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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书法文化精神 0 I& |- y& q9 Y9 _ b
当下书坛·对当代书法非书法性的思考- Z v4 Y! B* Y1 _; U+ Q- l$ O
■刘登明 ! Q$ Z5 {- d'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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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 h8 q% H5 l作者题记; U- e, I9 ~! [
这注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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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9 h. `* h* c/ n+ @' t: ~ 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我欲言又止。或者我还缺乏言说的勇气。我似乎是有过勇气的,而且现在这种勇气依然不时从我的灵魂深处冒将出来,在漫漫长夜使我辗转难眠。我听见它说:“给我松绑。”这种声音让我无地自容,坐立不安。随波逐流也许是最安全的,但最终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可以玩世不恭地面对世俗的种种,却无法直面来自自身灵魂的逼问。3 O3 x# Y$ O- T6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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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带着夜色的清凉。夜色温柔,过滤掉了白天的浮躁。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意识到我头顶有浩瀚的星空,我心里有一个别样的世界。在清脆的敲打键盘声中完成的,无疑是一个庄严的仪式。4 X1 i4 ^0 B/ |" T# e7 l
- ^, P% u {3 h1 M1 W5 o; Q7 S2 I 如果这些文字有一些力量,却无意去杀伤什么人。因为有比树立私敌更值得做的事情在等着我。如果要为这些文字找一个理由,很简单,我身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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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说:北大太孬种了。3 m, V) {) n# Y5 r: F( I0 X
) v, U' D) k7 _( T% w; p 我心痛。 5 Y( {9 P v+ ^3 [! L/ }/ Y
什么是书法?当代有没有书法?显然追问这些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书法”的名义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世俗利益为基础的“江湖”,以及一个个混世者占据的“山头”,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无聊的口水仗。但是出于对艺术的真诚和良知,又不能不对此说点什么。对于热爱艺术的人们来说,一切对于艺术的亵渎和利用都是一种不能承受之痛。; l7 L" ?! a& s
我最想说的是,也许当代所谓的“书法”不应该被称为书法,而应该被叫做另外something。书法是人之灵气和精神气质的笔墨迹化,是一脉书香和千载文心的载体和自然体现。水墨之间流淌的,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灵魂。人与文,文与书(法),同气连枝,浑然无间。中国书法的历史更多是一部精神史,而不是技法的积累与总结。书法的传统是内美的传统,不是外在的形象学意义上的传统;书法的传统更多是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形而下的。惜乎当代人本末倒置,在夸大和炫耀技术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放逐了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显示了艺术感觉的退化和艺术趣味的“畸形”。所谓“书法”,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了一个名义、一种工具和一个荒谬的由头。作为中国雅文化核心的书法,被严重世俗化甚至妖魔化,令人痛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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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5 r/ n6 |9 `. K3 x) c% h& ] 因此对于有志探讨书法艺术真谛的同道来说,当务之急或许不是匆忙加入某一门某一派,成为狭隘的吹鼓手和攀附山大王而食的帮闲,而是认真思考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方最迷人艺术之一的原质是什么,对书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本体“还原”,从而拨开层层迷雾,挣脱重重枷锁,还其性灵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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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 d" ^0 B/ S" E# T 也许首先应该从对书法史的检讨开始。在文学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可谓创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写书法史很容易有拾人牙慧,巧为模仿的嫌疑。嫌疑归嫌疑,也只能是嫌疑,因为坊间流行的书法史著作——尤其现当代书法史——如果细加斟酌,可商榷处甚多。迎面而来的便是开篇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书法?哪些人才算书法家?书法的正史之外是否有遗珠之憾?流行的书法史大多是驳杂不清的,其中混杂着文字史、文物史,很多其实与书法无关。在主流的书法史之外应该还有一部书法史。之所以将这些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当下书坛的很多怪现象与此有关。至于当代书法史的书写,不能将任何打着书法旗号出现的现象都收入其中,这等于是不加批判地承认其合理性。“存在即是合理”,放到这个语境中是很荒谬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媒体在当代书法史的混乱书写中扮演了“艺术之敌”同谋的角色。中国目前缺少有责任感和专业素质的艺术媒体,缺乏精审的眼光和批判精神,只要红包的分量够重又不有悖主流的游戏规则,往往不负责任进行炒作和宣扬,使许多打着书法旗号进行的“show”俨然具有了合理性。许多莫名其妙的“热点”正是这样炮制出炉的。可怕的是,这些荒唐表演被某些学院派学者统统收入“当代书法史”,谬种流传,自此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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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些年时髦的书风为例。这种时髦书风所依据的范本,号称重其稚拙、野趣、天真烂漫,乍看似乎不无道理,其实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些并非当时书刻者有意识的美感追求,而多半是由于书手缺乏学养,物质条件简陋造成的,所以往往乏善可陈。而当代有些书家硬是从中看出了“美”,大加模仿,仿佛发现了什么宝贝,未免让人掩口胡卢而笑。古人的幼稚绝不能等同于艺术的天趣,而当代某些书家的猎奇癖和无知以及哗众取宠的功利意识使他们全然不顾艺术的常识,以“创新”的名义创造出了一个怪胎。居然还博得一片喝采声,应者云集。与其说是可笑还不如说是可怕。时尚怪书出现的意义更多不是美学上的,而是让人“耳目一新”。其固然有一定的还原意义,可惜矫枉过正,新与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如生活在摩登时代的成年人穿起古代的开裆裤招摇过市,不以为羞反以为美,岂不怪哉!7 t& _. {. X, ~5 C) ~0 e* X#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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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唐的还在后边。行为书法出来了,天书出来了,新英文书法出来了,好不热闹。虽然是搞怪,让你笑不起来。当金发碧眼的老外们聚精会神地临摹闭门而造的“英文书法”时,他们不知道教书者在窃笑他们的愚。在西方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如何能理解积淀了中国人的灵性与千载文心,作为中国艺术的明珠的书法的真正内涵?始作俑者也不理解,而且也未曾想过理解,只是借用了一个名义,来展示其游戏智慧,在“媚洋”和“愚洋”的同时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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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G4 F: v$ `$ {8 l, C O 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冲击是“乘虚而入”,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现当代中国艺术曾经陷入上不接天,下不着地,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几乎一片空白。开放的闸门轰然打开,滚滚西潮将人们带入一种既兴奋又慌张的无所适从,眼花缭乱的境地。中国人自足的审美经验受到了挑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有学者在反思,但反思的力度依旧不能一挽颓局。颠覆一度成了一条捷径,一种癖好。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真的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被推倒重来吗?当一种文化、制度或者艺术到了非被颠覆不可的时候,说明其存在的根基出现了严重问题,可是反观中国传统书法,似乎并没有如此致命的缺陷。既然如此,那么颠覆的意义何在呢?这种颠覆癖反映了当代中国艺术思想的混乱、盲目和不自信。中国曾经有过一套自足得近乎美轮美奂的艺术理念。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艺术家未能或者是没有能力领会传统精神。但是他们又觉得自己既然以艺术家自居,总应该做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追求不凡便成了艺术创造的最大动力和追求。于是灵性引退而智力出场了。艺术家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吸引人的眼球上。他们频频盗版西方后现代的理念,问题是他们既未能全面地理解传统,也未能理解后现代的真义,而是过分张扬和放大了其中脏、乱、差的一面,以博取轰动效应。而且,中国也缺少有穿透力眼光的批评家和艺术受众。于是一种不自觉的合谋便将艺术这个词进行了全面亵渎。有人为文学写悼词,有人为艺术敲丧钟,也就不奇怪了。6 V% T$ I, ]' G' R4 S9 s" |1 b% r
2 M0 W$ O! g4 \% e 同样,当代人穿起仿古装拍拍照片拍拍电视剧自然无可厚非,但穿上仿古装就说自己得了古人的神髓可就无法服人了。当代许多书家坚持走传统的路子,雷池不越,领袖常黑,古人用羊毫我也用羊毫,古人写短札我也写短札,醉心古典,摩形入微,以为得矣。得是得了,得形而已,雅气,才情,通透洒脱超拔高迈的风神却没得到,也没有触及到书法精神的真谛。古人意不在书,书法反倒美轮美奂,苏轼所谓“无意于书乃佳”。最好的艺术永远是流淌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或者设计出来的,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启功先生说“唐人的诗是淌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清人的诗是嚷出来的”,一“淌”与一“想”与一“嚷”,境界自是不同。于书法亦然。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就是很好的例子。世人所熟知的多是形象学意义上的《兰亭序》,而对于生命美学意义上的《兰亭序》则少有关注。假如没有对生命的深刻思索与体察,没有浑莽的宇宙意识,没有高情逸韵,就不会有这样千古流芳的神品存在。王羲之下笔之际,断然不会想到浓淡干湿的对比或者章法合乎规范之类;颜真卿恐怕当时只是沉浸在痛失爱侄的巨大悲痛中不可自拔,一腔爱国情,一种忠义气,奔来笔端。其间涂抹也是自然而然,假如他知道后人以模仿他的涂抹为能事,不知作何感想;东坡更不可能准备把作品寄到京城评奖。正因为书家是才子,有一种深情和真情,胸中有道义,所以下笔自成高格,不待修饰。苏轼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黄庭坚和东坡开玩笑,说他的字丑陋如“石压蛤蟆”,而东坡知道他扁扁的字迹,和东晋王逸少的文采惊龙,表达的其实是一样的风神和气韵,都有挡不住的才情。“书以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毛泽东的书法如果按照时下流行的标准来套,恐怕不合规矩的地方太多,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后无来者的大家,单就其磅礴大气和洒落不羁来说,当代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B" x, m- k& r0 f+ B/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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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朝花夕拾 于 2006-10-8 10:5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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