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武（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副**、副秘书长）：
今天宁波美术馆举行的鲍贤伦先生书法展览开幕式非常成功，相信下午的理论研讨会一定会更有意义。研讨会由隶书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共同举办，参加今天会议的不但有一流的理论家，也有一流的写手，大家从理论和技法层面做出种种判断，一定会有新的启发。
先请鲍先生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初衷和在艺术创作实践上的得失。
鲍贤伦：
谢谢大家。上午开幕式是场面上的事，我更重视下午的研讨会，因为更接近书法艺术本身。我先简要介绍我的艺术经历。我从1974年随徐伯清先生学习书法，开始按常规楷书、隶书、草书全面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隶书更适合我，就选择隶书为我的主线。我的隶书也是先从汉碑入手，寻求突破，而后注意汉简。上海一些前辈书家对汉简作了有益探索，对我影响很大。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对自己的状态开始不满，发现自己与很多人撞在一起，没有新的局面。当我接触秦简以后，认真下了一番功夫。开始的时候有些过，但现在回过头看，觉得还是有必要，没有当时的“过”就不能与原来的汉简拉开距离。两年以后，渐渐地我又回到秦汉之间，以汉碑为基本骨架。现在有人说我的隶书有书写性，这来自于简牍和帛书的影响。我发现汉碑与简牍隶书之间的发展空间很大，每临都有新的发现。我对隶书更喜欢的是其线条的厚重，体格的宽博，气势的恢宏。为保证这种审美取向，我有意放弃一些细节，这种放弃十分痛苦。比如蚕头燕尾、墨色变化等，没有这些细节的放弃，就难以追求气象，这是技与道之分，是我学隶书的想法。我现在困惑的是时间有限，要想保证在有限时间内出成果，就只能舍弃**书体。这样一来肯定又不利于长远发展。去年以来我开始将学习的面放宽一些。前年在杭州做展览的时候，有人提出我的作品单调的问题，因此这一次我有意写了一些金文和草书。我的草书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创作很勉强。写草书对于我来说难度远远大过隶书。我的金文和草书基本是在正道上的，但远不如隶书自信。隶书的创作有我自己的理想，当然这是发展中的，是开放性的，希望不断升华。这次展览采用两种方式的呈现，一些作品是书斋式的，再就是为展览专门创作的，是为了适应展厅的需要。我从未试过巨幅作品的创作，我发现如果写简没有碑为基础是写不大的。这件作品有十几人帮助，写了以后我累倒了。所以我一直佩服王冬龄，能写那么大的作品。展厅创作的确有其特殊性，这次是我难得的一段创作经历。
何应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隶书委员会主任）：
很高兴这次展览成功举行。隶书委员会在年初的会议上就提出展览学术性的重要性，鲍贤伦的展览为此提供了个案的研究。我很喜欢鲍贤伦的隶书，关注时间也很长了。他自觉向简牍这个方向走已有十年了，有今天这个格局非常不容易。他的切入点弥补了隶书的传统。隶书一直以来是以汉碑为主导，二十世纪有大量出土资料发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古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当中特别是从篆到隶演变过程中的实物资料非常丰富。二十世纪以来，隶书的发现除刻石之外，大量是简牍隶书。在这方面来楚生、钱君匋等前辈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不少人都从简书中吸取营养，也都形成各自特点，但特别成功的不多。鲍贤伦的隶书在这一点上，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他通过选择、解构、重组这些资料，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这是他从早年在汉碑打下基础到形成当前风格特征的重要原因，既表现了时代精神又有个人特征。他的隶书在结字和章法的构成上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迥然不同于古人，其风格沉厚、宽博、质朴。我们发现，当代隶书用这种题材搞创作的，更多是在构成上表现现代追求，在形式上考虑更多一些，但在精神上发掘光大往往不够。隶书最难的是质朴，这一点他表现得很成功。我总结他在艺术表现上有四方面特点：一是抓住了秦汉隶书沉雄、博大、质朴的本质精神，这也是立足于他本人内在的需要。二是大气象，是气象和格局上的大。他的隶书举重若轻，从容自在，轻松，没有刻意，这是构成大气象的元素。三是艺术含量大，作品集中的理***章已讲得很详尽。刘熙载说，要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这才为大。四是简。他有意识尽量省略技法上的细节，是简约而不是简单，使他精神特征更加突出。有一点希望，如果在线条上进一步做到形简而意骇也许会更好一些。
陈振濂（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现代展览有其一个意义，给后人有取径上的启发。过去很少对新出土的资料当作经典来学习，学习书法过去一般从传统入手。而对秦至汉代简帛出土资料，对其解读时间短。不象汉碑，一代一代都有学者进行过充分的解读。取法秦至汉的简书属于另类、偏师，不是主流。如果选择这类简书，如何解读没有地方可借鉴，是一条风险较大的路。到目前为止，**以前甲骨文出土发现至今，考古界对古文字研究做得十分充分，但利用这些资料用于书法创作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路途很窄。虽然秦简出土量十分有限，在创作上需要创造，但这些并不妨碍艺术上与汉碑并列。鲍贤伦学习方式和艺术风格的形成，给了我们启发，我们学习书法，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风格中频频深入。这次展览比上次丰富，这反映他义无反顾地深入到他所喜欢的风格中去，说明如果对一种冷僻的风格做深做透，其感染力并不亚于过去那种逐渐深化而又慢慢养成个人风格的方式。我想，今后这两种的取法方式会并行。二是他说写大字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创作。对于展览，也许原来我们所理解的常态并非就是常态，原来理解的常态是文人书斋式的。以那种常态看今天展览，显然是非常态的。我对王冬龄作品印象最深、最精彩的还是那件《逍遥游》，这在他平时也许是非常态的，但今后这件可能就是他的代表作。这说明展览艺术表现与过去文人书斋式的挥洒状态是不同的。三是这个展览只是阶段性的，秦汉简这种风格的隶书还有大的余地值得探索。来楚生、钱君匋他们写简书，基本是把汉碑的复杂性作快速简单的处理。汉碑有石刻效果，需要慢。汉简表面似乎如此，其实对简书写法的总结至目前为止还是很粗略的。秦汉竹木简、战国简、帛书笔法的丰富性还是有待探索。鲍贤伦做了很好的开端，他所要面对的是如何提高的问题。简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可挖掘的地方，在表现的时候能否用上更多的手段？现在对甲骨文、竹木简、西域残纸这些新出土东西解释非常少，很少有人像对待二王、对待汉碑一样去研究和实践，需要有人通过实践，使竹木简笔法更加丰富，风格更加多样。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得好，意义不一般。相信鲍贤伦在这方面将会更加全面深入，真正成为简牍专家。
华人德（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次看鲍贤伦的展览，有浩然之气。把秦简写成这么大，就是个创造。鲍贤伦的叙述讲得很深刻。很多年前我就说，他对隶书的创作是有贡献的。不了解书法史、考古史的人会觉得他这样写隶书很别扭，一种古体不经过书法家创作是不能被普通人接受的。秦简和西汉早期隶书很少有人写得好，鲍贤伦能做到这个状态非常不容易。简书的历史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今天我们把汉隶视为经典，是习惯使然。我只写两汉，鲍贤伦从源头写。个展很难办，任何人都难免单调，但并不妨碍展览的成功。因为一个人的风格总有个主线，他主要取法的是秦简。我们发现各个区域出土的秦简有其一致性，这反映了其时代特点。写这些简书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将简书视为民间书法。我倒建议他以后从源头再回过头来，顺着秦往下，通过对源头的探索再写汉碑气息就会不一样了。鲍贤伦的落款不写行草，(鲍贤伦：主要是不匹配，难融合。)碑就是碑，帖就是帖，我不赞同交融。他的草书也是淳化阁帖来，写得再好也是枣木板，我觉得倒可以写章草。碑帖其实是无法交融的，做不好的。建议他不要放弃东汉，东汉隶书十分丰富，碑额、瓦当、砖铭、印章都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王冬龄（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看了展览，我发现鲍贤伦的隶书已经到了新的高度。他上次在恒庐展览就给我震动，这次震动更大。我欣赏他“梦想秦汉”，这次他是“我襟怀古”，秦汉已入他胸怀之中。这次展览让我们进入了博大雄浑的、充满智慧的书法殿堂。对他的大作品印象很深，创作状态非常可贵。从作品中能感觉得到，鲍贤伦把书法当作自己灵魂来对待。虽然书法是小道，但需要智慧，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的书法根底在汉碑，是“张迁”、“西狭”一路的，既有庙堂之气，又有简书的潇洒。庙堂之气就是气象，是主旋律。能将庙堂之气的古隶写出诗意，写出笔性，这是他的大智慧。我不赞同他不写草书。他用行草笔意写汉的结构，加上与生俱来的宽博厚重，是他可贵的地方。我硕士***研究的就是汉隶，二十世纪我列了九家，沙老说要加上了吴昌硕。因为吴昌硕的隶书有其独特性，他把隶书写长了，是一个创造。二十一世纪隶书的大家就是在座的了。隶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体，好多书家写好草书却写不好隶书。鲍贤伦书法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斯舜威（《美术报》编辑）：
看了鲍贤伦先生的书法展览，使我开了眼界。我是以书法史的眼光来审视鲍贤伦的高度。我思考最多的、也是最主要一点，不外乎代表性和创新性，也可以称之为突破性。只有这样才可纳入当代美术史里。我认为鲍贤伦的书法理念和实践是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理由是，他在探索书法形态发展变化上有自己独到的思路。我理解他的“梦想秦汉”是延续性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书法理想和抱负，而且是方**和一种手段。他实现了跳跃式的回归和上溯，在审美理想和趣味上实现与秦汉对接。众所周知，中国书法在清末民初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形态基本成熟定型以后，如何创新突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画就走得比较远。在吸取西方艺术养分和运用传统媒介以外的材质上，中国画远远离开了传统，而在书法上，不适宜也不允许走得非常远。其内在本质要求书法只能立足于本体传统进行创新。鲍贤伦书法迂回穿梭到秦汉，尝试书法形态新的发展变化，在秦汉上寻找书法形态变化的可能性，他不是简单的学习摹仿，而是让自己审美取向回到那个时代，从而与时代精神相融合，这是难能可贵的。
刘恒（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部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早在八十年代我就关注鲍贤伦的隶书。那时他的隶书不是这样子，后来随着工作转变，书法有了转变。我知道他对汉简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秦简出土不到五十年时间，能利用在创作上并不多。楚简会多一些，但是可以归入篆书一类。秦简资料相对少一点，字型少，使用过程中有困难，这就涉及我们学习古代书法遗迹是怎么样利用的方法问题。我们发现很多人学习传统有个现象，就是临摹时相对满意、对位，一旦到个人信笔发挥，就有脱节、无所适从的感觉。这几年鲍贤伦有自己的突破，他在利用古代文字资料时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将简书作为他的符号载体，让自己的追求通过秦简来表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样板，他对古代资料的吸取和再利用上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我们学习古代书法总免不了简单的募仿，甚至做作、摆放、描画，有的作者在创作中完全美术式工艺式地利用古人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认为，无论取法何种书体，其核心在于书写性，在于书写的连贯性。鲍贤伦的隶书创作就是抓往了书法这一核心特征。我很欣赏那件大幅作品，一气呵成，气势连贯。我在细想他写这件作品的整个过程，是如何的忘我从容。尽管他的作品很现代、很前卫，但他的书法创作和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为人的表现却是一致的，是儒家志于道、游于艺的精神体现。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隶书上，给人展示的是轻松的从容的。他的作品所体现的这种风貌与他的为人有关系，他的经历、他的修养在他的作品上得到体现。我的建议是，在追求博大气象时，对细节有意的忽略和放弃，应该只是阶段性追求的特征。我倒十分喜欢他前几年的作品，记得有一次我在新昌大佛寺石牌坊上见到他写的一副对联，足足看了半小时，深深被它吸引了。我想他的作品如果能保持细节的精到，使作品的整体感和节奏更好一些，也许会更理想。
李一（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观察》副主编）：
从当代书法史的角度看，鲍贤伦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书家之一。由于他多年从事文物工作原因，对古代传统理解比一般书家会更为深刻。他的创造性体现在借古开今上取得成果，对当代书坛有启示。他怀古情结非常浓厚，对古人的向往，对天水放马滩的向往和喜欢比一般书法家更浓。天水放马滩有原生态，他借助这样生机勃勃的原生态来进行隶书创作。放马滩东西非常古，但对我们来说是很新的，古人没见过。他及时利用了这些新资源，这是他智慧的一面，这是借古。另外在开今上他很有想法。他总是在梦想秦汉,他的怀古是利用了古人的符号，进行新的创造。秦简文字非常小，他的创作由小变大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创作成功适应了时代的审美需要。展厅这些作品有他面目，其特点胡小罕文章总结为“凝重的挥洒”，总结得非常准确。他将简书与碑融合，尽管不是达到了制高点，但已有了他自己的独到特征，这是很可贵的。他本人称那件大作品是集体创作，与原来书斋式的书写状态不一样，但传统的因素还在。其实摩崖刻经也是集体的创作。鲍先生继承了传统理念的东西，他并不局限于书斋式创作。他在创作大作品后总结了“气势”。在我看来，他的大作品在气的连贯和笔法的精微上，还有欠缺，略嫌粗糙，不如小幅作品精采。但这件作品还是成功的，只是在气的弥满与韵的连贯上有待提高。看得出他是个严谨的人，建议今后不妨在大幅创作中增加活脱的因素。
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对鲍贤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以此风格进行创作十分关注。我认为这个展览是个很有学术性的展览。到底什么是有学术性或者学术价值的展览呢？从鲍贤伦的展览上看：一，从资源上有学术性，这大家都谈了很多了，我就不说了。二，创作方法本身有其新颖独到的地方。一是专注，对一个资源的深入。有人说有点单调，但反过来说，这个单调可能是深入做所必需的。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很偏激、固执，他认为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泛性欲主**释。后来的更现代的符号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符号来解释。实际上所有的学术都有其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会发现都有不足之处，都需要**学科的弥补，需要学术本身的发展。但这些学术又有深刻的合理性。所以说，学术上这种专注是一条思路做下去时所必需的。如果说失去了多样性，但却获得了创作方法与资源上的学术性，这是不容易的。二是编造。当前很多人在写楚简，与秦简相比，楚简比较多。而秦简少，而且模糊，能利用的甚微，需要编造，想像不了。三是旁通。他的简书已经深入人心，这次展览又有了金文。特别是那件大盂鼎，是展览中最好的东西。虽然个性不强烈，但是我看到的三十年来最好的金文作品。可能他对这件作品自己觉得不重要，是为了对付展览。这是一件西周重器，以端庄凝重为特征，与写秦简不一样。这对他以后创作很重要。三，作品得失有意义可说的地方。凝重与流动的统一，这很难做到。不要说隶书，草书线条的流动有分量的也不多。既能放松写，又能写得有份量的不常看到。从中他的得失很明显，很有典型意义。什么是学术？什么是理论研究？所谓学术就是对一件东西有话可说，而且是别人所没有说过的，这就是学术。这个展览让人有话可说，这就具有了学术性。凝重与流动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展览是对人的逼迫。鲍贤伦说做个展览太累了，这就把他顶到一个极限上，逼迫他习惯的写法，包括松驰的写法、严谨的写法和排列整齐的不整齐的、放松与严谨之间的写法，全部拿了出来，给自己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样板，确定以后的道路。这不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人，乃至对当代书法创作状态都有问题可想，有话可说。四，展览以外的思考。通过取法秦简的丰富性，重新来探索摹仿和创造的问题。现在好的先秦文字的图片很多，就发现书法史必须重写。这些发表的早期书法史全是文字学，书法本身东西在哪里？现在极好的印刷品的出现，给我们打开了眼界，让人感觉书法史必须改写。但是改写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要做。从甲骨文到战国简，从秦简到汉简一直到魏晋，这段书法史必须彻底改写，这里边要做很多工作，最主要就是这些资料的整理、利用、分类。这也是鲍贤伦的展览所引发出我的思考。我提的是学术问题，但他的创作会与此联系在一起，而且很紧密。如果说，早期文字各个时期的风格，在书法创作上都有人去利用，书法史的清理研究与书法创作就紧密关联起来了。
胡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书法》杂志执行主编）
我也一直喜欢鲍贤伦先生的隶书。与刘恒一样，我也是在新昌，却是佛堂两边的那副对联吸引了我，我也足足看了半小时不忍离开。我平时到全国各地跑场子，到处宣传浙江有个鲍贤伦很了不起。我很赞同对一种资源研究的深入，人的一生精力是有限的，能在一点上有突破就十分了不起了。何绍基说过，与其打很多井打不到水，不如打一口井。鲍贤伦就是打到水的人。人都有基本情结，张艺谋的基本元素就是铜鼓，他就是充分利用他这一点情结。为了避免单调，这次鲍贤伦先生放进了一些金文、草书。我倒认为没有必要，展览就是要纯粹，就要强调一个情结风格，只要充分演绎其微妙的变化，反映不同情绪、不同质感、对章法结构水墨的不同处理就可以了。鲍先生是在不丧失古意的前提下出新意。人生到了最高境界时所体现出来的质地是最好的，看似低调，却让人回味很多，王冬龄就是这样的人。同样，鲍先生书***处于这种状态，高贵但低调，又有品味。他对古隶的资源充分挖掘利用，出新、出奇、出效果，颠覆了传统隶书写法，他综合汉碑和篆书的元素，很苍茫，题材对象又新，非常成功。我建议他还要“一鸭多吃”，继续深入。他的草书很好，用笔质地很出彩，尽管还不成熟。他的展览意识不强。展览就要量身定制，要根据场地来总体设计。他展览作品最好的不是那件大幅作品，而是“我襟怀古”长条，有笔有势。还有是没必要拿出临摹作品，有的话也要有综合设计。下次做展览我可以来做策划。
曹锦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古文字学者）：
我很早关注鲍贤伦的隶书，对他在绍兴时期的隶书，我印象是写得熟，感觉太熟后有点飘。当时我想如果加点简牍书就好了。到了杭州后，鲍先生开始写简书。作为书法家关注秦隶的问题没有我们搞古文字的考虑的多，我们角度是从文字学出发。以前真正的秦隶无非秦二世诏版上的字看成秦隶书。云梦秦简出来后，所谓的秦隶书实际上是带有篆书笔意比较多的那一种隶书。古文字学前辈对这些文字研究很多，也有用于创作。比如商承祚先生，写出来的隶书与秦简一模一样的，其实老先生在隶书创作上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神韵。而鲍先生的隶书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思路，他带一点碑意硬笔写隶书。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他这一路子越来越成熟了。实际上他的隶书更多的是西汉初年的东西，秦的东西还是少了点。放马滩的东西是秦到汉初的东西，张家山的、里耶的东西也是汉初，秦还是少了些。这次展览作品与前几年不一样，前几年我们有过争论，我们角度不同，他认为好的，我却认为不好的；我认为好的，他却不满意。当时他刻意追求硬笔，这次展览作品我们的理解一致了。我认为他现在碑的东西多了，他认可这一点。前几年他为了创造自己个性，有意追求东汉碑刻硬的东西，秦汉少一点。所以我看到带有秦汉隶书特点的就认为好，而他却看重东汉碑的元素，追求硬朗，看法不一致。现在不一样了，他已将碑与简结合到了自如的境地。但是到了成熟的地步以后该如何办?东汉的东西是否要放弃?如何更好利用?既然从源头追求，毕竟秦简年代太短，汉简太熟。因此，我建议能否从战国简中吸取营养。不客气说，现在书法家写楚简实在不敢恭维。都写得太像了，没有了个性。实际上楚简有很多营养，上博的那批楚简我参与整理，里边有不同流派，很多样丰富。有的笔法飘洒，很适合在鲍先生的作品中的运用。如果加入这一些，下一步切入点上会有新发展。金文作品从我的角度看虽然生了一些，但汉碑简牍成份加进去了，神韵还是简牍的东西，不拘谨，特别好。
吕如雄（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
从鲍贤伦的艺术操守得到很多启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胡小罕的文章说他走的是一条个性极强的非经典的路子，这概括提炼的非常准确。鲍贤伦不从经典入手，需要胆识和智慧。我们对古人的话也不能食古不化。比如“取法乎上”，什么是上？什么叫中？是时间的概念？还是人和物的概念？这里边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如果说是人和物的概念，那么二王怎么解释，王羲之超过他的老师。这里就没有谈到创作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谈到个人的智慧。鲍贤伦的价值和启迪就在这里。从最近几年全国书坛和展览中看，有一个典型现象，就是跟风现象。九十年代是明清书风，近年推崇二王。中国书法史毕竟不是二王史，我们必须理清概念。鲍贤伦能把隶书写得认可的高度，让人思考的地方很多。中国书法碑帖刻石汗牛充栋，当中有雅俗之分，有高低之别，作为具体的作者，要清楚那些东西适合你，鲍贤伦的成功是个启发。再反思我们作为书法界领导，怎么来思考在中国书法的走向上把握的问题。我反对日本书法教育方式，作者临书与创作都一个模式，学的都是老师的。作为我们书法组织者来说，要有包容性，要有开拓视野，要鼓励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选择学习范本，这个很有必要。我们有些已取得一些成绩的作者也跟着学二王，有必要吗？如果展览大家都是二王的风格，作为组织者来说是失败的。我们从鲍贤伦的作品中看到书法原创精神的体现。书法从书斋走向**，成为**文化组成部分是一个进步。作为创作来说，其**价值不要与原创精神有所抵触。书法艺术本来是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活动，从鲍先生自述中，他把书法作为陶冶情操、构筑精神家园的手段。他对书法的真诚，让我们看到原创精神的光芒。
刘文华（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秘书长、培训中心主任）
这个展览很成功。当前的很多展览造声势多，实实在在突破不多。这个展览让我们看到他进取的精神。展览给我的第一感觉很静，说明他对艺术的思考、理解、追求的头脑是清醒的。因为他的职业使他有更多的理性，这在作品中表现得很充分。他的大作品，可贵在除去气象以外，更多在求笔的简约中表现隶书的原生态，能表现静态来，很可贵。我们看到不少人把大字写得很张扬狂妄，能写静的不多。鲍先生的隶书在简中求静、动中求静。小幅作品更浪漫，说明他在展览的整体思路上有自己安排。另外，他的成功不是在面目上，不是在技术上，不是简单的取法定位，而是首先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他取法秦汉简的古，所追求的却是新，是以古为新。求变是以古变古，给自己艺术实践留下极大的发展空间。隶书历史发展有两条线：一是碑铭隶书，即所谓经典隶书；二是墨迹隶书，后者不能不算是经典，无论是存世量，还是字数，还是**的使用量，都远远大于前者。为什么往往将墨迹隶书作为粗野的、旁门的、小道的东西？这有历史原因，一是出土晚，清以后才逐渐认识其价值。我们不能将历史上形成的经典作为我们取法唯一的依据。鲍贤伦的路是条大路、正路，不能认为碑正墨偏。再是他的艺术实践对当代书法发展有启示。这几年隶书发展相对低靡，很多人机械地学两汉，草草学今人，小趣味，小模样，玩花样多，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不客气地说，现代人写隶书把汉代精神学没了，把气象学没了，而是偏重去追求所谓的“意”，而这个“意”未必科学。从鲍贤伦的作品中我们欣喜看到了正大气象，是人格上一种真诚，直接的，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小动作的，都从字里行间表现出来。鲍贤伦的创作不失理性，这种理就在此。有人认为他在用笔上稍嫌简单，有一定道理，因为取法秦汉简很难避免这种用笔的简单。研究隶书的人都知道，真正汉碑的笔法更多表现在运笔中，而不是起笔和收笔。相反汉简书写速度导致其运笔动作的简单化，简书真正的变化是在起笔上，是在笔势的丰富性，而不是在形体上，这是两者在技巧上的反差。从他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汉碑痕迹和篆书的笔法。凡是篆书运用比较充分的地方就不简单，而篆书成分少的东西相对简单，对此他已经做了有益尝试。我的建议不妨扩大取法面，因为汉简笔法应该是相当丰富的。没有汉简的出现就没有后来行书和草书的出现，它是行书草书包括隶书的祖宗。人们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文字笔法的变异导致文字变异。所以要扩大取法面，如果在行笔方面让汉简当中行笔“抹”的方面适当加以控制可能会更好。我在山东蓬莱阁看了他的一个对联，看了很久。因为我看到了既有现代又有古代的东西，笔法变化很有趣味，他保持了简书的书写性，潇洒、沉着、凝重。我在大作品前同样激动，我想像那种气象和用笔速度是在什么心态进行的。他应该是忘了自己，很震憾人心。并不是形大，而是气势。这个展览是让隶书在当代的发展留下好的空间，特别是对当代隶书反思开了好头。一个优秀艺术家最重要的并不是创作多少作品，技法表现得如何，而是在作品中留下思想和精神。其实王羲之最伟大的地方是给后人留下审美空间，加上丰富的技法。我们书法人真正为之努力与追求更多的是书法的学术性，如果能让书法反映思想精神、审美情趣，综合反映作者素质，在学术上能呈现作品分量，那才是贡献。当代书法最大的悲哀是一部分人把书法技术化、功利化、简单化。我们提解读历史，更重要的是读懂历史，读懂我们为之热爱的东西，这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张继（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秘书长）：
鲍老师是当代隶书代表性书家之一。一个书法家归根结底是个思想家。我的理解有三点：一是他取法的迂回。他取法从汉碑到汉简再到秦简，这是他长期的通过周密的学术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他的迂回，表现的还是汉碑所固有的朴茂、博大、沉雄，表现的气象没有变。二是取法的专精。取法的专精是为了表现的专精，从博到精，博其实就是专。之所以有现在明显个人风格的体现，在于他的专精。没有专精，没有深挖，就没有现在这种体貌，就没有现在在全国隶书不太景气下有这样成功的形象。三是取法的丰富。专精是相对的，他的作品既有汉碑的东西，也有汉简的东西，还有篆书的东西，取法很丰富。这是个比例的问题，秦简占主要，甚至有行草在里面。丰富精彩的表现，体现了鲍老师的理念与技艺的关系，是技进乎道的关系。说到单调，从局部上看一个字上，他考虑了各种矛盾的处理。但从整体来看，缺乏动与静的处理。我建议在落款时使用章草、汉草。
金鉴才（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西泠印社副秘书长）：
鲍贤伦早期的隶书就写得很好，当我发现他写简牍隶书这个变化时很惊讶，当时还接受不了。根据我对他人品的了解，他应该不是个轻率的人，他做事慎重、诚实。从开始不理解至对他的理解，我有个过程。前次在恒庐看到他的个展至今天的展览，我慢慢有了理解。听说写了一件大作品，特意来看看，看了的确很成功。从他作品的成功，对他进入今天这个状态是不奇怪的。他在文物领域工作，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有更真切的了解和感情，这种感情在思想中慢慢酝酿，然后对书法的取向产生了促动。他通过书法给我们传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他创作的书法，用“创作”这一词也许不妥当。因为他的作品不是心血来潮硬创作出来的，而是从心灵发出的感叹。他找到书法这一方式很真切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感受，和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他是个真诚的人，平淡的人，字如其人，不造作、不张扬，很平和。关于对他未来的发展，不要取长补短，要扬长避短。不要考虑丰富性、多样性。丰富性、多样性可以由书家整体来完成，个人不必承担此重任。能将自己的长处进一步发挥就好。这种形式很新，但他所用的词汇并非“创新”，他的精神襟怀没有这种概念，这种文字古代就有，写法古人也有。就像白话文与古文，虽带有时代性，读起来可能不一样，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中国书法传统就是那么一个传统，对于传统用不着去“创新”。
卢乐群（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很早就开始注意他的隶书，他原来带有汉简味道的隶书给我很深印象，原以为他这条路会愈走愈深。但后来他又有新的变化，很新奇，他的隶书有一种古奥之气，淡定而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80年代初我也曾留意过隶书的创新，当时我在浙江书法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一个想法：“隶体行书化的思考”。前人如康有为、赵之谦、于右任走过的路只吸取到碑，没有走得更远，没有从隶书中吸取营养，没有从更远的源头重新寻找出路。由于我的才力有限，想到了却没有做到。我看鲍贤伦的作品特点是既平和又流动，是我以往向往的但没有走出来的。目前写隶书，经常碰到取法如何打破经典传统的问题。可能在他面前也曾有过两种路子的选择，一种是从传统经典的学习模式；另外一条他更钟情原始的东西。他的思考和努力，我内心深深感动。对于技巧方面的取舍，我相信他能把握好，对他有信心。今天展览给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更坚定我对他的相信。鲍贤伦能做到这个状态有魄力，反映了他内心的追求。
曹工化（艺术评论家）：
鲍贤伦先生的展览与**展览不一样，能给人思索。使我想到了中国书法史，想到中国当代书法状态。他的展览不管怎么样，只要让我们有了思考就很成功。鲍先生紧紧抓往前人没有做过的资源，面对前人没有经典解释的时候，他有风险，但价值就在这里。什么叫经典？所谓经典是我们前人掌握文化话语权已经界定了的东西。当我们进入所谓经典时，你的思维与动作已经被格式化了，当然没有风险，但也没有价值。当我们整个书法文化被格式化的时候，如何去创造，这也是当代书法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这使我想到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人类与上帝必须通过牧师中介，牧师的说法变成上帝的说法，这已经不是上帝了。我们直接面对上帝要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要中介。对此鲍先生做了榜样，他冒险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要直接接触书法真谛，而不要通过中介，这要有积累和底气，鲍先生有这个积累。再是鲍先生不是创造，书法文化败坏就是在“创作”。 在隶书已不是通用的文字情况下，他为何要选择隶书，选择隶书的意义何在？这也是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取向的角度，他选择篆书向隶书转变时的文字。就像康有为们选择北碑，是从隶书向楷书转换的文字。选择书法的转型时期，其实所反映背景是**文化的转型，这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文化转型的时候，大胆地切入就会发现文化转型很多的可能性。康有为们发现了，今天鲍先生也抓住了这个可能性，是在当前文化格式化的背景下，寻找到文化资源开发的多样性。在整个**转型时期，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择隶书？中国文化历史中有隶书与没有隶书不一样。正如鲍先生所说，对于他有没有书法，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在当下我们书法文化中，我们用隶书在增强我们文化体系，如果没有隶书，我们中国文化记忆就会缺少一部分，隶书表现的是堂堂之气，刚正方正之气。我发现隶书与中国古代建筑特别相似，比如**就很像隶书气象。隶书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状态中呈现刚正、大气、皇家之气、庙堂之气，这个文化记忆如果没有隶书，文化会单薄许多。今天如果甩掉隶书，就舍弃中华书法这个辉煌的记忆。鲍先生选择隶书是在寻找心灵安放地方。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化记忆，用什么文化路径寻找文化记忆。从技术上，当他以现代人的角色进入隶书庙堂时，他发现这就是他的精神家园，于是他表现得坦然率性，堂堂正气。
汪永江（浙江省书协主席团成员、浙江省青年书协主席）：
鲍老师的隶书从恒庐的“梦想秦汉”到宁波的“我襟怀古”，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转变。恒庐展作为第一个阶段，标志着由今隶到古隶的体势转换。以秦到西汉简牍帛书为体，以行草笔墨为用，亦隶亦篆，结字奇险，情趣活泼，空间布局大开大阖，聚散夸张，格式以长联、横幅小品居多。在恒庐展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究其原因，除了体势新颖独到之外，我以为主要在于作品生动的意趣与古朴的气质动人；第二阶段以此次宁波展为标志，是从体势的简约化向气象恢宏的转换。作品以巨幛榜书为主，小品为辅，体势的处理较之先前趋于简朴，复以汉碑笔墨为用，笔势凝重，气象壮观。书写现场与展览效果，共同呈现出雄强的气概，引发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动。宁波展强烈反响，究其原因，应该是精神上的震憾。
戴家妙（浙江省书协主席团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
鮑贤伦先生的展览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作品倾尽全力，诉诸气象，融液屈曲，奇峭博丽，摄人心魄。展厅出来，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两组词语：“异体同势，古今杂形”与“模糊地带，独自发挥”。同时，联想起两位大师：沈曾植与吴昌硕。晚清时期，沈曾植比**书家更加地多关注到简牍帛书、碑版与章草等这些新材料的学习与研究，创造了不与人同的新书风。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异体同势”论。他提出：“笔随势，体自意，造物之变也。何常之有？”并进一步指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而以为变也。故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这就是独到的“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鲍先生近年力作中，我约略感到这一理念的上下求索。不知这一臆测，合鲍先生原意乎？反观当今书坛，信息纷杂，出版物繁多，书风相撞比比皆是。而秦简是属于少数不被众多人所认识的“新资源”，是篆乎？是隶乎？大家对秦简书法的认识还停留在“模糊地带”。正是这样的“模糊状态”，使得大家“望而却步”，没被“过度解读”。鲍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模糊地带”，独自尽情发挥，写法亦“庄”亦“谐”，字形似篆似隶，文质相兼，洒脱自如，创造出了人们所不熟知的新体。经典乎？非经典乎？在他的笔下浑然一体，新变而不离古，是谓高明。与沈曾植不同，吴昌硕独攻一体：石鼓文，自称：“一日有一日之境”。因其精熟无比，纯乎化境，所以，他的书法以篆书为核心，照样在晚清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且四体兼擅，为后人所不及。鲍先生数十年致力于隶书，由汉而秦，兼及真行草书。求其渊源所自，与缶老暗合。不知这是不是鲍先生的又一成功秘笈？
傅其伦（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嘉兴市书协主席）：
鲍贤伦先生在现阶段的书法探索，以其独特的角度，不求宽泛，唯求深入，注重整体气度而不偏重局部细致，且又能从纯粹的秦汉记忆里衍生诸多形态并自成体系。以现代方式驾轻就熟地奏出黄钟大吕，似在中低音区的秦汉古调。浑穆拙古的笔调及端庄堂皇的书风虽已悄然奠定，而创造的前景却依然广阔。鲍贤伦先生那“我襟怀古” 的心智，坚执着“梦想秦汉”的意念，情不自禁地契合着黄宾虹大师“重、拙、大”艺术主张的审美趋向，这正是当代书法探索的成功实践。什么是浙江精神？什么是中国气派？鲍贤伦以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姿态向书坛展示了多种启迪。
陈纬（浙江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一直以来，传统的隶书以汉隶石刻为宗。汉隶主要依靠刻石拓本得以传播，刻制工艺夸大了其装饰性，造成与原书写状态有别的笔法差异，引发审美、批评和学习上的误解，因刻石之讹而传讹。直到明清，特别是清季形成“尊碑抑帖”的审美思想，汉隶才真正成为书法家取法的书体。可以说，隶书摆脱实用转入艺术的创作历史不过短短三百年的历史。回顾隶书艺术化的进程，邓石如全面继承、整理汉隶，集其大成，有荜蓝之功。清中晚期，伊秉绶、何绍基、金农等书法艺术家，对隶书的艺术创造作了深入的探索，可惜的是时代的局限性使得他们的探索没有很好展开，一是隶书的最初状态无法见到，只得依助刻石拓本，其基础只能是刻石为前提；二是整个时代的艺术审美氛围，影响其隶书艺术化创新的全局性。清人隶书艺术化创造的不彻底性，给当代隶书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鲍贤伦先生很幸运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隶书风格形成是在遍临汉碑而上溯秦简，经十年孜孜追求，逐渐成熟。他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又使他有机会接触对新出土的秦汉乃至再往前的文字状态。这些从篆到隶转变的墨迹文字，即使古人也所知了了。鲍先生作为艺术家，当他接触、研究这些文字，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时，他并非机械简单地还原，而是进行了哲学的思考，通过对比、甄别、取舍，在汉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他在隶书文字结构的处理上甩开碑刻的藩篱，纵情挥洒，合理夸张，巧妙构思，惊而不险，寓变化于合理之中，为古隶创作赋予了新的艺术色彩，使古老的以书写实用为目的的文字上升为艺术创作，形成了他独特的隶书创作特色，拓展了隶书创作空间，为中国隶书史贡献了智慧。当代的一些隶书大家，在继承总结前人的遗产上，创作各呈特色，具有原创色彩，这种创造性正是推动书法历史发展最为可贵的精神。他们的隶书即使放在古代隶书中亦毫不逊色，甚至有超越先人的地方。当代隶书创作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具有书写性，使隶书的凝重感与墨迹书写的流动性统一了起来，丰富了隶书的表现力。鲍贤伦先生这次展览提供的作品是他近段时间隶书创作的一个总结，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隶书在他笔下抒情化的创造，给当代隶书创作乃至整个书坛的继承与创新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因此，他的思考与创造必定在隶书史留下重重的一笔，也必定有其突出的地位。
张索（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篆刻委员会主任）：
鲍贤伦先生的书法作品展给我们的启事是多方面的，以上不少专家已作了很好的评论。昨天我拿到作品集仔细欣赏，他的书法用笔苍茫，浑厚庄重，取法高古，亦秦亦汉，亦篆亦隶。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字中具有金石气息。今天我将鲍先生的字同篆刻连在一起思考，从作品中仿佛看到了篆刻的影子，例如“日新汉德”“积学养气”等等。篆刻艺术与篆书关系最大，篆刻贵在字法。印章中的篆书主要可分为“书写类”和“设计类”。“书写类”属篆书的原生态，尤为重要。真正能立世的篆刻大家均以篆书见长，且有其独立的篆书文字体系，“印从书出”必是至理。如吴昌硕的取法石鼓文，赵之谦的取法秦诏版等等，现当代的齐白石、韩天衡、石开、王镛、黄惇等都有自己的篆书体系。现在不少篆刻家尽管技法纯熟，孜孜不倦，但终因没有自己的篆书体系而沦为平庸，我的苦恼亦此。今天看了鲍贤伦先生的作品，精神为之一振，鲍先生从秦简中取法，参以汉碑，文字造型符合六书，不离古法又有新意，形成了较独特的篆书文字体系和风格。论篆刻之道，刀法易而字法难，鲍先生虽未动刀涉及篆刻，若以秦汉为宗，以刀代笔，必轻车熟路，必为印坛高手，可卓然成大家，鲍先生不妨可一试。
胡小罕（浙江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鲍老师在书法中有一种持守精神很坚定、很顽强，也是最可贵的。鲍老师的持守已经超越了艺术兴致、艺术才情的维护，更不仅仅是指书体或书风。这是他与书法传统、时代背景之间确立对应关系之后，对自己所要做的工作的定位和践行。持守才能深稳，才能为不断加深对书法要义的理解把握、不断开掘新境界提供可靠支撑。如果要挖掘他的书法的当代性，这是最有效的切口。我曾试着把鲍老师的书法状态概括为“凝重的挥洒”。这次第一次看他写字，觉得挺形象的。但我原意是想说鲍老师对书法与他对传统、时代、生活、思考、观念、职业、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关系处理。承应我的一些理解，“隶书写我”中“隶书”是挥洒的，而“我”是凝重的；他的书法形迹是一种挥洒，而对书法理想的“持守”是一种凝重。他在“凝重”与“挥洒”的推运循环中，渐渐地完善着自己的书法个性。但愿我的概括不至于被大家引向是对他实际的书写状态的描摹。
方爱龙(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师范学院教授)：
当今的书法创作，参与人数之众多，热情之高涨，以及可资参考与借鉴的书法资源之丰 富，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仍不甚满意，总觉得缺点什么。而在鲍贤伦先生2006年初的展览和本次展览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他从“梦想秦汉”到“我襟怀古”的艺术情怀，同时也感受到他正在以缜密的思考与坚定的信念从事着不随时流的艺术创作。鲍先生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动力与所沉潜的学术品质，让我不禁联想到清代初期的那一辈勇于反思与出新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清初文人书家中盛行着一种“真草篆隶一体”的论调，其理论核心是强调以篆隶为本、诸体用笔一理，表现为对传统书法帖学末流“趋俗”现象的反思与批判。“真草篆隶一体论”的产生，远绍宋元文人，近接晚明遗风，试图在金石学（学术）与帖学（艺术）两方面加以联结，彰显的是清初文人参与书法的热情和“激活”书法的愿望。鲍先生上追秦汉，抒写“怀古”之胸臆，这其中必定有他最大的幸福感，也许“返古避俗”就是他的艺术理想之一。
剑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2006年，鲍贤伦在杭州恒庐美术馆举办“梦想秦汉——鲍贤伦作品展”，当时我有幸参与了策展工作，认真拜读了鲍老师的几十件作品，精神为之一振。作为圈外人，感受到当代书法的一种优秀取向。这次鲍老师宁波展的作品，又有了突破，特别是宁波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对作品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鲍老师根据实地而创作的作品很好地适应了场地，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在上午的开幕式上，鲍老师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宁波展，是一次回乡汇报展。鲍老师虽然出生于上海，后来在贵阳学习，在绍兴、杭州等城市工作，但内心深处还萦绕着一个城市，那就是祖籍宁波。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鲍氏先祖迁徙到宁波生息繁衍，这种基因种在鲍老师心灵深处，使得这一次展览对鲍老师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便没有出生于此，祖籍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是鲍老师所说的“生命之根”。书法则是鲍老师心灵的“安顿之所”。在我看来，鲍老师的书法创作也是中国隶书的寻根之旅。对鲍老师说来，“梦回秦汉”，由汉朔秦，侧重于秦，他直击隶书的源头——秦简（楚简），从秦简中汲取养分，追求古雅、沉雄、大气、灵动。鲍老师的书法创作又是中国文化的寻根之旅，中国文化固然有晋宋的婉约精致，浅斟低唱；更有秦汉的磅礴八荒，气吞云汉。鲍老师书法更致力于后者，以隶书为突破口，将古雅沉雄之美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当鲍老师将天水放马滩秦简转化为5米高13米宽的巨幛大字时，他获取得不仅仅是放马滩秦简的外形结体，而是神韵精气，是秦文化的气势，是中华文化的博大。欣赏鲍老师的书法，不应该局限于“形而下”的层面，而应从形而上的文化高度去解读，在当代文化背景中解读其书法创格的意义。刚才有些老师建议鲍老师在把握沉雄大气之余，能更好地注意笔墨细节。我私下认为，一位艺术家在确立个人风格时，得到的同时必须舍弃许多，如兼顾所有，患得患失，很容易落入平庸的泥沼。潘天寿倡言“一味霸悍”就是建基于清醒的自我认识，从而成为**画巨匠。
许洪流（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前面大多数先生的发言集中在价值观与方**上。价值与方法是不同层面的两个东西，一个在形上，一个在形下，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对一个书法家来说，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采取什么方法。何应辉先生发言时，曾提出建议，是否可以使点画内涵更丰富些。我想，这首先是一种肯定，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我臆测，何先生的这种期待与鲍老师的内心是吻合的。因此，关于二王书风的部分展品，我认为绝不是为了丰富展览样式而为，而是体现了一种为丰富作品价值内涵的方法和过程。鲍老师近年来一直视作养份的秦汉文字，形式古拙，风格质朴，但其本身的内涵是有待充实的，这也是一个书法家所应当为而且必须为的。至于华人德先生“碑帖不能融”的观点，我并不赞同，近百年的书法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了，碑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风格，在融通上是有方法的，而且方法是多样的。于右任、沈尹默等书家的成就便是明证。当然，从这个层面讲，鲍老师起步不久，或者说今天的展览正是这一起步的标志。我期待，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鲍老师必有面目全新而更富内涵的作品面世。
杨西湖(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鲍贤伦先生是当今我国书坛有实力和有影响的书法家，在创作实践上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令同行瞩目。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很早就与鲍贤伦相识，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一是为人谦和平淡，在书协组织的活动中，事无巨细，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浙江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以前他在绍兴，带领绍兴书法界同仁，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形成“永和风”。后来到杭州，依然支持书协工作。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他人格上的魅力。二是他有执着的事业心。无论平常政务有多忙，他总能坚持自我，坚持方向，把时间更多地花在书法创作上。今天展览这么成功，与他这么多年的执着坚守是分不开的。他的书法从过去的淡雅平和到今天的老辣纵横，还是能让人感觉出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与精力。而且，他还是具有高度的**现任感的书法家。平时，开会聚首，他时时会提及一些他所忧心的现象与问题，也常常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体现了他身上那种可贵的人文气质。
赵雁君（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随鲍老师已有多年，给我们最大影响之一就是一个“古”字。为人、处事、写字，什么都“古”；古训、古则、古意，“我襟怀古”，成了鲍老师生活、工作、从艺的基本定势。这次展览的推出，再一次见证了鲍老师于古典书法的持守、于经典书法的驾驭，甚至是超越。他曾自题小型隶书展“梦想秦汉”，本次展览再标“我襟怀古”，这就是他的境界。就他的创作，分明是“借古开今”，并已蔚然成风，但他还是自谦“梦想”、“怀古”，这就是鲍老师。在他的笔下，突现着秦汉的苍浑与博大，从他的隶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当代隶书创作超越古人的可能性。因此，鲍老师隶书的借古开今，正是其书法的时代价值。在鲍老师的书法实践中，确是在不断地“怀古”，但不是被动地“泥古”，更不是简单重复的“与古为徒”，而是“为我所用”的化古为已，这又是鲍老师于当代书法创作在方**上的意义。
陈洪武：
这是我参加的最真诚的一次展览研讨会。大家做到了思想与灵魂的冲撞。无疑鲍贤伦的隶书已经构筑了他非常壮丽的风景。在这，我对各位老师的发言作一简单的归纳(略)。总之，这个展览在技法的审美追求上体现出原始的自觉的直率，在构成上是绝对的茂密，在气韵表现上和精神上表现豪迈的气概，使得他的作品饱满，体现宏阔的文化精神和学术价值。当然，最有价值的是各位老师向鲍贤伦先生提出的建议，比如从源头再回到东汉，在追求大气的同时，不要舍弃精微和细节；再比如建议更加融化自然，在厚度上如何表现洒脱，如何使自己今后的延伸有一个新的层面等等。这些意见是对他寄予的厚望与寄托，希望他能做得更高、更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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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楼主
发表于 2010-11-29 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