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平安帖》拍出3.08亿天价

钱塘客子

嘉德秋拍夜场成交额破单场纪录，中国艺术品亿元俱乐部添新作

中国艺术品亿元俱乐部又添一员。昨晚，中国嘉德2010年秋拍夜场上，此前备受关注的书圣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拍出了3.08亿元的高价。至于买家身份，中国嘉德表示暂时不便透露。

《平安帖》拍价仅次《砥柱铭》

昨晚八点，中国嘉德举行了“秋光万华———清代宫廷艺术集粹”夜场拍卖，整场有25件拍品。最初，乾隆的《盘龙松》亮相，便以超出估价近4倍成交。20点47分，当2109号拍品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亮相时引起全场关注，此前该幅作品就被保守估计能过亿。拍卖从5500万起价，短短两三分钟便竞价到8800万，此时有买家直接加价到1亿元。此后买家以1000万为竞价阶梯展开争夺，最终该幅作品以3.08亿成交。这成为继黄庭坚《砥柱铭》（4.368亿）之后中国书画作品的第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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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 今晚竟拍的艺术品件件价值连城。在这其中，清朝乾隆皇帝在清宫藏品目录《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5件艺术品都有着极其高的收藏价值。而这五件艺术品中，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乾隆时期的《青花苍龙教子图双螭耳扁壶》以及《宋缂丝蟠桃献寿图》都具有被拍出天价的潜质。

王羲之真迹早已消失，高古的精摹本历来被当作真迹看待。这一次从海外远赴归来的高古的精摹本历《草书平安帖》可以被称为**藏品。在前几天的预展中，慕名而来观赏此帖的人就非常多。而《宋缂丝蟠桃献寿图》是目前市场上发现的唯一一件缂丝艺术品，根据专家分析被拍出天价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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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达认为是南宋摹本

　　《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无名款。历史上多数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第一眼见到它的图像，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反复临摹过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牍，其风格含蓄凝重，历来公认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无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馆的“馆本”，这卷“馆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图书馆。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远宦帖》，分别藏于日本私人（闻二战中已毁）和台北故宫。

　　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书中，就有草书《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书一件，摹本今藏台北故宫）。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别名，即姜夔指为献之书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

　　乾隆获此帖的时间大约很晚，加题时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内府法书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轩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无缘跻身清宫刻帖之荣耀。此后不知何时，它流出宫廷，“隐居”人间，又错过了照相术昌明后百余年来的“出版大潮”，各种影印王羲之法书图录中皆不见其踪影。难怪今人骤见鸿宝，颇觉眼生。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巍巍地位与赫赫声闻。

　　徐邦达先生三十多年前见过《平安帖》后，对它进行了细致的著录与研究，文字刊于《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结合本帖绢地与前宋花绫隔水是一时物、书写系临写带勾描、上古印“书画印”（文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等并非伪物等认为摹制时间的断代“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或是北宋王诜府上出产

　　说实话，根据这些情况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结论。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许是：“卷中钤有北宋末宣和内府与南宋初绍兴内府的伪玺，所以它只能产生于南宋中晚期，因为古人是不敢伪刻当朝皇帝御玺的。”然而，难道摹帖与钤盖伪玺必须同时进行吗？为什么不能是摹帖在前，钤盖伪玺在后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拙见如下：

　　文征明对于上距自己仅三四百年的“大名头”王诜的鉴藏印章，理应相当熟悉，就像今天的鉴赏家应当熟悉项元汴、安岐、梁清标的印章一样。他在跋文中明确指出《平安帖》上所钤“书画印”等属于王诜，如果找不出过硬的反证，我们没有理由不采信他的说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时间应不晚于北宋王诜生活的年代（11世纪初叶）。

　　至于我为何不采信文氏关于此卷题签为宋高宗所书的说法，是由于北宋以后“元章书”为流行书体，仿效者实在太多，很难仅据“犹带米法”就说是赵构。

　　《平安帖》为绢本，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见的。唐人以“双钩廓填”法摹帖多用纸本，他们是在认真地作学术意义上的“拷贝件”，故往往连原作上的破损痕迹也忠实勾出。《平安帖》的绢地，徐邦达先生已经确认是宋绢，故此帖的性质，严格说应叫宋临本。舍纸摹而用绢临，主要是想通过材质的高贵使人信为晋人真迹，造就一件可以乱真的“文物复制品”。文征明对“绢本”这一点十分看重，他在题跋中说：“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人犹然。”似乎就是上了这个当，把复制品当真迹买了。

　　当然，这并不贬损《平安帖》的价值。千年古物，不管当年的摹制动机如何，其传承右军书道的功能，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由上述两点，我们联想到王诜其人。王诜是宋英宗的驸马，北宋时代仅次于徽宗皇帝赵佶的第二大书画玩家。关于他赝造名家书画的记载，古书上屡屡见之。这里只举米芾《书史》中非常生动有趣的一则：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写。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时，使一苏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馆为胥。王诜尝留门下，使双钩书帖。又尝见摹《黄庭经》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图**’，乃余验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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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热”中**对古法书的渴求，以及王诜们的应对之策。据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今天我们面前这件《平安帖》，极有可能就诞生于那个时期，或者竟就是王诜府上的出产——高手临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时候，它又被继起的业内高人拆去原来的花绫后隔水和贉尾纸（上面很可能有王诜等北宋人的印章、题记，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钤有伪宣和内府诸玺的黄绢后隔水及贉尾纸，又在本幅钤上绍兴伪玺。这样，一件王驸马的鉴藏品就提升为宣和、绍兴两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窃以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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