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坦誠的吳冠中

程利书法

                 忘年之交吳冠中先生
                                             ■胡殷紅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賣後悔藥的，但我卻常常爲尋找後悔藥糾結不已。我和吳冠中先生同住一個小區，去年我要遷新居，在最後准備拔掉電話機的刹那，想到和吳冠中先生辭行，說我會常來看他，說希望他保重。他說他身體還好，就是吃四片安眠藥也只能睡三個小時，很痛苦。我問他還在創作嗎？他說很困難。電話裏他說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遠行。我說搬走也會常來看他。但我確實沒想過他已年過九旬，總覺得有的是時間。聽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簡直悔綠了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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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而坦誠的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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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前年春節我最後一次去給吳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時一樣，我除了帶去一張會說拜年話的嘴，仍舊空著兩手。但當我們雙手握在一起時，我是那樣真切地感受著兩手空空的溫度和那顆把彼此裝得滿滿的心。

       雖說是過年，他的家新年和舊年一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他的生活多年來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小畫室不到十點二平米，面朝陽，畫案旁的餐桌上已擺放好午餐：一只盤子般的大饅頭、一盤“水煮蒜苗”、兩碗多種豆類煮制的粥。吳先生和夫人正准備就餐。先生說，他們請了一位下崗女工幫忙做一頓飯，其余兩頓自己做，基本吃剩的。我注意到吳先生好像是剛剛理了發，就問：還是街邊師傅的手藝？吳先生顯得挺高興說：街邊理發的師傅們搬進理發室，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來吳先生總在街心公園的林蔭小道邊，花兩元錢找個“蹲攤”的理發師傅“剃頭”。每次我遇見，就會開他的玩笑說：這麽有價值的腦袋怎就這麽廉價地“處理”一下？吳先生扭過頭說：剃頭師傅是“行爲藝術”，我是紙上談兵，我們工作不同，價值一樣。凡到這時，他的腦袋會被剃頭師傅 “無情”地歸位。他只得低頭喃喃：我這時候的價值就相當于一個等待削皮的冬瓜。剃頭師傅遇到這樣情景，就會神氣地哈哈大笑說：那你們先聊會兒吧，我等著。玩笑間，吳先生總會有意無意地談到他的“創作觀點”。每到這時，我都覺得他很孤獨，他期望別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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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階段社會上對吳冠中先生的一些觀點有些非議，我知道吳先生有很多話要說，我也知道吳先生也有很多話不願說。因此，我在動員吳先生正式接受我采訪時有言在先：我們不談友情只談觀點。我是記者，職責所在，有言必錄。您是受訪者，完全自願，實話實說。

       吳先生是位率性而坦誠的人。以往無論是他的學生還是朋友或記者來訪，他從沒有要求對所寫文章在發表之前過目。可他對我提出了 “我看過再發”的要求。以往，也許由于記者的誤解，也許由于記錄詞不達意，也許由于節取只言片語，或是其他的原因，發表後給吳先生本人及社會、學術界引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誤會。所以吳先生嚴肅地對我說：“發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對我的話負責。不能再上朋友的當！因爲是朋友，才信任，才會上當。朋友在變，我也在變，沒有不變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階段都會有朋友和知己。過了這村便沒有這店，朋友和知己很難與自己結伴同行。分手了，真誠的朋友留下懷念，並非真誠的朋友留下遺憾。我當了數十年教師，對自己的學生一向不說假話、空話，在學術鑽研上絕對用科學的解剖刀，六親不認。對學生，對朋友的坦誠幾乎成了行爲的習慣，對並非真誠的人也以坦誠對待，對有目的的人毫無防範，于是被利用，被斷章取義的教訓不少。這樣的人和事不僅影響我個人的情緒，對社會對學術界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面對這位學貫中西，雖已白發蒼蒼，卻又不谙世事單純如兒童的老藝術家，我沒有不知天高地厚地說出“我文責自負”那句常說的話。因爲，我實在找不出理由拒絕老人家的要求。那次采訪很深入，他的情緒一直很激動，但很清醒、很有條理。後來我的專訪《吳冠中有話要說》在《文藝報》整版發表後，吳先生收入了他的文集，我們的友情也從相識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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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吳先生比鄰而居十幾年，那幾年他每天都會沿著小區轉圈散步，時間寬裕時會一大早敲敲我家門，如我還沒去上班，就會來坐坐。趕上我正好出門時，他會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離我們小區三四公里、兒子爲他准備的大畫室去看他的“大畫”。去那兒要走四十分鍾，他想畫“大畫”時就一早過去，帶些餅幹、面包當午餐，晚上再步行回來。夫人身體好時，他們也會到那裏住幾天，創作完成後再回到家裏。吳先生說，近年畫“大畫”少了，所以去那裏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複自己，沒有新意、沒有***的作品不想畫，另外精力、體力也覺得差了些。盡管如此，在這近十年裏老人家的畫展不斷，世界各地及國內不少博物館收藏他畫作的報道也不斷。他說他希望把自己認爲的精品都捐給博物館，不願流落民間被人轉手，由拍賣行拍來拍去。他說，無論拍賣的價多高都和他本人沒絲毫關係，送出去的畫就是別人的了。惟有傷心的是，本意送給友人的念想要是都賣了，還不如捐贈美術館或博物館呢。

       吳先生常說：“反正我現在畫的也不多，就像女人過了四五十歲懷孕困難了，沒有懷孕就不可能分娩，我又不想克隆以往的東西。決不願意重複再畫第二張雷同的。有的作品經過多少年後覺得不滿意了，再重畫，沒找到缺陷就不再重複了。我現在畫得少，是因爲老的東西畫完了，新的感覺來得少。我要求自己每一幅畫都有新意。我老伴是我的第一個觀衆，她說有點新的東西了，不一樣了，那我就覺得有些意思，很愉快。否則就撕掉，就連素描我都不會隨便畫一張送人。”

       吳先生八十歲以後，戶外寫生就少了，主要靠反刍。他說：“當年積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沒能表達完整，現在又從心裏溢出來新的感覺，只要有新感覺我就畫。這是個抽象和提煉的過程。人老了，各種誘惑和顧慮都消退了，青年時代的赤裸與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動，能夠把真誠的心聲表達出來，就是莫大的慰藉了。只要想畫，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記得二零零一年我去吳先生家那次，他的家與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台上多了一個小罐頭瓶插著的紅色康乃馨，書桌的花瓶裏是帶有綠葉的金色郁金香。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約是吳先生的生日。那兩束淡雅、樸素、沒有任何裝飾的鮮花，一定是他的兒孫或熟悉他的朋友、熱愛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來，以表心意的。吳先生一輩子從來沒爲自己張羅過生日，也堅決不主張任何人爲他過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說：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們都屬羊。他隨口問了我這只羊的生日。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時又到我家，高高興興地祝我生日快樂，送給我一幅他寫的字：“羊生日，見日出，殷紅色”。我們相識多年，從未張口向他求過一幅字畫，這一突如其來的珍貴的生日禮物讓我特別興奮也特別慚愧。因爲，我從未給我的這位忘年交祝賀過生日——無論是他在藝術創作默默無聞的時候，還是他在國內外聲名顯赫的時候，但他卻把我這小字輩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八十二歲。

       那時的吳先生清瘦單薄，但絕不失精氣神，耳聰目明、行走輕捷。盡管他常年睡眠不好，但他天天是六點鍾起床，洗漱後下樓散步，八點鍾左右吃早餐：一碗稀飯、一杯牛奶、一只雞蛋、少許小菜。早餐後大部分時間翻書、翻資料，處理往復信函。年事已高，很少接待來訪，實在不能推脫的朋友、同事、弟子以及朋友介紹來的媒體，也在上午接待。一般不參加外界應酬，幾乎不在外就餐。午飯是兩位老人自己動手，一兩個青菜，少許主食。午間摘掉電話，一般下午三點左右打開，晚上九點多鍾再摘下來。每天下午四點，一位相處多年已像親人一樣的“小時工”到家裏來幫助處理家務，清潔住室，做一頓“像樣”的晚餐，間或燒一小條魚、一個青菜、稀飯。夫人午睡時，吳先生便坐到那張皮面斑駁、木架陳舊的沙發上讀報，十幾份報紙一一讀罷，見到熟悉的朋友的文章或他喜歡的文章單獨拿出來，空閑下來老人家會主動打電話給朋友探討文中涉及的話題，熱情、坦率、真誠，有時仍會對一些不實之辭表示些許“憤怒”。

       我一直在想，吳先生這些年來引起許多人的誤解，這一定與他獨特的思想有關。也許，隨著中國美術的發展，我們將越來越認識到吳先生觀點的意義與價值，誤解也會隨之消除。

       吳先生和這個世界永別了，我這個沒心沒肺的人竟然沒在搬家的一年裏去看望他。而今，把他老人家送給我的那套精裝本《吳冠中文集》擺放在我的桌上，點燃一支蠟燭，在幽幽的燭光中懷念這位像畫家一樣傑出的文學家，他送我書時說的話言猶在耳：“文是畫之余，是畫之補，是畫到窮時的美感變種。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發蒼蒼的風景畫家，不能互換，是文是畫，只求表達真性情吧！”

       老人的話在我心裏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腦海裏駐足。我把老人那顆不再跳動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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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的苦衷



—谨以此文悼念先生逝世



刘佑局





两年前就与吴冠中先生说起，要写一篇关于他的苦衷的文章，构思了很久终未落笔。吴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文化“结晶体”，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精神的反叛和思想的独行者。他的一生不是精神完美的创造者而是反叛精神完美的先驱，他的笔墨等于零和解散美协画院的呼声更是体现了他晚年不屈不挠、老而弥根的鲁迅精神。吴冠中的深邃与高远恰恰是他不愿停留在陈腐的、习惯的势力之中。吴冠中的苦衷表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以求突破体制的无奈与烦恼。
吴冠中的逝世还使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没想到我的这篇《吴冠中的苦衷》却成了悼念他的文章。
本世纪之初，我参加了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世纪笔会”，有幸认识了吴冠中先生，很难想象我眼前的这名满天下的“大人物”竟朴实得像个老农，吴老思路清晰、语风极健，每一句话都给人有无限想象的空间。参加“世纪笔会”的文化界60多位先生几乎都是我所敬仰的老前辈。刘勃舒先生画了一幅极富农家趣味的《老村图》，要求诗人为之配句。这幅《老村图》当即感染了我，因为我的童年就在这种景色之中。“老翁为何夜不眠，眺望窗外月无边，小狗不知村中事，隔门时叫两三声。”刘老十分高兴，要求我立即题在他的画面上，吴冠中先生走过来，说“我真喜欢你这种走入平民百姓的朴实诗风”，吴老的鼓励使我至今记忆在心。
1946年，吴冠中考取了公费到法国巴黎留学，法国巴黎的艺术先进思想深深感染了这个充满热血的爱国艺术青年，按照吴冠中的学业成就，他完全可以留在巴黎享受艺术人生的天堂生活。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从此走上了追求体制变革、社会创新、艺术革命的奋斗一生的道路。
吴冠中留学前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早期接受了林风眠“现代浪漫主义”的绘画意识与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再加上他在法国多年的留学更使他接受了西方绘画前卫艺术的影响。这就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央美院立足，也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西合璧、两栖绘画世界的代表人物。
1950年，他回国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他带着充满西方艺术的浪漫情调又深深地扎入了他无限热爱的中国水乡风情，在艺术的天空成为一个孤立的独行者。他的教学思想从制约式藩篱走向自由，他的绘画与他的思想一样受到了批判，被斥为是虚无主义的画风，他终于被逼走出了中央美院的大门。然后辗转于几座不知名的大学任教。1964年才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直至逝世。尽管吴冠中先生在中西合璧上探索了一条艺术创新的道路，甚至他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启蒙式人物，但他受到了中国现实主义主流派画家的排斥，传统画派认为他“忘本” 前卫艺术家又嫌弃他不够“抽象”， 他在“中西合璧”的狭缝中无法实现他人生的最大美学价值愿望。
他目睹中国沉重的教育模式和文化体制，所培养出来的毫无创新精神的学生和“人才”，无不是机械主义的刻板，感到无法容忍。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绘画观点（鲁迅先生也曾对这种沉闷的中国画风作过批判），对这种繁琐、沉长的中国画笔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拚弃，他认为一切没有实现艺术价值的笔墨都是多余的。吴冠中这一观点的抛出遭到了张丁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片反对之声，可见要从“实物主义”走向精神世界是何等的漫长之路，这种体制下的习惯性思维表面上是写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义、附和主义和利益主义的奴性文化结晶。“笔墨等于零”与佛家的从“有”到“无”的境界有异曲同工的之妙。世界上任何执着的“有”都会随着“无”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吴冠中总是以洞彻、深邃的眼光穿透了他人所无法穿透的障碍世界。
2007年6月，吴冠中又一次发出了取消美术家协会和画院的呐喊，认为这种官僚式的协会机制养了一群只会贪吃而不会下蛋的鸡，这种文化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他认为不打破这种旧的模式就无法实现新的转变，中国的美术创作就无法出精品，它只会成为现有体制下的“艺术加工厂”。他要呐喊，他要呐喊美学革命。他目睹中国的美术走向堕落，目睹这群“鸡”围着官僚体制的“巢”只会啄食养得肥肥的而无法下蛋，他感到痛心疾首。他的声音虽然振聋发聩，却又一次遭到了反弹。当时，我也在一家专业媒体写了一篇《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给协会转制》，被《人民文摘》转载后引起了文化体制改革部门的重视。中央有关部门发函邀请我与吴冠中去参加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座谈会，但最后又通知我们不要去，至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2008年，我又在《羊城晚报》又发表了一篇《怒揭书画界黑幕》，对第九届全国书法展用去两千三百万元提出质疑，吴冠中先生看了文章之后拍手称快，并说我是他人生的真正知音。我十分敬仰吴老，他从事的是绘画，我从事的书法，我们在不同的创作领域去呼唤建立一个共同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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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生前一直住在北京方庄的一套四居室的小房子，分别是书房、画室和两间卧室，装饰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谁知这个名满天下的中国画最高拍卖价的画家居然还是一个穷文人。吴冠中一生守住清贫，他与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拍卖声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常说，我追求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像有些人变卖人格与画格去追求富豪的人生。我永远是一介贫儒，我没有掌握协会的权力，我也不会巴结权贵，我的画从来没有挂在象征权力的政治场所，也没有挂在达官贵人的殿堂，我也不会作秀，我守住的是一片洁净的精神家园。我从来就没有与画商、拍卖行打交道，因为这些拍卖行是造假工厂。有一些早年拥有我的画的商人，他们就是利用与这些拍卖行合作，把我的画搞成的所谓“天价”，我从来就没有在里面得到半分的利益，我还是把我的画当成艺术还给我的艺术，我把这些画大都捐给了国内和一些国外的收藏机构和博物馆，我没有把它当作商品而是把它当作我的女儿嫁给值得嫁的人。
吴冠中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一生经历过许多波折，他创造了中西文化合璧的神话，但他却无法走入中国画主流历史的世界。他充满反叛和创新的精神，他对现行文化体制进行无情的批判，他提出“笔墨等于零”、呼吁“解散协会”、批判“拍卖行是造假工厂”，他用“体制内的眼光”走出体制外的思维去批判现行的体制，他又遭到了“体制内受益者”的抨击和围攻。他悲愤、他痛伤，他深深懂得改变现实的艰难，他把鲁迅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他要做一个有民族脊梁的文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这也是吴冠中人生最大的苦衷。
吴老，您走好。您的“风筝”并没有断线，有无数的后来者会紧紧把它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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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見過很多執著的業餘作者，他們把出書當成一生的宏願，無權無勢又無名，只好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自費出書，印上千百本，基本上是送給同事朋友親戚，剩下的留著送新朋友。出雖然出了，但傳播面十分狹窄，基本上沒有幾個人會認真看，個別的在加入作協和評職稱時或許還能用用，除此之外，或就只能滿足一下虛榮心。

　   對這類文化人，我一般深表同情，有時候也掏錢買一本他們的書。我深知，這種虛榮心，每一個喜歡動筆寫文章的人都有過。我也一樣。

　   記得自己還在讀大學的時候，為了盡快在文學的天堂裡佔有一席之地，我拚命地寫作，拚命地投稿。在經歷了退稿和石沉大海的尷尬後，突然遇到了一個出詩歌專版的機會，一本創刊不久的地方文學雜誌答應給我出一個版面的組詩，但要收費四十元。四十元在當時是一個中專畢業生的月薪。年少輕狂的我，為了滿足虛榮心，硬是向同學借了點錢，把專版給出了，雖然後來也得了二十塊錢稿費，得到幾個兄弟院校詩友的來信誇獎，並被市作協吸收為會員，但總的來說，是賺了虛榮賠了錢。近十年間，我發表各類文章過千篇，回想起當年花錢出詩的事，還是有些臉紅。這些年，我再也沒有掏過一分錢去買版面，也沒有出書。不是我後來沒有虛榮心，而是在虛榮心最強的時候，及時地滿足了一回。豪情不再的我，深知自己的文章只是勉強達到報刊發表水平，真要出版成書，沒有人會主動掏錢買。

　   虛榮心，每個人都有，文化人可能更強一點。古人寫詩作賦，沒有報刊發表，文人們就在驛館、酒樓和風景名勝的白壁上留墨。碰到意氣相投的文朋詩友，文人們要以詩文相贈。質量高的自會天下流傳。有的把自己的詩文轉送社會名流，渴望得到引薦，也是為了一舉成名天下知。如宣稱「天子呼來不上船」、「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也委屈自己寫過一篇《與韓荊州書》，雖然自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實際上還是希望得到名流人士的引薦，早登龍門。這說明，文化人不是生下來就心如枯蒿，與世無爭的，至少在某一個階段內是有?虛榮心和功名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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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虛榮心當成一種貽害無窮的缺點，愛面子的文人們，更是不敢承認自己有虛榮心，害怕別人說自己不成熟，被人看不起。我認為，虛榮心不可怕，關鍵看你如何把握。用得好，能成為人生前進的動力。最近看到一個報道，說的是文化商人江南春的成功經歷。讓我吃驚的是，江南春經常對媒體記者說自己最初的成功動力源於虛榮心，後來事業越做越大，也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如此坦率，恐怕也只有盧梭的《懺悔錄》裡才能找得到吧。江南春，靠樓宇廣告起家，電梯口常見到的液晶顯示屏滾動廣告，就是江南春創辦的分眾傳媒公司先搞起來的。分眾傳媒公司在美國上市，使江南春成為國內廣告界的首富。而當年，還在大學讀書的文學青年江南春，虛榮心比較強。為了獲得美貌姑娘的好感，他當上詩社社長，出詩歌刊物，參加演講校園辯論大賽，出盡了風頭。卻發現，文學的光環不再，姑娘的眼睛只圍著那些做生意發財的個體戶轉，對他這種身無餘錢的才子並不感興趣。於是，他發誓要改變貧窮的現狀，大二時就開始兼職廣告，到大四時，已積累五十萬元存款。江南春敢於承認自己的虛榮心，並且認為虛榮心是自己走向成功的動力。這充分說明，虛榮心並不可怕，只要正確認識虛榮心，控制好虛榮心，用虛榮心來調動***，並不斷地提升自己，就能把自己導向成功，攀上事業的高地。這，才是對待虛榮心的最成熟心態。

　   如果不能主導虛榮心，任由虛榮心作怪，就會成為虛榮心的奴隸。就像有些國人，把穿上華美的衣服，甚至把吃肯德基和麥當勞也當一種高檔享受，以此滿足虛無的優越感。這種虛榮心是低俗的，放任的話，或許會發展到用不當的手段來滿足虛榮心。有點才氣的文化人更容易被虛榮心所害，他們千方百計地與水平相當的同行競高下，恨不能爭個頭破血流，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架勢，活得很累。殊不知，容不下別人的人，自己的發展也要受阻，弄得不好，也會像周瑜那樣把自己的性命給搭上，為人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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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兰亭序》

  
    中国书法史，大概从秦朝大将军蒙恬造毛笔和丞相李斯作小篆开始，就注定是一部汉字演进的文化史。历代的书法大家，也无一不是杰出的文学家。像创立今草的张芝，首创楷书的钟繇，还有王羲之的老师卫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开一代先河的伟大书法家，也正是得益于他们深厚的文学素养。其后的唐六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颜真卿、柳公权是如此；宋四家的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蔡君也是如此；明代的文徵明、 董其昌、王铎，清代的刘墉、何绍基、杨州八怪，近代的康有为、于右任，当代的欧阳中石、沈鹏等等，也无一不是文学家。像颜真卿的《祭侄稿》、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诗帖》、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等碑帖铭文，也都是书家自己的文学作品。历史上就没有单纯习练书法而成名的所谓大家。所以，书法的展现形式，首先是书家的文学修养的展现，就像王羲之，他之所以能够书写出永远的《兰亭序》，也正是如此。
　　说《兰亭序》是永远的，这不仅是因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价值；同时，还有她的文学价值。王羲之出生于官宦世家，父辈都是权倾当朝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书画、文学名家。因此，王羲之从小就饱读诗书，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面也非常之广泛。他幼时就师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并在父亲、叔父王廙传授笔法论后，开始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并广涉名山大川、古寺摩崖，观摩学习之余，逐步使其书法达到了“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后人把他书法的主要特点形容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而他最大的书法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其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的书法艺术形式，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到了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表达志向的境界。这种书法的艺术和技法，在他的《兰亭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因此，使《兰亭序》变成永远。
　　王羲之生在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的时代。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进一步发现宇宙的深奥精深。因此，王羲之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乐山、乐水、乐自然的人。而这种蔑视名利、追随自然的物我两忘的超然心境，恰是成就事业的必须。另外，他的文章，从传世的书简及《兰亭诗》等著作看来，均极富文采，颇有晋代简劲婉约之致。他少时随擅长丹青的叔父王廙习书，虽未留下丹青之作，但可以想见，他在绘画方面亦会有很高造诣。而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成就不朽的《兰亭序》，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学养基础。
　　事实上，《兰亭序》文章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也就是作者的气度、襟怀、情愫和文风的展现，只有理解了作者的“精、气、神”，并把它融入书法艺术的整体中加以体味，才能真正了解《兰亭序》为什么能够永远。可以想见，谢安等40多人的诗词歌赋，结为兰亭雅集后，一致推王羲之为之作序，足见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写得好，而且文章在当时也备受推崇。他处在统治集团保守偏安、尚玄务虚的东晋时代，正是抓住这一时政弊端，在文章中宣扬了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痛乐观、生死观”；作者一改魏晋时期一味追求对偶、词藻、音律、典故的浮躁文风，代之以朴素简洁、 洒脱流畅、自然清新的风格，在字体上也改变汉魏以来质朴稳重的书风，开雄秀流畅的风气之先河，这些进取思想、革新精神都在书法艺术上体现出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想和精神，作者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气氛和环境下，才能够自然地文兴、笔兴大发，一气呵成，写成了这千古绝篇！
　　其次，《兰亭序》之所以流传至今，在书法和文学艺术上都备受推崇，除了作者本身的“圣”者之能外，中国历代文人所推崇的“魏晋遗风”也起到了助力传承的作用。就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样，千百年来，文人都追求一种“隐”的境界，而这种“隐”，只有在综合素养和学识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时，才能够体悟、积蓄和获得，《兰亭序》无论是王羲之本人，还是他在文章和书法上的造诣都达到了“隐”的极致，所以，王羲之会成为永远的王羲之，《兰亭序》也必定会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