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升非“行书之祖”——张金梁先生论文

书法与中国社会

刘德升非“行书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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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梁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中，往往将每一种书体都指定了其创造者，如张怀瓘《书断》曰：“史籀即大篆之祖也”；“李斯即小篆之祖也”；“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程邈隶书之祖也”；“史游之章草之祖也”；“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伯英（张芝）即草书之祖也”等[1]。张怀瓘之所以如此论说，大都因为在古代文献中有这些人对于相应书体创造的记载。今人不再相信某人创造一种书体的说法，但却承认他们应该是此种书体的整理完善者或书写水平特高者。但也有例外，即此人对于某种书体没有关系，是认为错误地理解了前人文字，而出现了以讹传讹现象，如张怀瓘所谓“刘德升即行书之祖”就是如此。

一、“行书之祖”问题

张怀瓘《书断》曰：“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徳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徳升即行书之祖也。”[2]为了弄明白刘德升是如何创造出“行书”的，我们再看一下张怀瓘《书断》中对刘德升其人其事的记载：“刘徳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歩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行押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痩，亦各有君嗣之美。”[3]张怀瓘在论述中没提及刘德升创造“行书”方法和过程，只谓其“以造行书擅名”，证据是“胡昭、锺繇并师其法”。那么张氏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先唐传世文献上寻找，关于刘德升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卫恒，其有《隶势》曰：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4]

文中首先论述了“隶书”形成的原因，历数了从“王次仲始作楷法”之后的梁鹄、邯郸淳、毛弘、左子邑等善隶书者的同异问题，最后说到了曹魏时期的情况：“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显然是说在魏朝初期，锺繇、胡昭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隶书大家，他们俩为了推行发扬光大隶书之法，都学于刘德升门下，而锺繇的书法与胡昭不同，但他们各有所长，在社会上都非常盛行。刘德升也因锺繇、胡昭书法的而倍受后世重视。

继卫恒《隶势》之后，《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记载了刘德升其人其书：“刘徳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5]从文中对刘德升的简单记载并谓其“不详何许人”可知，当取材于卫恒《隶势》，但不同的是出现了谓刘德升“善行书法”这一新的评论。那么在没有多出的材料情况下，怎样得出此结论的呢？仔细分析卫恒《隶势》与《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之语会发现，应该是错误的理解了《隶势》中“为行书法”语句所致。前文已经分析过，“为行书法”是“为了推行发扬光大隶书之法”的意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定是将“为行书法”中的“行”、“书”二字强加联系为字体“行书”，这样便把《隶势》中“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歪曲成锺、胡二家“为了‘行书’之法，皆学于刘德升”，由此可推当老师的刘德升当然应该“善行书法”了。在这里“为行书法”之“行”字应该是动词，有“推行”、“实行”之意，如《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路问，闻斯行诸？”[6]《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7]《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8]其中“行”字之内涵皆然。因此说“为行书法”的原意，应该就是“为了学习推行传统的隶书书法”，不会有别的意思。隶书是东汉以及魏、晋朝廷通用的正体字，文人墨客都要学习这种书写样式，其也是入仕做官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是锺繇、胡昭拜在刘德升门下学习书法的真正原因。再者，《隶势》之议论都是围绕着隶书而展开，不可能去议论“行书”的传承。况且，“行书”之名出现较晚，《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锺繇善“三体书”中始有“行狎书”之记载。“行书”之名从“行狎书”而来，当自东晋“二王”后才开始使用，若将“行书”之名用于汉末魏初之书法，便有“关公”战“秦琼”之滑稽。

唐张怀瓘所撰《书断》，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论著。但由于使用材料众多，难免出现在材料使用上的失误。其将《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刘徳升，善为行书”的错误记载直接引用便是其中较大的败笔之一。更甚者是，张怀瓘凭借着在书法史及书法理论上深厚功底，对前贤书家大都在原有的资料上再加发挥。当他接受了刘德升“善行书法”后，便有了如下推理：既然胡昭、锺繇皆跟随刘德升学习行书，之前又没有善行书之人的记载，那么“刘德升”自然就是“行书”之创始人，故毫不怀疑的将刘德升冠之为“行书之祖”了。之后重要书法文献如《宣和书谱》、《书史会要》等皆从其说，于是人们每提及刘德升，必盛赞其行书或尊为“行书之祖”。当代书学昌盛，但书法史及书法辞典之属，都记有刘德升创造行书之事。较为严谨的学者们，虽然不主张一种书体为一人所创，但皆将刘德升视为“善行书”对此书体整理发展有重要贡献之人，以讹传讹程度之深便可想而知。

二、刘德升其人

刘德升其人其事，在历史文献中记载非常少，所以在名字及书事上出现了诸多异说也无法考据校正，如《法书要录》中所收王僧虔《论书》及四库本王愔《文字志》等，书“刘德升”为“刘得升”，明解缙《书学源流详说》延用之。再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清初万斯同撰《书学汇编》（浙江巡抚采进本）曰：“董羽谓刘德升即刘表，为书家之祖，此据《三国志》云表字景升，非德升。”[9]可以看出，人们不惜胡乱联系，很想揭开刘德升其人的神秘面纱。

《墨池编》卷一载有《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记载了十八种奇异的书体及创作者，如“古文者黄帝仓颉所作”、“廽鸾篆者史佚所作”、“雕虫篆者鲁秋胡妻所作”、“薤葉篆者仙人務光所作”等，其中还谓“璎珞篆者，后汉刘徳升所作，因夜观星宿而为此法，乃存古之梗概。考其规踪，体类蝌斗而不真，势同回鸾而宏远，天假其法，非学之功，虽诸家之法尽殊，而此书为之首出，后汉儒生悉皆学此。”[10]从十八体及所作的人来看，只有“小篆”、“飞白”几种所说为真，其余皆光怪陆离云山雾罩难以查对，成为无稽之谈。正如赵崡《石墨镌华》所云：“今所传十八体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实有之也。”[11]案，“璎珞”由梵语“枳由罗”音译而成，是印度贵族的缀珠玉所成的项饰。汉时佛教虽传入中土，但没得推广，“璎珞”之语尚未传来。至六朝时佛教大兴译经渐多，在《妙法连华经》中方有之。梦英为僧人，故杜撰与佛家有联系的“璎珞”为篆名，并谓创造于刘德升，正是因为刘氏的神秘色彩难以对证而容易附会罢了。从实际情况看，刘德升其人自卫恒《隶势》提及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不详何许人”，便说明自《隶势》之后，关于刘德升的记载资料在此时期没有增加。梁庾肩吾撰《书品论》，在“中之上十五人”中有刘德升，谓其字“君嗣”，[12]不知源于何处。关于刘德升的记载，最为详细者便是捧刘氏为“行书之祖”的张怀瓘了，其在《书断》中为刘徳升所作的小传，成为后世人们论述刘氏其人其书的主要资料依据。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一则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书法文献，传唐韦续《墨薮》卷一“用笔法并口诀第八”载：“魏锺繇少师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13]《墨薮》“用笔法并口诀第八”，后被宋陈思所编《书苑菁华》卷一全文收录，改题为《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文中虽有如锺繇盗韦诞墓以求蔡伯喈《笔法》之荒唐事，但不能因此而全部否定其史料价值。其中“魏锺繇少师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之记载决非空穴来风，一定有所依据。关于刘胜，汉应劭《风俗通义》曰：“蜀郡太守颍川刘胜季陵，去官在家，闭门却扫，岁时致敬郡县答问而已，无所褒贬。虽自枝叶，莫肯为力。……”[14]《后汉书·杜密传》中亦涉及到刘胜其人其事：“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已，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隠情惜已，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后桓帝征拜尚书令，迁河南尹，转太仆。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后太傅陈蕃辅政，复为太仆，明年坐党事，被征自杀。”[15]此段文字是说刘胜与杜密皆辞官归里之士，为人处事的风格大不相同：刘胜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真正隐身林野；杜密虽去官回乡，但仍然关心当地政事，后又出仕为官。在此我们还知道了刘胜亦称为刘季陵，颍川人，曾为蜀郡太守，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其年龄当与杜密相仿。杜密在灵帝继位陈蕃辅政时，复官太朴，坐党事自杀。刘胜没有出仕，灵帝时乃活在世上。

我们将刘胜与刘德升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有诸多共同点：一是皆为颍川人，二是皆为锺繇的书法老师，三是皆主要活动于汉桓、灵帝时期。特别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名子最后之字“胜”、“升”音同。宋洪适《隶释》卷二云：“东汉循王莽之禁，人无二名。”[16]后来学者研究认为事实并非绝对，能找到一些两字名的例外者，但皆承认东汉时以单字为尚，刘姓为国姓，而锺繇所师者当为门第较高家族，他们的取名当符合朝廷贵族社会的高雅时尚。所以我们怀疑，刘德升与刘胜很可能是一个人，“刘德升”之名可能从“刘胜”之名衍出。另外“刘胜”人称“刘季陵”，而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七录有杜密与刘胜归里事，当取材于《风俗通义》或《后汉书》，但将“刘季陵”书为“刘季林”。[17]清汪琬《尧峯文钞》中有《方公（国栋）墓志铭》，其中亦引用刘胜故事，亦书“刘季陵”为“刘季林”。[18]将“陵”变为“林”，一定有其版本依据或别的原因。“陵”、“林”之意本不同，而有相近者是指不同身份人的墓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陵”云：“至汉，则无帝（墓）不称陵矣。”[19]而“林”在习俗上将比帝王地位稍低而有重大影响人物的墓地称为“林”，如“孔林”、“关林”等，后人书“季陵”为“季林”者当与此有关。另外，古人取名与字是很讲究的，其既要有吉祥美好的含义，还要使名、字之间意义应相得益彰。而“胜”与“季陵”似乎难以找出相辅相成的联系，且自汉帝王之墓独称为“陵”后，东汉人不可能将此字用于名、字之中。由此度之，“季陵”并不一定是刘胜之字，可能与其祖籍、居地或去世后的葬地、谥号等有关。若从字义上看，“君嗣”作为“刘胜”之字反而较为合适，于是我们便有了如下大胆的推测：刘德升作可能就是刘胜，后人尊称为刘季陵，字君嗣，颍川人。曾为蜀郡太守，善隶书，锺繇、胡昭曾入其门学习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