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进:你是河南人,我们知道河南是书法大省,名家林立、书家众多,河南的书法家大多取法篆隶、王铎等书风,作品极具气势。而你在书法学习上却取道二王,可以说是闹中取静、独具己见。这种意识是从什么时候萌生的呢?对二王书风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董玮:当时选二王和米芾并没有太多的主观性,只是喜欢,后来写碑倒是有意识弥补自己的不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学书的开始阶段,临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临。同样临一个帖,出来的结果千差万别——有的俗,有的雅,有的很快就能运用,有的只能依葫芦画瓢,这说明临习的方法很关键。
到一定程度临帖应广泛,在广泛涉猎基础上形成的风格才会后劲足、更有深度。就像一颗树,只有根扎得深、远,才能枝繁叶茂。学书不应刻意追求某种地域书风。
王羲之无疑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王羲之的作品笔笔考究,字字精彩,空间布白混若天成,每幅作品都堪称经典,我觉得他就类似于做一辈子好事的人,这是一种高度。
对于二王我还是偏爱大王,最喜欢他的《圣教序》及手札,喜欢其中的“简洁”和“古质”。
虽然二王很经典,但也仅是众多传统经典中的一种,只认二王肯定是不对的,就如餐桌上的某一道菜,味道再好,吃多了也肯定会腻,长期单吃那道菜肯定会营养不良。曾翔先生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各种碑帖如同人体内需要的各种营养,含某种你需要的营养的菜即使你不爱吃,为了身体健康也得吃。道理易懂,但当今任性挑食的人还是很多。
贺进:我们看你近年创作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体现出“碑帖结合”的思想,在作品中既有碑刻书风的大气磅礴,又不失帖学书风的雅致入味。关于碑帖结合的思想,从清末到现在,一直存在争议,有人提倡这种思想,其观点是“碑学运动”将碑刻书法发掘出来,与帖学书法相结合是一种意识上的独具匠心;也有人反对这种思想,认为书法的技法还是要存在于二王的体系中。这两种思想的存在我认为最终还是存在于“碑帖结合”的道路难以琢磨。不知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你在“碑帖结合”的取法上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董玮:碑帖结合的路子很宽广,可变性非常大,因此难以琢磨,也正因为难以琢磨,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搞起来像探险一样,才更吸引人,如果未来的事自己都一清二楚,自己干起来还有劲吗?
你纯粹写帖也可以,但你不能否定碑帖结合。庄子说“道在屎溺”,屎溺中都有道的存在,都可以从中悟道,难道与“帖”关系那么密切的“碑”就不能为“帖”所用吗(或“帖”为“碑”所用)?其实看看近代很多有成就的书法大家就可以明白——齐白石、徐悲鸿、于右任、李叔同、徐生翁、匋博吾、黄宾虹等,哪个不是碑帖结合呢?碑帖结合肯定是拓宽书法风格、推动书法发展创新的一条路子。当今只写帖不写碑的人不多,专写碑不写帖的人更少,以写碑著称的孙伯翔先生,他的行草作品也是碑帖结合的。
“碑帖结合”也只是一个名词,我觉得书法远远不只是“碑帖结合”,书法可以融合的东西还有很多,除了古代残砖烂瓦上的文字,街头的涂鸦外,与相关的艺术门类也可以融合,如设计、影视、音乐、绘画等等。对于一些现有的名词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这样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致广大而尽精微”方能有大成。我觉得古今有成就的艺术家大都是视野开阔、取法广泛的,如陈国斌先生的篆刻,融入了砖瓦陶文、滑石印、唐宋官印、明清流派印、甲骨、钟鼎、砖瓦、竹木文字痕迹甚至道符、图腾等,取法非常广泛。沃兴华先生除了在名家书法上下过超人的功夫外,对敦煌写经、砖瓦陶文、摩崖造像以及形式构成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贺进:我们知道,你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且已经是当地的“局长”了,那么来到北京在书法院学习之后,毅然辞去局长职务,在北京专心学习书法,你当时怎么想的呢?难道是痴迷书法的情结才这样选择的吗?
董玮:纠正一下,是“副局长”,并且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挂着呢,只不过舍弃了一些升迁的机会。
脱离岗位来京上学一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官场的应酬,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书法。为了书法我经历了三次大的抉择,第一次是放弃在银行的优厚待遇到文化局工作,第二次是舍弃仕途来北京学习,第三次是决定留在书法院教学部工作。
我刚在银行工作时,工资就超过了工龄几十年、还是政府办主任的父亲。2002年我任文化局副局长时是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如果不出来学习,提升的机会应该很多的。世事有得就有失,有失也意味着就会有所得。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虽然有苦,但很充实、畅快。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贺进:在书法院学习,想必应该是你颇有成果的阶段,也是影响你书法创作的阶段,同时你也是王镛先生的入室弟子,我们想知道你在书法院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王镛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董玮:到书法院学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艺术和人生轨迹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是我人生中很关键的一步。中国书法院名师众多,且风格、观点各异,注重书画印并举,无疑对学艺者很有启发性。我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提高、开阔了眼界。这一点对每位学书者都是至关重要的,王镛老师曾说过:“把艺术的规律想通了,就如同了解一个院子,站在高处看要比在地面转几圈心里还清楚得多,立足点高对学习每一门艺术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大的收获就是从老师、同学那里获得了很多经验、方法,提高了创作能力,同时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都是我一生的财富。
从1996年和王镛老师认识、2000年拜师到现在这么多年,王老师从未明确指令我要临什么、下一步怎么走,但从王老师的作品中、发表的言论中、交谈时有关艺术的只言片语甚至题外话中,还是让我感悟颇多、受益无穷。王老师对我影响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独立思考,这也是王镛老师一贯强调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去王镛老师家,那个朋友拿出画请王老师指导,王老师看后批评他对古人研究得不细,并顺手拿出一本齐白石的画册(北京画院出的“草间偷活”),指着其中的一幅紫藤说,看到这幅画你要研究这些藤条是怎么交叉的,哪疏哪密,哪粗哪细,并要琢磨齐白石为什么要这样画。作品是会说话的,作品摆在面前自己还看不出来,光靠别人说是没用的。我当时听了后很受触动。二是对待艺术要认真、踏实。当初王老师对我说,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靠炒作出了名,但最终能站住脚还是要靠实力。这句话一直在耳边提醒我。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依靠的不只是单方面的优点,而是多种优秀品格综合的结果。与王老师在一起,他的睿智、博学、幽默、大度、朴实、不慕虚名等都时时在感染着我。这里透露几个有关王老师的片段:
a、王老师是一个不太注重衣着的人,每年他都要来书法院上两周的课,几乎每次都是一身衣服穿到底。听石开老师说,某个夏天他去王老师家,看见王老师身上穿着一件背心,上面烂的全是洞。
b、2006年王老师到十渡看望书法院写生的学员,与山道边上摆摊的老太婆聊天时,老太婆央求王老师:“看您肯定是个退休工人,每月都应该有退休金,您就买点俺的东西吧?”旁边的学员听后哄堂大笑。
c、一次陪于明诠先生去王老师家,聊天时师母又动员王老师参加中央的某个组织,并说某领导都说话了不好推辞,王老师却坚决不同意,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起来,最后还闹了小别扭。
d、2005年王老师在书法院首届班内示范时,我站在他左侧拿相机录像,王老师看见后边画别嘟噜:“老录,老录,有什么好录的啊?”后来扭过头张大嘴冲我啊呜了一声,逗得全班的同学都哈哈大笑,大师的童心由此可见一斑!
贺进:你认为书法的学习应该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董玮:书法的学习一般都要经过临摹、临创结合、创作(形成个人风格)这么几个阶段,我是坚决反对“临摹到家了自然就能创作”这个观点的,我觉得临创是密不可分的,形成个人风格后仍然需要不断的临摹,汲取新的营养;初始的临摹阶段也需要有创作意识贯穿其中。一些名家后来之所以僵化,一些人之所以“只会临摹不会创作”,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临创脱节。
贺进:作为中国书法院的教学部主任,你是怎样看待当今的书法教育问题的?中国书法院的教学体系是一套为社会所公认的较为优秀的教学规范,你认为中国书法院的教学优势在哪里?相比当今的“学院派书法教学”体系有什么不同呢?
董玮:书法在社会上的混乱现象在教育界也同样存在,“写字”与“书法”的混淆使一些只会“拿毛笔写字”的人成为了教书育人的老师,年复一年的“毁”人不倦,真令人痛心!书法教师专业水平差在各综合类大学中很普遍,专业院校相对较好,但也不容乐观。
我觉得中国书法院教学的优势一是名家众多,二是开放包容,三是书画印并举。来中国书法院任教的老师有20名左右,大都是在书、画、印三个方面具有非凡实力的大家、名家,如王镛、何应辉、刘正成、石开、沃兴华、陈国斌、丛文俊、曾翔等,其中有的老师当初王镛老师与他们也不熟,但觉得他水平高,就请来了。这些老师来自大江南北,各有所长,观点不一,对学员特别有启发意义,有利于学员的兼收并蓄。书画印兼攻一是有利于学员融会贯通、相互裨益,二是为大家以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书法院有不少往届学员现在就走到了国画专业的路子上,如首届的赖昌平,现在已经是圈内很有名气的画家了,颇受程大利先生青睐。
书法院每届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年,上课的老师又多,这就决定书法院的教学是“浓缩型”的(用学员的话说是“吃不了兜着走”)。书法院的教学没有按书体逐个来,也不局限于一碑一帖(有的老师虽然也讲某个书体,但不单单局限于那个书体,对其他书体也有指导意义),在进行临创训练的同时,注重书画印的互补,注重各种书体的互通,注重各种艺术思想的碰撞,注重以道驭技(按曾翔老师的说法是“寻根式”的教学),我想这些可能是与“学院派书法教学”体系最主要的区别吧。
贺进:你在负责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出版了十多万字的《痕迹·中国书法院助教日志》,另外你的创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你平时是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的?
董玮:与别的专业院校相比,中国书法院在选用任课教师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加上王镛老师个人的号召力,才使中国书法院能荟集那么多的名家大家,这个优势是别的院校很难具备的。把这样的一个教学记录下来,使众多名师的艺术思想、学书经验能广为传播,惠及众人,我觉得很有意义,因此从2007年9月开始,我对书法院第三届书法班授课的全过程进行了记录,日日伏案,几经整改,历时近两载终于完稿、出版,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后来看到读者给予的好评,特别是听到沃兴华、石开等老师的高度评价,心里就一个字——值!
书法院招生每年一届,因教学采取的是全脱产的形式,学员吃住都在校,所以事务特别繁杂,这些年教学工作牵涉了我很大的精力。在教学部与教授、学员接触,我得到的信息特别多,但因事务多、练习的时间少,没能很好的消化吸收,总觉得还有很多很多想法没有表达出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大量空闲的时间来进行书画印的学习研究。
贺进:你在书法学习的道路上,有没有走过弯路?或者在书法艺术的审美眼光?或者书法的学习方法?如果有,你之后是如何改正的呢?不妨说一说,以给众位书友以借鉴。
董玮:我开始学书就注重传统,坚持临帖,没走过大的弯路,但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我认为提高书法学习的效率如同到达某个目的地一样,一是要速度快,二是要方向正确,二者缺一不可。眼界高、审美情怀宽广能保证路线正确,掌握读帖的方法、临摹的方法、临创转换的方法能保证高速度的前进。
贺进:关于流行书风,一直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我们知道,关于流行书风的盛行,必然有其盛行的不可置疑的时代因素,流行书风在王镛先生的倡导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行书风的?
董玮:流行书风已经是老话题了,我原来在论坛上的一个回复虽不成熟,但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摘录于下:
流行书风是否要坚持下去,关键还要回到对流行书风本体的认识上来――流行书风是什么?它所提倡的是一种什么精神?这种精神是否有意义、有价值?如果有意义、有价值,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值得推崇,如果无意义、无价值,即使名字再堂而煌之也没举办的必要。
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对流行书风的名字耿耿于怀,大概是受“名正则言顺”这个古训的影响吧,其实名字就是一代号,跟具体内容无必定联系,我老家就有一个叫赖毛的,人却不坏。流行书风通过它的实践,已经富于了“流行”以新内涵,现在大家一谈到流行书风,就会想到特定的作者、特定的风格,而不会和流行歌曲等混为一谈,此流行已非彼流行,不从大的方面去认识它,却对名字纠缠不休,实在没多大意思。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流行书风并不是一个艺术流派,因为它包含的风格是多样的,既有曾翔、徐海等注重夸张变形的风格,也有陈忠康等典雅蕴藉的风格,包容性很强,却没有统一的风格特征,但这些不同风格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是照搬古人,都是在学古的基础上注重创新,所以,根据我的理解,在传统的基础上偏重创新的就是流行书风。流行书风的实质就是在弘扬一种创新精神。
创新才能有个性,个性是艺术的生命,这个观点大部分人都能认同,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个性稍强烈的作品大加鞭挞呢?(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不一定非得否定、打击它)这些人如果回到明清,我想大概会在徐渭、倪元璐、傅山等人的作品前发抖的。中国历史太悠久、传统太深厚、人际关系等太复杂,所以中国人容易趋向保守,书法因其学习特点(必须临古)等原因,更易趋向保守,因此提倡创新精神很有必要。(其实我国政府多年以前就在提倡创新,艺术更需创新,艺术(的创新)思维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是非常大的)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改革可以步子大一些,可以尝试,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大意如此),这实在是邓公眼光高远、大气魄之表现,改革大事尙允许失误,何况书法这样的纸上营生呢?我们难道就不能对那些富有探索精神、个性强烈的作品多一些宽容吗?
我觉得流行书风中那些取法高古(最起码在王羲之老爷子之前)、个性强烈的作品是最能代表流行书风的创新精神的,如果强化这一点,流行书风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风格鲜明的流派的,我在猜想,大概流行书风主办者是担心非议太大而没搞那么纯粹吧(即便如此非议已经够大了,再大就超过承受的极限了,哈哈),就象个人办展或出集子,总要拿出几件临古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出身”和能力,不然别人就容易说你胡来。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总觉得书法是与当代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就象那些取法高古、个性强烈的作品为什么出现、并逐渐被人们青睐?它是有社会背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网络的出现等,我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当今的人们越来越崇尚自由,觉得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再迷信权威,在这个背景下,书法家注重个性的张扬就不难理解了。张扬个性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夸张的手法虽说容易直白、做作,但运用得当是表现个性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人们对夸张的感受有差异,同一件作品,有的觉得夸张过了,有的人还嫌不过瘾,此现象值得思考),所以被很多书家采用。强调个性就要与众不同,就要“奇”,所以很多人取法与当代距离远、人们相对生疏的汉魏六朝碑版等。身处当今物欲横流、纷杂的社会,人们渴望原始的那份纯真、简单、单纯,这是书家取法远古的社会因素(西方艺术也有此倾向)。另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促使了西方形式构成等理论在当代书法中的借鉴。
流行书风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当代书法发展的动力,流行书风的一些作品是符合时代精神、富有生命力的,基于以上认识,我希望流行书风(或类似的展览)继续办下去,更希望展览的风格特点再鲜明、纯粹些!
贺进:听说你现在已经开设了“董玮书法工作室”,王镛老师亲自为你的工作室题签,并且我们论坛特此为你开设了专栏,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开始。能说一说你开设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的状况如何?
董玮:首先要感谢王老师的关爱和《书艺公社》的支持。开设工作室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增加个人经济收入。二、自己在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已经近五年,对各位教授的教学思路、方法非常了解,自己想尝试对他们的教学进行总结、梳理、融汇,做一些承传工作。在书法院教学部虽然也经常给学员辅导,搞过讲座,但不够系统,开工作室搞教学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和检验。三、广结书道师友。以上三个动机都有,我会尽力压制贪婪之心,降低第一项的比重,把重点放在第二项上,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带来的快乐不是金钱所能代替的。我相信自己会对热爱书法的朋友有所帮助的。
因刚成立不久,学员还不是太多,现在我只带了几个函授生和面授生,学员反映还不错,我也确实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
贺进: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最后能否对我们网站的书法爱好者说几句话呢?对于书法的学习应该注意哪些相关事项?
董玮:通过书艺公社我了解了很多信息、结识了很多朋友,网友们的批评和支持一直在促使我前进,感谢书艺公社!感谢网友同道!
关于书法的学习,我想说的是:始终让认识走在你实践的前面,用脑子去写字,敢于怀疑一切,但不要简单否定,特别是与自己口味、习惯不符的东西。
新年伊始,祝书艺公社蒸蒸日上,祝网友同道新年有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