精神）之间的断裂，除非有特别的爱好或兴之所致，也乐得在必要的时候借用前人们留下的瑰宝。在抄写的过程中，楹联自身最为动人的东西——即时的思想活动，音韵、语义之美——被一种隔世的缅怀与对给定词句、意境的品读替代，这也不可不称之为美与启迪。 此次参展作者共十名。 翟卫民在草书楹联中经营线条的那份从容和到位颇能见出他对魏晋和明人草书的领悟。他长于篆刻，对古文字的谙熟、在方寸之地驾驭空间的经验使他的古篆和亦楷亦隶的创作游刃有余——它们随意、淡然、安适。 况尉的楹联创作在保持了他一贯流美、闲适的风格之外，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浑厚与适度的纵意。 相对于第一回展中的谨严与细腻，殷延国此次在楹联中呈现的是他的率性与恣纵。从他多变而自如的笔法、结构和线条质感中，我们能感受到书者挥运时饱满的情绪和淋漓的快意。 用笔从容、爽劲、灵活，结字时或开张俊迈，时或散淡虚和，这是李洪智行草书的独特之处，而行书笔意对隶书体的渗透无疑为他的隶书创作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虞晓勇极善控制用笔的方圆和力量的轻重，节奏及线条的份量、气势由此得到调节。他的作品流丽而遒劲，结字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趣。 赵彦国的楹联创作节奏鲜明，墨色丰富，草书于纵意中见醇雅，楷书于粗率中见含蓄。 周勲君是木铎社新增的一位成员。她的作品干净、雅致，力量与变化含而不露。 邓宝剑的大字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取法钟王，兼容北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个人语言：洁净，儒雅，大气，行笔间的风流蕴藉颇似王逸少。 吴国宝小楷极为温雅，行书则有倪瓒的荒寒之气。此次参展楹联中的大字行书在笔法、结构及节奏上虽与小字行书类似，但由于字幅的增大，墨色相对丰富，一种新的东西滋生了：浑厚与生拙，自在与悠游。 衣雪峰的书法有金石文字蚀刻的韵味。他极其注意线条的圆融、厚实与某些边缘部位参差不齐的崩裂感，下笔沉雄果断，必要时又潇洒流畅。 十位社员取法不一，性情不一，风格各异，对书法的信念和情感却近似。对他们的观察颇可见出当代书法创作的一个侧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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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1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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