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参加了招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也由此结束了我的农村生活,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同时也结束了我“书法第一”的荣耀。走出乡镇我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宽,自己的水平差距有多远。我的自豪感、成就感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我陷入了深度的迷惘和困惑之中,这时我得到了一位智者的酒后赠言:要学到很多东西的秘诀就是一下子不能学很多东西。于是我忍痛割爱,放弃了美术、绘画,潜心书道。三余之暇,庶乎全付之于此道,迤逦于黑白天地之间,矻矻以求,焚膏继晷,上溯秦汉魏晋,下叩六朝碑帖,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精力倾注于行草书的深入探究,冥冥之中我的心开始皈依于王铎、米芾两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对王铎、米芾的书风进行了爬罗抉剔的理论梳理,把王铎书风中的雄浑节奏和米字书风中潇洒跌宕多姿的笔性结合起来,开始形成自己磊落跌宕、风神高旷的个人面目。
书法艺术创作关键在于“功”“性”问题: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只有功性两全,才能心手相畅,神采飞扬。而现实是由于书艺营养的偏颇而采撷的深度不够,虽然行草书尚能遮人耳目,但在笔法、线条质量上的那种让人深思的经典元素尚不尽如人意;“功”的不足使书风显得单薄,缺乏一种在视觉上的“丰富性”彰显。我带着疑惑求教于久负盛名的华人德老师,华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书作中的不足,并告诫我学习书法创作和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又开列了不少今后应学习研究的书目。这是一段高屋建瓴的精心点拨。同年又偶遇了活跃于当今书坛出色的创作型青年书家李双阳老师,他对我书风的转型给予了极大的启发,由此我在书艺学习中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还是专攻擅长的行草书,回溯魏晋书风,专注于晋人的《万岁通天帖》,唐人孙过庭的《书谱》。这样的学习途径显然是明智的,《万岁通天帖》和《书谱》是同属于王字正统一路的经典作品,掌握这二帖也就基本掌握了王羲之一路的丰富多变的笔法和章法。他既可上溯王字的《十七帖》及诸多法帖,又可俯视自此后的历代书法家的不同书风,从此可明辨历代的书家书风的出处和内在的气息构成,使我眼界大开,同时也开始悟解“书须参‘离合’二字”之理的重要性(《容台别集•书品》明.董其昌)。我一方面对王字一路进行深入的梳理学习,另一方面对精妙如魏晋时的钟繇、王献之的小楷花了不少时间进行临摹创作,试图提高行草书线条的耐看性。期间,还多次参加了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班,得到了刘文华、张继、洪厚甜等名家的亲授。
自此,我的书法出现了质的飞跃,书作整体的和谐性和局部笔法,墨法的丰富性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作品也陆续在全国性的书赛中入展、甚至获奖。
书法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它是我工作之余的全部,是我心性栖息的精神家园,是我赖以生存的生命“氧吧”,它赋予我精神富贵,灵魂充实,这就是我难以割舍的书法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