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协理事 陕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铸老师作品

张淘涛

你在替薛铸鸣不平吗?
你仔细读下薛的文章,其中怨气颇多说明他的心态问题~~
说白了都是利益私心在作怪!!!

长安书痴

张兄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没有能力为薛老师鸣不平，陕西书协这水太深，我

对陕西书协了解的也不多，谁没有私心，要是没有私心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

了吗？也不会出现一个主席，十六七个副主席，你可以看看现任主席团的水平

吧。都是秘书长、政委的的实职，为何还要挂一个书协副主席的虚职呢？

长安书痴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让陕西书法界的后学者了解一下陕西书协的成长历史，

也许是薛老师一家之言，若张兄还有相关的文献的话，发出来，小弟不胜感

激。

长安书痴

中国文联副主席、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美术评论家、沈鹏：
          真草隶篆精，古今中外全。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佟韦：
          中国书协最早的发起人，中国书协的第一大功臣。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费新我：
           薛铸之前，薛铸不遗；薛铸之后，不遗薛铸。
中宣部理论规划局张国祚先生对大型画册《薛铸诗书画》的评价：
           诗：豪气殷情――指点江山歌颂领袖爱国念民生；
           书：笔走龙蛇――真草隶篆皆畅通师百家冠群英；
           画：气势恢宏――中西合璧绘从容超世俗妙趣增；
           人：爱憎分明――针砭时弊敢先声性正直艺绝精。
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写实派画家史国良：
           在北京看薛铸先生书画展时说：看薛铸的展览就象听了一场很过隐的秦腔。秦腔是吼出来的，薛铸的书法也是吼出来的。
中国美院教授、著名画家刘力尚在观看薛铸书画展时说：
         李可染大师曾说，艺术贵在胆。看薛铸的展览，最突出的就是胆量，无人可比。
原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美协主席、国画名家、书画、文物鉴定专家陈之中：
        陕西的书法，没有薛铸就不可能有今天，不然我们大家都坐不到一块，这一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原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少默：

        冷娃薛铸、薛铸楞娃

长安书痴

陕西书法三十年之回顾

薛铸
中篇——风雨书学院

　　七十年代初，由陕西掀起的书法热潮，势如破竹，很快的蔓延到全国各个省市，很多省市陆续成立了书法协会，办起了书法学校和培训班。把历史上掌握在文人、士大夫少数人手里的一门民族传统艺术，推向全民性质的群众文化，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观。到了1981年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是书法艺术群众运动发展高度凝缩的产物。
　　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形成了，相伴随的也出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什么“现代书法”、“流行书风”、“气功书法”、“逆笔书法”、“用胡子写字”、“刀笔”等等。我以为这些都很正常，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经之路。象音乐，出现了“流行歌曲”，你不能完全否定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活跃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甚至拓宽了艺术领域。但是话又说回来，艺术毕竟是艺术，阳春白雪还是阳春白雪，发展到最后，还是要回到真正的艺术发展的轨迹上去。
　　书法艺术是我国最为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之一，发展了四、五千年，早已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美学法则。譬如，它是以汉字为载体，但又不受汉字约束的一种借着线条结体和章法的变化而传情达意的抽象艺术，这在世界艺术之林是绝无仅有的。
　　汉字为载体和传情达意这都是法则，缺一不可。脱离了这个最基本的法则，可以说那就不是书法艺术了，写汉字这个法则，大家容易理解，可是谈到传情达意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名重一时的所谓书法家对于这一点并不一定弄得懂。用一种字体写各种内容的人屡见不鲜吧?写“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和“壮土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小桥流水人家”和“杨柳岸晓风残月”，都用一种字体，难道说这两种内容所提供的情和意是一致的吗?这不等于用“小放牛”的调配唱了“东方红”的词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词吗?连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还未解决，能说是什么书法艺术家吗?其实在一千年前的唐代孙过庭书谱里讲过要“答其性情，形其哀乐”。所以这种不懂书法艺术本质的人，“汉字”写得再好，充其量只能称为“写字匠”。所有的艺术都是为了传情达意，不能用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使观众动之以情的东西，怎么又能称其为艺术品呢?这一类作者怎么又能排在艺术家的行列里呢?用胡子能传情达意吗?用刀子、筷子、倒着写字能传情达意吗?我看最多只能称其为“杂技”表演。我说的这一点只不过是书法艺术最基本的东西，在整个书法艺术的海洋里只是个初步知识，这仅是我举一个例子而言。问题是广大的书法爱好者并不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官场F•B的气候下，书协的领导照样可以用钱或其它非正常手段弄到手，同时，因职务可以抬高自己作品价码的过渡时期。这的确使书法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尽管这是必然的，但是对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所起到的干扰不能不让人担忧，而且这个过渡时期又是那么的漫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促使我产生了发起成立集研究和培训为一体的机构“书学院”的念头，借以起到一个“树学风、扬正气、抑歪风”的作用。
　　这个构想是1985年形成的，但由于在“上篇”里讲过的发起成立省书协时所遇到了那么多的阻力与坎坷。要成立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有编制、有隐定的工作环境、有稳定生活保障的事业单位，谈何容易?我又不是什么有级别的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书法家，要靠自已的两条腿跑成这事，没有脱几层皮的精神准备，那是很难下定这个决心的。再说，就我个人来讲，当时的日子过的还是可以的，小康之家，平平安安，埋头搞点学术研究，多出版几本书也还是不错的，为此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当然，最后又受民族的使命感所驱使，又被“人生价值论”所激发，好不容易下了这个决心。
　　好在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三年自然灾害得过“浮肿病”，文化革命被别人冲击过，也冲击过别人，发起成立省书协的大风大浪也过来了，可以说什么样的酸、辣、苦、甜也都尝过了。还有什么顾虑呢!当时还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再苦再难，不能丢掉自己的毛笔和书本，这是自己的根本，失去了这一点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或者说是讨饭的碗!

长安书痴

第一回合的失败

　　成立书学院的这个方向定了之后，第一步我先给碑林博物馆谈了我的设想方案，开始时主要还是想以碑林为基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或者叫“碑林书学院”，或者叫“陕西书学院”。因为碑林首先是驰名中外的书法艺术宝库，但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队伍，就拿碑帖学来讲，除了我跟赵敏生先生学到过一点皮毛的东西，再也没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一条不正好迎合了日本人所说的：“碑林在中国，而碑林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吗?”宋、明、清都出版过《金石志》、《金石存》、《金石萃编》等书，而今陕西不是还有个方志办吗?那么近百年来的战乱、文革的破坏，当今的《金石志》呢?谁来编?我在碑林博物馆发起成立的“碑林研究室”却没有让我负责，倒是编了几本《碑林研究文集》，但是完整的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却一直上不了轨道。当然还不仅如此，碑林的名碑众多，仅收藏了两本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它和碑林几千块藏石的比例太悬殊了，但却无专门征集散失在民间珍贵拓本的人员和资金。当然这一方面的问题很多，为此我还写了正式的建议函，也报到了文物局。
　　当时的博物馆馆长王仁波同志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立即回答了我：“我是搞唐史研究的，对碑林研究我是外行，对于书法我更是外行，不感兴趣。”倒很简单而干脆，我的第一个回合，也就这么迅速地失败了。

长安书痴

从上往下之路

　　我只好又采用了发起成立省书协时的成功之经验，那就是从上往下走的办法，先后找了侯宗斌省长、李庆伟省长，后来又给当时主持工作的副省长张勃兴同志写了建议函，张省长很快就作了指示。(原文附后)，但是却批到了省文化厅。霍绍亮厅长接到批示后很积极热心，而且还要我调文化厅筹办此事。这已经是1987年的事了。当我向博物馆领导提出工作调动之时，王仁波馆长却态度严厉：“同意调走，但有两条意见，一是1986年底给我评的副高职称不予兑现工资。二是要我调离时交出住房，立即搬走!”对于王馆长的刁难我本在意料之中，但却没有想到如此绝情，我好赖在博物馆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功吧!何况我在社会上的声望并没有给博物馆带来耻辱。因为他说这话代表的不是个人，而一是我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工作单位呀!我伤心极了。我们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什么地方得罪的他?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的这种态度也斩断了我的退路，就是说我不调走即使留下来日子会更难过，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办公室，没有了办公桌，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即是刀山火海也得破釜沉舟!好在那时才四十出头，还算年轻，骨子里那种陕西冷娃的生整精神还不时的在冲动。所以也就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不过我又想，反正我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没有任何一丝私心杂念，我相信党总不会亏待我吧!
　　不过对于王仁波这样恩将仇报的，我还是无法理解，记得1968年文化革命才开始谈大联合的时候，王仁波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博物馆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班子，没有人接收他们，和他一起分来的还有西北大学的陈全芳，周伟洲，他们两个在博物馆的同学、熟人多，帮忙的人也多。我当时因为是博物馆四分之一的一个小组织的头目，我认为将来文革结束后业务工作开展，这些研究生，都是骨干力量，博物馆是个业务单位，没有理由拒收他们。所以我就主动的站出来，除了协调单位组织间的意见外，不知到省文化厅跑了多少次，终于把他们接收了。王仁波因为是外地人，在陕西没有关系，没有地方住，我就让他和我住在我的办公室达半年多的时间，而且为给他解决住房可费了神了。他那个时候，口头上确实没有少说感谢我的话，这一时期我们的关系的确还不错。因为对于他来说，我的实用价值比较高，连他春节回老家给他岳父送烟酒都得求我。对于我来说，这一生都是把给别人帮忙，当成是自己的乐事。而且我还有一句人生格言，那就是：“宁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我给任何人帮忙，从来没有考虑要别人报答之意。王仁波当馆长之前，因为我是博物馆资历比较老的业务干部，所以上级还多次征询过我的意见。我都是以****之美的态度说好话，但是当上馆长之后的急剧变化，恐怕谁也没有想到，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开始在官场上搞钻营，后来又当了省人大代表，还在上层领域里搞宗派，写孙副省长的黑材料，神气得不可一世，俨然一幅得道的高僧之态。
　　实际上像这样一类人，我压根儿就瞧不起，别说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比这个七品馆长大多少倍的官，你不尊重我，我更不会尊重你。所以“官”这个概念，在我的脑子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在博物馆里我曾经一度宣布不会给带“长”的人写字。当然那时年轻，碰的钉子少，后来才发现不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了党的事业的大事，碰的所有的钉子，百分之百都来自各级大小不同的官，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官都对我不好，只是指的钉子而言，因为我的很多事情还是办成了。省书协、呼吁成立中国书协、陕西书学院最后总是办成了，说明还是有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官的。对于王仁波这样的只适合搞学术研究，而没有一点社会知识的“书呆子”。让他当官，不能说这不是党的人事体制的失误。由比可见，不论什么宫，不仅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社会知识和阅历则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只有前者，那其结果只能象这个王馆长一样，当了几年馆长，连自己的单位都呆不下去了，还得调到别的单位去谋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记得我离开博物馆之前，还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已经明朗化了，不可能再有什么转机。所以我为了报答博物馆和我朝夕相处了二十四年的同志们的友情，就给大家写了一天字，在写的前一天，还出了一张告示，上边点明除了馆领导以外，谁都可以前来索求，果不然除了这个王仁波之外，全馆的人以及家属亲戚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来了，队排了一百多米长。我连问都不问，来者不拒，全都给写了。一下子写了十多个小时，连吃饭都是同志们给我买的肉夹馍，一手吃馍，另一只手还在不停的写，连专门给我盖章的罗坤学同志手指头都盖肿了。据给我拉纸的同志估计，那一天写了将近300幅。反正我写完之后，两条站了一天的腿已经直得打不了弯，想坐下来都成了困难。在场的人都很受感动。这就是我的为人，这也是我现在还回到我离开十多年的碑林博物馆，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很热情的效应吧!
　　我到文化厅上班了，在霍绍亮厅长的竭力支持下，人事处副处长李广林同志鼎力相助，很快的报到了省编委。这个消息传的也快，很短的时间书法界就摇了铃，陕西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邪了，只要是好事就有人插杠子，报上去几个月了，没有消息。有朋友就建议我，现在这个社会时期，你办任何事情不“铺路”怎么行呢?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懂“铺路”的真实含义。因为我没有钱，只好就用我的字画到处乱送，大概是由于我的书画还有些效应，所以很快就打通了有关的途径。在编委我才了解到，迟迟没有批下的原因是省文联也想成立个“书学院”，但是没有正式报告，只是想从文化厅手里接过去，由编委直接批到文联，而且不知省委的哪个领导也说了话。但是文化厅这个报告却有张勃兴省长正式批示我的信件，所以让他们很为难，最后出主意让我作工作，让文化厅的领导和省文联的领导协商个意见。我首先找省文联的领导，当时的答复说这是书法界的意见。我就感到很奇怪，省书协主席石鲁先生已经去逝好几年了。我这个常务副主席就算是最高领导了，另外一位常务副主席是刘自椟先生，我们之间已谈过多次，刘老也认为创办书学院是件好事，非常必要，那么还有谁能代表书法界呢?这位领导就给我提了个人名，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弄了半天，原来毛病出在这儿，怎么不早说，我们俩人本来关系不错，我想意见是完全可以沟通的。结果这位领导却说：“这样吧，我和霍厅长商量一下再说”。我就多次给他们相约，最后还是我打探到文联的领导在办公室，因为在一幢楼上，所以我马上就把霍厅长拉上到了文联，让他们面谈。结果是省文联让了步，向省编委表了态。就这样才得到正式批复，“陕西书学院”为全额预算的县处级国家事业单位，编制15人，张斌副省长还批了10万元的开办费。用文字说起来简单，就这个过程就折腾了一年多时间，一直到 1989年5月才得以正式成立。

长安书痴

换取书学院成立的个人代价

　　伴随着书学院的诞生，我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罄竹难书。由于过分的好面子，很多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一直没有泄漏。总是以别的说法搪塞，但却免不了留下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
　　博物馆王馆长整我最有力的两条措施，也确实给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就这个职称问题，在我调文化厅之后把文物局86年的评定材料转到文化厅。还经过文化厅的年度评定会的再度评定了一次，才取得了副高职称。就这个过程，又拖了两年时间，直到88年底才算落到实处。但因为书法界有高职的人少，我这个没有取得高职的人却成了大家公认的权威性高职“评委了”。在此期间我为很多评高职的人写过鉴定材料。当然，正式受聘还是在我自己取得副高资格之后，即使如此，我这个副高还评定了许多正高职称。就一条，就耽误了我多少筹备书学院的时间和精力。
　　对我打击最厉害的还是住房，在我开始谈调动之时，正值文化厅后边建家属楼，霍厅长对我说，咱们后边建这么多房，还解决不了你一套住房吗!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你暂时还得住在碑林，有了指望，我才敢调过去。因为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当时最没有能力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
　　王馆长考虑到博物馆群众舆论的压力，所以没有立即让我搬走，但却对我采取了逐月加房租的办法。没有调之前，只有两元三角的房租，我一调走，就按季度以十倍的比例增加，没有多久，我的房租就加到了每月74元的标价，而文化厅房子建成的时间还为期渺茫。可我当时的工资才82元。那时还没有像现在的市场效应，每个月剩下8元钱的生活费，这一点钱给任何人，再怎么节约也无法生存。我爱人工资也不高，还经常住在单位，就我和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好面子，从来不张口向老婆要钱。孩子中午从学校回家，经常吃一点蒸馍咸菜，喝点开水。我自己曾经最多达到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给别人说，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加上我考虑到书学院的形象，别人问我，只说我在练避谷术，那一个时期，体重减轻了二十多斤，只剩下124斤重，但是还在坚持上班，没有精神骑自行车就步行。从南门外仁义村到西大街社会路并不远，最多一次路上歇过四、五次之多，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钟楼西北角那个小巷口花上几角钱买一个菜包子充饥，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向我求减肥之方，我却平静的给他们介绍“玉蟾逆吸功”。他们多不相信，但我却以为是有作用的，不然我可能早就西归了。
　　不过我精神还是很愉快的，因为书学院成立了，说明我的代价已经有了成效，虽然还在发展中，但却看到了曙光。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坎坷。经过再三努力和多次申请，文化厅总算同意了报销碑林博物馆扣掉我的房钱，我的生活才算有了着落，从饥饿线上算是挣扎过来了。
　　文化厅的房建成后，开始分房了。谁也没有料到分房小组定了个方案，凡 1987年元月后调进文化厅的人一律不予分房，刚好把我划到外边，可我比文化厅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住房，但分房小组却不管这些，多次交涉无效。文化厅方志办作得更绝，偷偷地背着我还把我的人事关系转到了书学院，从根本上堵绝了我在文化厅解决住房的一线希望，这迎头一棒非同小可，为此我病倒了。我无法理解，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为了党的事业，我无私地奉献，最后却落到了如此地步，碑林博物馆还不时的催我交房子，多次提出要把我的东西扔出去，而且已经把房子分配给别的同志。文化厅霍厅长提过好多方案，但都未能落实。我爱人单位由于承包还是什么原因，连和别人合住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路吗?凡是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朋友，假如这样的事情遇到你的身上，你会怎么想?
　　我的爱人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尽管她为人不错，在书画方面很有才华，但是又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于是就对我提出了离婚，我由于亏欠她的太多了，跟着我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享过一天福，总是吃苦、受累、生气，于是我同意了，我想既使婚姻关系没有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感情还在，以后我还会找机会帮她的，尤其是孩子，是我从小养大。他在北京上学，回来知道了此事，哭着求我回头，我的心碎了……
　　我们离婚的消息传到了碑林博物馆，田明在那里更无法再住下去了。借着田明不在家碑林博物馆的人先后两次撬门扭锁而入。理由是家里因水管漏水发水灾而进入修水管，实际上是屋里一滴漏水的痕迹都没有。我去查时却发现一箱子文物丢了。这批文物本是我的老家发现以后，托我捐给博物馆的，博物馆挑了一部分好的留下，剩下残损厉害的让我退回去的。还丢了一批我收藏的博物馆当劈柴用，烧唐三彩的明清印书的印版，负责此次工作的博物馆同志推说，可能是修水管的民工所为!
　　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只能先想办法安排田明，就在煤炭职工大学从朋友处借了一个小单元，让她和孩子先住下来。我自己只好用字画换房住，没有钱，只能如此。朋友们还算给面子，先后住过文化厅招待所、怡悦宾馆、五一饭店等处。夏天只好在我的办公室将就，冬天找宾馆饭店。最惨的是过春节，饭店放假了，封了门，街上的饭馆也关了门，我无处住，竟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当别人在家里吃饺子，放鞭炮，全家高高兴兴过新年的时候，我却一个人蜷缩在四面漏风的办公室里，啃着事先买好而又放干了的馍，喝着天知道开不开的水。我这个从不掉眼泪，自认为具有钢铁意志的汉子哭了，“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天在那里?我面对着风雪交加的夜空狂吼!没有一声回响，立刻就被狂风暴雪淹没了。我的心冷了!比快要冻僵的四肢还要冷，我这一阵多需要带一点温度的话。那怕是零上一度也好。
　　民间常有一句“祸不单行”的话，也在我身上应验了。l992年3月23日我参加国际书法年会，晚上从凯悦饭店回家，骑着自行车，到了大南门外时，遇上一个飞驰的大卡车与面包车错车时，把我撞出了十多米远。自行车砸得粉粹，我全身十三处骨折，肋骨连断带裂就八根，头部撞到马路旁边的水泥棱上，裂了三个口子，血流满地。凡在场的人无人不说“完了!”过路的好心人怀着一线希望把血肉已经模糊的我，送到了医院抢救。大夫们忙碌了三天,我才算又回到了阳间，实际上我对阳间已经失去了任何兴趣，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到阴间报到的机会。所以我笑这个阎王爷无慧眼，像我这个在阳间还被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是个人才的人，却在阎王爷那里不受欢迎。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个姓阎的只不过是一个有眼无珠的昏君吗?既然把我打回阳间来了，怎么力?哎!无奈了，还得继续在这个苦海里挣扎!尽管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来说，沉下去和浮上来，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大不了再死—回。如果说还有这么一次的活，我那怕走后门、行贿姓阎的，决心不愿再到这早已失去平衡的阳间来了。
　　我被迫回到了阳间，逐渐的醒过来了，有很多朋友来看我，不断的给我送来阳间的温暖，才算是把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我发现阳间还需要我，很多人还离不了我，书学院还处在婴儿时期，没有我很难长大。陕西的书法事业也需要我，他们都说那个省书协不好好为会员办事，争名争利争席位，争到之后只是为了抬高自己作品的价位。太需要我来树学风、扬正风、镇邪风，尽管我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大家的期望却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逐渐打消了我想与老阎为伍的向往。我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终于站起来了，生活可以自理了。老毛病又慢慢的犯了，刚刚能坐起来时，不能使用毛笔，就用钢笔写了书苑十憾一文(于当年四月份的陕西日报连载)，能够下床使用毛笔了，又写了《三体宋词》一帖，(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我可步行了，还画了很多画，西安晚报发表了“自吹自擂”和“教授卖油饼”等作品，“包公转业”，“我的天哪”都是那时画的。由于西医二院离省政府不远，我就拄着拐杖找了白清才省长、徐山林副省长，幸好这两位领导都喜欢字画，他们很痛快的给书学院批了我的申请经费的报告。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了我还存在着生命的价值，社会还的确需要我。

　　书学院就像我从医院初愈，折断过的腿，还得凭拐杖在地上拉着一寸一寸的前移，好在没有后退。就白省长的批示，我院马志儒同志和其它同志不知跑了多少趟，几乎快把财政厅的门槛踩烂了。让我到白省长那里批了两次，终于落实下来了，尽管没有达到我们报给白省长的数目，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68万元的专款，就这已经了不起了。全院同志们的情绪沸腾，激动得不知所措。当我接到批文之时，双手发抖，抖得那么厉害!这68万不是钱，是血，是泪呀!不管怎么说，这在书学院的历史上总算是一个较大的跨越。

　　这些钱怎么花，也费了大神了，解决办公条件吧!连征地都不够。解决住房吧!只能解决部分无房户。经过再三研究，请示厅里意见，只能考虑第二方案，于是就发动大家找房子，可惜那个时期房价正是高峰期，问一家买不起，找了很多家，记了很多人，最后只能解决四个无房户，钱还不够。
　　单位内部，心里不平衡的同志，我早就有预料，因为其它有房户的同志虽然算是有房住，条件也都非常差，有些同志住在父母处，有些住在爱人那里一点小小的斗室，把几家彻底无处住的同志住房解决了，这些同志肯定心里不平衡，又是多数。这一场矛盾肯定无法避免，但是不办又不行，加上文化厅和省政府领导的不断催促，还有货币贬值，房价上涨的威胁，更有年终把钱花不出去上级收回的最大威逼，可把我难坏了。但是通过会议却是根本无法商量通的，所以想要作到“皆大欢喜”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为一部分人，得罪一部分人。我个人的形象肯定要受到分不到房的人的损伤，但是没有退路，顾不—了那么多了。才于1994年先在北关龙首南路买了三套房子，把钱交了以后，只剩下20多万了。我自己给我在迎春小区定了一套，还差十多万元，我就通过关系用我的字画顶帐，过了一年才算如愿，总算圆了我这一生的“安居梦”。这一年我已经51岁，年过半百，才算有了个在这个世界上的落脚之地。哎!也算不错了，当我躺在凭自己的奋争取得安居条件的屋子里面，尽管还是靠步行爬上爬下的五层“上层建筑”时，无沦怎么说，这种心情是无法言喻的。
　　果然，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我单位几个没有分到房的同志把我告到了文化厅。这些同志告我，我可以理解，为了书学院，他们出过很大的力，是书学院的功臣。应该不应该给他们分房?应该!前边已经讲过，在不可能两全的情况下，只能顾一头。何况也不是没有机会了。最多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以后或许条件比前边的还要好。能够理解我的没有告，不能理解的同志参与了告状。但我却有一条原则，告我的人，绝不打击报复，时间和历史会让他们理解的。当然也有极个别人，属于那一种你给他办了一百件好事，只要有一件事没有办成，他就要骂娘的人。对于这种人，我还是一条，不打击，不报复，如有好事，我还继续给他办。在社会上的朋友，我都是一贯如此，何况本单位的同志!你对不起我是你的事，我却一如既往的坚持我的做人原则。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厅有一位领导，一次也未向我了解过实际情况。竟凭告状信，在一次什么会议上点了我的名。据说他在会上很激动的说：“薛铸算什么级别!凭什么住那么大面积的房?”
　　多大面积?120平方。什么级别?行政级别，我还弄不清楚，学术级别，我只知道我是正高，国家一级美术师。我这个级别，应该按国家规定住多大面积，我没有研究过，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这么多，甚至更大，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经济力量达不到，我还买的小了，楼层也高了，并不很满意。
　　对文化厅的这位官僚，专断，你批评我，我不反对，你起码先给我通一下气，了解一下情况，我想再批评也不迟吧!再说，你虽然当了官，也分管书学院，你给书学院办了多少事?如果说你办过一分钱的事，对于你的批评我都会以礼相待的。我在穷困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你在那里?在我出车祸从阎王殿上几进几出的时候，文化厅的所有领导都多少次的看望过我，关心过我，你呢?你在哪里?我经过自己的殊死奋争，刚好有了一点好转，你却出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实在想不通。
　　我这个人是个一贯务实的人，从来只拜朋友，不拜官。你官当的再大，如果不尊重我的人格，我也不会奉迎你。但是那些兢兢业业，辛辛苦苦为党的事业奉献，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好官，我一贯是非常敬重的。只要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肯定求之不得。我看还是让那些为了个人私利并非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用钻营或者金钱换来官位的鼠辈们。见他妈的鬼去吧!终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报应的。
　　我自己是这样一个命运，我成立的书学院命运也和我差不多，始终是坎坎坷坷、步履艰难，一直都不顺利。开始的时候，在文化厅里只有我那一间办公室，人员调的越来越多，无法容纳得下，但出是没有办法，后来由于文化厅调来一位新领导要占我的办公室，反倒给书学院帮了忙。厅办公室费了很大的劲，给我们在文化厅印刷厂的简易楼上找了两间办公室。前边所说的我过春节所住的四面透风的办公室是指的这里，可不是文化厅的那一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十个人了，把画案一放，进出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出来了，另一个人才能进去。我们大家编了一首打油诗，就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工作条件是个什么状态：“夏日无厕又无水，蒸笼里边研学问。乐趣只有书里求，冰雪不僵热心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不懈地努力，辛勤地工作，就在那震耳欲聋的印刷机声的伴奏中，同志们还编辑出版了《墨海探微》论文集，《五体历代论书诗》书法集，还编辑出版了《书法入门》、《历代名帖集联》两套二十册的大部头集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了当时畅销一时书法集子。又搞了我院暨艺委会的大型展览，参加了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同志们个人出版的集子和论文则更多。这些都可以在省电视台为我院拍的专题片《墨海逐浪》里反映出来，在全国的书法界几乎无人不知“陕西书学院”的大名。尽管如此，我们的日子还是很难长久。1995年西安市政府为了扩建钟鼓楼广场，社会路拆迁，文化厅印刷厂的简易楼拆了，我院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的命运。文化厅给我们联系了北关物资站的地下室，放置了我院的家俱及书画作品，我们这一支西安书法界的中坚力量就流落街头，各奔西东，成了无业游民。我想这种人才的浪费，虽然对我来说心疼不已，但是没有一人关心过和询问过，更谈不上主动的给以解决。可悲呀，可悲!这个徒有虚名的文化大省，除了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那数量虽多而有限的文化遗产以外，我们现代人的文化创造，又有多少是在政府支持下出世的。文学，电影，音乐等，多是由于作者的不断努力奋争，成功了，或者取得了承认，领导人才出来捞取成果。但在中途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他们又给了多少支持和帮助，有时甚至还免不了给点打击，或者阻力。美术这方面近些年来的日子过得大概稍微好一些，因为与其作品市场效应好有关系，其它的行业大概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书学院放长假达两年之久，文化厅仍毫无办法，我只好自己做工作，从省图书馆借到了壹佰年前八国联军侵华时，为慈禧太后建的行宫“亮宝楼”。这是座地基下陷很历害的危房，虽然在里面办公的确免不了提心吊胆，但是放东西还是比北关的地下室强一些。当我院的东西从北关拉回来的时候，的确让我心酸，家俱电器损失了无所谓，但是那些霉烂的书法作品，可是我们精心创作的艺术珍品呀!心疼还说不出口，只好挨了肚子疼。搬到亮宝楼以后不久，却遇到一件没有想到的问题，省图书馆要把亮宝楼前半院租出去开饭馆，这本来是与我院无关的事，却怪我这个人爱管闲事。我因为在博物馆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文物工作比较熟悉，感情也比较深厚的。这个古建群尽管中间有改建的部分，但整体布局并未改变，中间的四明厅和门楼，还保留了和亮宝楼同样的建筑风格，砖雕非常精美，大房顶结构，圆拱式的门窗，门头上还有于右任先生题写的书法艺术价值很高的“中山图书馆”的石碑，是清末民初中外开放时期，中西结合的典型建筑样式，很有代表性，但是，决不适合于现代市场所需的饭馆要求，只要租给了饭馆，建筑肯定会落得改造的命运，这个很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古建群一旦遭到破坏，那损失将无法弥补，可我怎么办?对图书馆无法谈，给文化厅讲，领导不让我管。我确实不应该管，还是我这个人的劣根性所致，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还老想着党的事业，国家利益。出于这么一个思想，就给程安东省长写了一封信。谁知程省长竟给批了，这也是我希望而又意想不到的。程省长批给了贾湘秘书长，贾秘书长找了文物局、文化厅，文物局还派专人调查了解此事，省市文物局古建方面的专家也都前来开了鉴定会，一致认为应该列为“市级文物保护重点”。而且分头向上级写了报告，《陕西日报》还为此发了内参，程省长也批了省文物局的报告。谁知这一下子把事情捅大了，图书馆的同志到处告状，说我是一条狼，还让人摘掉了我院的牌子，把我围斗了几次，砸坏了书学院的画案和画柜，书学院损失惨重，至今还在放长假。省图书馆搬走了，这个地方还在开着饭馆，占建群虽未完全破坏，但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建筑，于右任先生题字的门楼不见了，我错了吧?历史已经作出回答!书学院今后之命运如何?我想这已经不应该是我这个年近花甲离退休不远的人的事了。国家需要他就解决，如果不需要，我这么一点有限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把我该说的话已经说到了，该知道的领导已经知道了，那就由他们定夺吧!

长安书痴

陕西书法三十年之回顾

薛铸
下篇——五十大庆书法展

　　一九九九年的五月份，在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一次省书协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张保庆部长做了关于举办庆祝五十大庆书法展的动员报告.并指出这一次展览一定要在规模和质量上搞出空前的水平。由政府出钱，完了之后还要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听了这一席话，我非常激动，而且也表示了一定要把这次展览搞好的决心。
　　因为我参与陕西书法事业的几十年里，从来都是由我们协会提出来搞展览的计划与要求，几乎是跑断腿的找上级要钱，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的落空。从未得到省上领导的慷慨支持。所以每一次书协搞展览，都是我们领导班子找赞助单位出钱，然后以我们自己的作品补偿赞助单位。省委宣传部我也经常去。全部都是为了省书协的事，经常是连领导的面都见不到，即使见到了，也是一两句话就拒之千里之外。要解决总是难以上青天。那么这一次，却是领导请我们来开会，而且动员我们搞展览，还给批钱。这能叫人不感动吗！不由得呤诗一首：“为了书协腿跑断，今日太阳出西边。看来事业有希望，书协将见艳阳天。”
　　书协主席团为此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时间很紧，压力很大，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地市以及市内的书法组织做辅导及催稿工作。我因为还是主席团最年轻的一个，又分管展览工作，主席团其他年长的副主席就在西安市内，和关中比较近的地市搞讲座和辅导。所以由朱满堂同志代表省委宣传部。胡树群同志、陈君峰同志代表省文联。我代表省书协主席团组成了一个边远地市辅导和催稿小组，这几位也是有名的书法家，由省文联派了一辆车。七月份由西安出发，马不停蹄的跑了，安康、汉中、商洛、宝鸡、咸阳、渭南、铜川，有的地市还跑两次之多。天气又热，不休息、作讲座、示范表演。还得冒着暴雨的偷袭。有很多地方的道路被洪水冲断。经常得下车步行或推车。除了司机王志明同志最辛苦以外。陈君峰同志因为是我们这个组最年轻的一个，所以他一直都坐在车的后排中间的座位上。而中间的位置却正好有一个比较高和硬的楞。这一个多月的车旅生涯竟把尾椎骨那个地方磨破了。经常在路上误了吃饭时间，还得饿着肚子赶路。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叫苦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这次展览。在秦岭山里的小村镇上遇到个小饭馆。由于口味不习惯。朱满堂同志多次下饭馆亲自动手做饭。胡树群同志也一点没有领导的架子，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主动的为各地市的接待人员表演、送作品。深得各地市同道的好评。
　　我们每到一个地市，都受到各地市文联和书协的热情接待。他们大都事先把作品布置出来，我们一到就点评。并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相互磋商、畅所欲言，探讨一些书法方面的理论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容恰。我也趁此机会，提出我对发展地域性书风的倡导。因为我们西北和江浙一带的南派书风只所以形成明显的差异，主要还是地域环境和生活习惯、人文性格的差异有关，江浙一带人们吃的菜都是以甜为主，连越剧里的包文丞都由女子来演，人们的性格细腻、温和，所以他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娟秀柔媚为主旋律的书卷风。而我们陕西人的性格粗旷。吃的是羊肉泡馍、裤带面，油泼辣子、大个锅盔；喝的是西凤酒、吼的是秦腔乱弹。秦腔里的包文丞是全国所有剧种表现力最强的角色。书风也应该是豪迈、壮阔、气势雄伟为主旋律。而且我们只有如此，才能在全国独树一帜，才能创出我们自己的艺术空间，我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书法家的支持。他们有人多次反复的进行创作、探索，最后以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选送。

所以这次展览书写八尺大幅者居多，从展览的气势来讲也是空前的。

　　快到八月底了，各地市的作品送的差不多了，经过主席团和各地市代表们评选出了380余件作品，但是装裱作品的时间不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又多是大幅作品，要裱完，而且还要裱出质量来，因为是大型的展览，还得考察展览的整体效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规划和设计方案。不然的话，作品一展出来，长的长，短的短；红的红，绿的绿；五花八门，乱成一团，展出不成体统。成了自由市场。书协只有一间办公室。人来人往。我就只好把作品带回家。昼夜不停的设计图纸。正好我原来专门学过装裱，又是美术专业出身，搞这一套是我的拿手节目。几乎每一幅作品都精心画了彩色图纸。色调、款式、尺寸都有详细的说明，基本上按一个地市一个大的色调。但每一幅款式又各不相同。大小尺寸全部以两个标准，一是八尺，二是六尺。六尺以下的小幅作品都全部以六尺尺寸装裱。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在书院门所有卖绫子的店铺都找遍了。文艺路等西安所有的丝绸行，还乘飞机跑了一次北京，琉璃厂把装裱材料买齐。我夫人，朋友、学生好多人都来帮忙，找装裱师、装裱店。还得检验装裱水平。这时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装裱价格问题。按市场价，应该是尺幅越大，每幅的平均价越高。可是尺幅小的作品，按我定的尺幅却很大。这样以来，则用的绫子的数量还要比大幅作品用的多。成本也就上去了，我们还要求装裱质量和时间。所以没有办法，我才给他们一个比市场略高的定价。至于我个人花钱事小，几个星期不能休息，吃不好一顿可口饭，那种辛苦没有给任何人说过！
　　就是这样紧张的程度，有一天省文联书记何廉同志还前来找我，对我把这些作品带回家，垄断装裱权很有情绪。他说有几家装裱店，原来给省文联免费帮过忙。这一次有了经费，应该给人家一个挣钱的机会。作为省文联感谢之意。这话我一听，就知道这里边又有别的名堂，但是也没说。只说你让你的装裱师来找我。因为我这里有统一设计的图纸和要求。何书记很不高兴的说。你把作品给我就行了，人家装裱师知道怎么裱。我说这些作品大部分已经托出来了。何说：“那你就把往前边挂的领导人的那一部分作品给我。”我说：“那好，这一部分作品的数量也最多。”我把何书记送走之后，心里纳闷，何书记第一次到我家，就为了这么个小事，这么认真，还对我有情绪。也没问我整个装裱工作进程怎么样。书协有那么多大事，何书记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的到我家来找我谈过，今天这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我始终不理解何书记的做法，不过根据我经营陕西书法界几十年的经历，我们书法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确有人在。何书记的身后免不了又有什么人搅唆，不过我却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应对这些干扰，我只想着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展览搞好，这是雷打不动的首要任务。
　　作品布展了，省文联的同志把我的作品挂到前边领导作品那一部分。我亲手把我的作品卸下来，挂到最后书学院的作品部分里边。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的作品装裱色彩和规格是按书学院作品的调子设计的，和书学院的作品挂在一起非常协调，另一方面，我一贯主张领导的作品不一定非挂在展览的前边，因为广大会员的作品都是经过作者认真创作出来的，又经过了严格的评选，作品的水平高而且整齐，反而是挂在前边的作品，有书协领导的作品，更有一些政界领导的作品，不仅水平参差不齐，加上装裱时没有按照我的统一规划搞，所以大小、色彩、款式都比较乱。展出效果的确不佳，又加上和挂在最后的书学院的作品，首尾相连，距离又近，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广大会员和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很多观众一进主展厅，因为视觉效果的原因，误以为后者是开头，竟倒着参观。这次展览，观众一致反映，挂在前边的那一部分，展出效果是整个展览最不尽人意的部分。当然对整个展览来讲，这不过是一个小部分，整个展览的整体水平，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是省书协成立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
　　展览是成功了，在广大群众的赞扬声中闭幕了。我就拿着装裱发票去省文联报账，其它如机票和出租车票，招待装裱师的餐票均未展示，仅这一项，何廉同志连看都未看就说：“有人反映，你定的装裱价太高了，不能报。”把我碰了个干的。“那好吧！不报就算了，全当我给省书协赞助了。”说完我把发票一卷就要走，何书记又觉不妥，说：“那你先把发票放下，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发票交给何书记，我就扬长而去，再没找过何书记。随后又通过几条渠道得知，省委张部长说：“薛铸这个人也太自私了”，到底张部长说过没有，或者另有说法。我本想面见一下张部长，可是多次电话联系，均不得一见，也就只好作罢。
　　过了很久，差不多一两年时间。何廉同志退休了。把这笔帐交到胡树群同志手中，胡树群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商谈此事。我去见到了胡，他对我说，何廉退休前给他交代了些事。其中有一条就是你这笔帐，何廉的意思说：“你要的价有些高。给你适当的报上一些。”我说：“原来我已表过态。这笔钱算我给书协赞助了，何况我给书协花的钱岂至这么一点，这没有什么！”胡树群讲：“公家的事，谁领你的情，你说你给省书协了，谁知道。”我的意思还是报了吧，让我也了结一椿事。”“那好吧！你看着办。”我回答了胡，胡树群就到隔壁和新上任不久的胡万诚书记商量报多少合适。商量完了之后，胡树群过来让我直接和胡万诚书记面谈，等办公室只有我和胡书记的时候，书记讲了：“你这发票上共计是三万五千无。我的意思给你报上三万。那五千元就算你给省文联赞助了，不过这三万元你得借给我用一段时间，我个人给你打个借条，以后我给你还。你看行不行？”我说行！拿着胡书记打的借条就走了，出了大门，我拿出胡书记写给我的借条，非常感慨的叹了一声：“这难道就是我的自私吗！”我也没有打算向胡书记讨回这毕帐，不过出乎意料之外，过了一年多，胡书记还是陆续将这笔钱还了。至于张部长讲的还要向全国巡展的话，至今再也没有人提过了。
　　这次展览实际上也是我为陕西书法事业奋斗30年的一个缩影，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的那就多了。一直都是干活出力者领导不喜欢，大凡领导喜欢者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奉献者。这就是我们陕西文化事业一贯的悲哀。我基本上都是在群众的一片叫好声中，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和反感。所以我的命运一直都是干的越多，吃亏越大。如果没有这一股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三十多年，为书法事业苦苦奋争的历程。我的确太难了，也太疲劳了！

好大王

事与愿违是常有的事情
向薛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