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梦融
印 鉴
通过实物对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对比，可见墨迹本上所钤鉴藏印不存在上博 三位先生所指认的钤印印色相同之说。
■ 墨迹本从上至下右侧第一方半印及左侧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浅，明显与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为该作品上年份最早的两方藏印。
■ 墨迹本右侧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侧从上至下第四方“义”字形半印印色明显与其他藏印又不同。
■ 除去四方骑缝半印之外，墨迹本上其他五方鉴藏印的印色也不尽相同：应为“安仪周家珍藏”印最红(近朱砂)，“江德量鉴藏印”其次，“宝苏室”印再其次，“张镠”印偏黄(偏朱磦)，“许氏汉卿珍藏”印最黄(近朱磦)(许汉卿印可以不论，研究员先生并未指认为伪印)。
■ 墨迹本右侧第三方“安仪周家珍藏”印可参见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下简称《印鉴》)330页第19号印，经完全重叠对比、左右移位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后(图三)，可知墨迹本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印文结构部位严丝合缝，同时墨迹本钤印印色古朴自然，印文神形兼备，与《印鉴》所载应为同一印。
■ 迹本底侧自左至右第二方“宝苏室”印与《印鉴》782页第10号印应为同一方印。
■ 《墨迹本》上“江德量鉴藏印”虽不见《印鉴》，然我们亦可找到欧阳修《灼艾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所钤此方印，可做对比，应为同一印。
■ 迹本上“张镠”印虽不见《印鉴》，有关张镠书画收藏的史料记载不甚详尽，然从诸多宋元传世作品上，可以找到此方“张镠”鉴藏印的踪迹。
■ 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
翁方纲题跋
■ 从这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来看，无疑是一致的，他们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书法是再明显不过的。
■ 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与题诗与《复初斋文集》中记载个别有出入的问题，诚如业界专家李先生考证指出的，我们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诗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应属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时形成的细微差异，在此并不能作为否定墨迹本翁方纲跋文的证据。《复初斋文集》底稿中的文字是底稿墨迹，墨迹本上是题跋墨迹，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最终能说明翁氏题跋真伪的，应该还是对翁氏在墨迹本上题跋书迹本身的认定。
■ 翁方纲题跋纸上项元汴鉴藏印“子京”、“项叔子”与“携李项氏士家宝玩”三方印可参见《印鉴》。通过使用同尺寸拷贝纸印鉴(源自《印鉴》)与在墨迹本上项氏三方钤印进行完全重叠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左右移位对比，并无发现差异。
■ 翁方纲题跋纸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可参见《印鉴》328页第5、6号印；“翁方纲”印、“宝苏室”印可参见《印鉴》782页第9、10号印。作品上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对比，均无差异，各自应为相同之印。
针对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的反驳
钟银兰、凌利中在文章中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其实通过墨迹本上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双钩与书写的根本区别所在。此双钩本虽然较好地再现了苏轼书法的外形，但还是无法表现自然书写时那些笔锋的转折、墨色的变化以及牵丝的流畅。例如“轼”字之“工”部，墨迹本转折棱角分明，而双钩本过于平滑；“谨”字之“言”部，墨迹本之提钩墨色变化自然，而双钩本墨色板滞；“别”字之竖钩，墨迹本牵丝坚挺顺畅，且竖划笔锋顿挫有致，而双钩本则牵丝做作，且竖划毫无韵致。书法高手如翁方纲以墨迹本为底本完成的双钩本，尚且不能表达自然书写之本色。我们不禁疑惑，研究员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
张葱玉先生亲眼见过苏轼《功甫帖》墨迹本
《张葱玉日记·诗稿》对《功甫帖》的记述，张葱玉先生不会凭借并不精致的影印本而作赞叹。在《日记》记载，未在《木雁斋书画鉴藏笔记》中著录的情况不少见。
徐邦达先生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
《古书画过眼录》称为“过眼录”，以徐邦达先生治学之谨严，著作中所记所录的古书画作品应该都是经过徐先生亲自鉴定过的。其次，依据徐邦达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书画鉴定百例“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页”的署名文章中的记载。
否认“双钩廓填”伪作
否认钟、凌两位先生有关上博馆藏苏轼《刘锡勅帖》伪本是根据《诒晋斋摹古帖》“双钩廓填”而成的伪作，时间在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这一观点。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原标题：《回应》包含了哪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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