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文学】在幸运和收获中回望／／张克鹏
编者按：
这里登出一篇作家张克鹏写的类似自传记的励志文章——“在幸运和收获中回望”。
讲的是作者在文学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的故事，把这篇文章搁到书法界的让同道来阅读，我觉得这文章的意义更大。现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书法爱好者、专业工作者都还奋斗在书法的这条不归路上，祝福他们！
另外，张先生也写书法，并刚刚在本站的“锐阵线”栏目刊登，各位同道不妨比照着阅读！
http://www.shufa.org/zhangkepeng/
在幸运和收获中回望
张克鹏
都说写作苦,写作也真苦!
但作为文学领地的一位跋涉者，我很幸运！
幸运之一：我有四部长篇小说出版。
幸运之二：河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分别在郑州和北京为我的长篇小说《吐玉滩》举办研讨会。
幸运之三：人民日报副刊、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作家通讯、文学报、当代文坛这些文学塔尖的刊物上,不断地出现我的名字。
幸运之四：我从一位农民,一位业余作者,变成新乡市文化局的一位专业作家。
甘甜惟自知!好久以来,我一直想写篇文章,记述一下我于苦斗中的幸运和感动。不求文字上流光溢彩,只求句句发我心声!
贫穷如魔鬼,引我叩开痛苦
大门; 一段生活,青春照底片样漆黑
1964年10月，我出生在太行山下一个小山村的一座土屋里，祖辈农民。父辈之间，唯我父聪明，会用珠盘加减。当时，我国广大农村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里挣脱出来，农民们的时光还很艰难。我们家连我已经八口。上边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大哥、二哥、三姐，都还不会干活。大姐、二姐虽能干点活，但挣不了多少工分，八口人差不多就靠父亲一人养活。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只能是千疮百孔。
两年后，我的下边又来了一位弟弟，我们一家九口人挤在三间土屋里，守着一口破沙锅。靠破屋遮避风雨，靠破沙锅里的稀粥活命。那时，父母的责任和愿望是：不把我们饿死就足矣！文化知识和文化艺术，对于我们来说，遥远得如天上的星星。
我的父亲虽知求知不易，但因内心深处很羡慕知识。他总给我们讲历史上那些文人秀才的故事。也许这就是他在我们心田上播下的种子——文化的种子。
我的父亲很威严，尽管他心中对我们都很喜爱，但我们的心里都怕他怕得要命。
我们从来不敢向父亲要求什么，仅有一次，我战战兢兢地对父亲提出上学的要求。父亲说：“上学可以，但家里没有钱！真想上，自己生法!”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况又在家家户户没有钱的年代里，能生起什么法？看到别的孩子们去报名，我的心里发痒，追在他们后边也去报名。报名需要交五毛钱书费，我因没有钱，被挡在教室门口。
站在教室门口，我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负责报名的老师。后来，那位老师走到我跟前问道：“你想上学吗？”
我说：“想。可我没有钱！”说罢，我就哭了起来。
那位老师又问我：“你能数上十个数吗？”
我说：“我能数一百个数，还会加减法。”当然，这些都是父亲的功劳。
老师大概不相信我这个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又脏兮兮的孩子能有那个能耐，他就让我数数试试，我给数到五十几的时候，他就摆摆手让我进了。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但我的心里一直让每学期五毛钱学费压得高兴不起来。压得严重的时候，我做好了退学的准备。后来，老师一下给我免了三年的学杂费，我高兴得如释重负，上学的信念一下子坚定起来。我想：“下苦心读书，用别人想象不到的成绩报答老师。”
因家里穷，我当时只能睡在牛棚的上边。大冬天，因没有鞋穿，脚后跟冻得肿起老高，脚上冻裂的口子一道挨着一道。学习的时候，两条腿被冻得生疼，许多时候麻木得血液停止流动一般。再后来，两个脚后跟上就变成了疮。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教室突然很看重学生的劳动表现。这时，我又换了一位老师，一位民办老师（拿工分的）。我的父亲因有做小买卖养家的习惯，加上脾气耿直，和村干部的关系处得不太好。为了讨好村干部，这位民办老师总是处处找我的叉儿。我实在不能劳动，他就说我不热爱劳动。最严重的时候，一周批评我六次。为这事，我的父亲去找过当时的校长，校长是富农出身。在阶级论依然影响着人们心理和命运的时候，这位校长也只好斧朝一边砍。
没办法，我被迫辍学。
第二年，我的父亲病故。那年，我十四岁。正是找不到前程的迷惘年龄。我被生产队派到大队种子田里劳动。这期间，生活的风雨，世态炎凉，天天敲击着我的神经。想起失学的痛苦，想到自己的前程，小小的年龄，开始意识到知识、时间、机遇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我想：对于一个来说,能让才能等机遇,绝不能让机遇等才能!于是,我下决心要在求知的道路上走出来!可当时家里除了一本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什么样的书也没有。为了生活，为了买书,我除了挣工分，又试着学手艺。先跟大哥学会了旋锭，后又跟邻居学会了编箩筐。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时间只能放在中午和晚上。家里没有书，就生法借书!在读书的同时,我开始练习书法，没有纸，就到公社机关讨报纸。那时,因文化基础差，打开书就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和理解不了的成语。没办法又开始背字典和成语词典。自己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背30个字和15个成语。这种方法学习起来很困难,也很沉重，常使我心中产生不卸的烦恼和哀愁。浮躁也常有。我急欲看到和找到人生春天里的一点希望。可越是这样想，失望就越是向我的眼前扑来。命运之神真象是有意折磨我。在大队种子田里,我靠农业技术，培育出了24斤的大红薯,公社农场想要我，可大队干部就象害怕我要跳出他们的手心一样，紧紧地攥着不放。我感到，我通向光明的路条条不通。回想起那一段生活，常使我联想到一张青春照的底片。
煤油灯微光,映照等身废稿;
十余年磨励, 心沉沉,雾蒙蒙,艰难、苦涩
没有一丝曙色的生活，象黄沙样一层一层地埋在我的心上。这使我不得不频频产生愤怒，我很想将属于我的损失和幸福夺回来。但我又实在无奈。面对无奈，我去找我的老师。说明情况后，老师说：“你有点写作爱好，走写作这条路吧！”当时,我实在不知道写作这条路会通向一个什么地方!我只想着,读点书,看点文章,写的文字多了就是一位作家!我大胆给县广播站写了一篇通讯。稿子寄出后，没有几天广播了。
初试的成功,让我心潮澎湃起来!我想,这样走下去,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这期间，广播站的尚天瑞站长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家穷，对我的稿子总是尽可能采用，开的稿费也高。冲着稿费，我写了大量的通讯。期间，因我受到了文学的熏染。感到了文学的神圣,对作家更加向往了!
接触了文学，我才知道，文学的确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摘不得。这时，生活上的贫穷，知识上的饥饿，已经把我折腾得犹如沙漠上的一棵小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万分艰难的状态下度过。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分不清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什么是通讯，更不知道什么是细节，什么是结构。只是认为，写作就是写一篇文章或写一本书。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只是两种：描写和抒情。结果，写出的文章，总是不伦不类。后来,一些老师告诉我要读些专业性的书。这时,我就攒下买衣服的钱上了山西刊授大学!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大学中文课程!补了这一课之后,我就感到自己扎扎实实地上了一个台阶,同时,我更加明白了写作道路上的艰辛。然而,命运之神往往会在你处于艰辛,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把你想象不到的成倍困难给了你!这时,因大哥、二哥分别成家。家里虽已有八间土屋，但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宽敞的房屋可住。我俩被挤进一间没有屋门的小土屋。没有桌子，我让大哥、二哥架起一块石板，石板的上面不平，我借来锤和钻修平。然后用麦秸泥打成泥垛子当凳子。小屋没门，深秋时节的东北风呼呼地吹进来，我和弟弟就到野地里扛来一些玉米杆，把它们捆在一起，把门堵上。在这块石头板上我一直坚持了三年。后来，二哥上了水库工程，他从水库工地上下来的时候，捎来了半袋子水泥。给我制了一块水泥板。大哥用家里的二十三块碎木板，给我们做了一扇门。再后来，弟弟到外边打工，我又在这块水泥板上读写五年。这五年里，我一边照顾着母亲，一边守着二亩地和我的文学梦。我因痴情文学，根本没有心思种地，因此，家里的生活就在贫穷的快车上又赶上了下坡路。这时，我见母亲脸上的忧愁很多。她说：“我想抱怨你，但见你夜里不睡觉地用心，也不知道该怎样做！咱们听天由命吧！”说实话，那时的我，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26岁那年，我和弟弟在大哥、二哥和三个姐姐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又盖起三间土屋。有幸的是，这时我有了一张老式桌子，在这张老式桌子上，我一直坚守到了80年代末，我也是在80年代末才用上了电灯。在这之前，我一直伴着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写作。
环境和条件的恶劣，我不太在乎。感情上的折磨，实在让我无法忍受。那时，我每年要写出几十万文字，可每年能变成铅字的不足一万字。有的地方能换来几块钱稿费，有的地方连几块钱稿费也换不来。可想而知，在那样的背景下，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正处青春期的人，一味地空守着贫穷和失败，以为的是什么？这时，有的人就以为我是让文学梦诱到了一个无底的魔洞里，永远也走不出来了。他们用“废人”的眼光看我，好多正常的事情，到了我这里就显得不正常了。我所到之处都要受到诽议。都要有“障碍”在那里等我。寄出的稿件，数个月没有音信，我在家里满怀希望，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结果，突然有一天，期待的稿件会突然地从某一个人的手里飞出来。稿件到我手里的时候，封口已被折开，里边的稿子已被人看过。如果作品里的主人公，是一位被揭露和谴责的对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潜意识地对号入座。他们有的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有的凭借手中的那点权力，当面打击、伤害我。面对他们的打击和伤害，没有朋友支持和理解我,包括我至亲至近的人，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支持我。他们认为我是招了别人的“闲”，是大逆不道。那些日子，我几乎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我实在是有苦难言，心里时常被痛苦翻腾得惊涛骇浪一般。我不想以失败告终，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个性一直在热烈地支持着我!我不怕困难,不怕贫穷!坚持不改变自己,坚信有一天我会用成功向不理解我的人,或有意伤害我的人,说一声:你们错了!同时，我也真想让一个地域的文化走出封锁它的圈子，让它的光泽能和大文化的光辉容在一起。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苦苦地挣扎。我家离新乡市30公里，往返60公里，为了到新乡市文联拜访老师，十余年间，我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中午的生活费，仅花三毛钱（买两个馒头和一杯开水）。11．5元钱，可以跑一趟郑州，包括车费、食宿费。那时，我最大的渴望是，能听到编辑说：“你的稿子离发表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可是，每次走进编辑部的门，都是慌慌张张地跟编辑说上几句话，根本没有勇气问编辑自己的稿子离发表到底还有多大的距离。不过，只要能从编辑的眉稍和嘴角上看出一点喜色，回家后，我就会接着产生不停步不倒下的决心和信心。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孜孜不倦地行走在文学的小道上。在我写出等身“废稿”之后，痛苦的河流上，仍是大雾蒙蒙。
授奖台提名，预示希望走来；
等身废稿，为我垫起一个高高台阶
在接连的失败中，我终于领教了文学这位“铁面先生”的威严，终于明白作家不是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不聚起知识的宝塔，就永远放射不出撼人魂魄的灵光。因此，我不得不丢掉种种幻想，脚踏实地地从头再来。我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文学是我唯一的生命。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顶着不孝和好逸恶劳的恶名，怀着对文学的热忱,荒芜着田地,忍受着饥饿,于生活的泥泞中,蹒蹒跚跚地前行!通过生命在冬眠般的日子里漫长孕育,我觉得我的作品渐渐地有了春之芽的生命力。我的文章先是在县里的书报上发表，再是在地（市）级报刊上发表。更出人意外的是，我的妻子王晓燕竟是在这时，怀着对文学的崇敬和热爱，不畏文学带来的贫穷，毅然决然地从遥远的浙江丽水来到了我的身边。表现出了对我的极大理解和支持。文学的力量让贫穷荒凉的沙漠上生长出了爱情的绿芽。也给我带来了春的鲜活，带来了圆上文学梦的信心和力量。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省报上看到一则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日报社、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八家联合举办的小说、诗歌、散文大赛征文。我认真看了一下征文的全文。我预感到这是一次公允的大赛。回家的路上，反复琢磨、筛选素材。后又通过认真构思，连夜写成一篇稿子。稿子一寄出，我那热了一阵子的心又骤然变冷。特别是到了估计应该接到获奖通知书却又没有接到的日子，心底一下子凉得冰块一般。我想：全省、全国那么多文学爱好者，投稿上万份，中奖人员才有几十个，自己的想法，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已。想不到就在这时，就在我感到没有一点点希望的时候，一个洁白的信封，为我带来一个着实令我震动的消息，我的小说《奶奶的红灯》获了三等奖。我拿着获奖通知单，传给所有相信我和不相信我的人看。结果，有的人为我高兴，有的人不意为然。不以为然的人问奖金多少，我说可能是价值两百元钱的奖品。他们淡淡地笑笑。我知道他们发笑的实在意义。但我不在乎。正是这次获奖，提升了我在文学进程中的速度。颁奖会上，我认识了郑州文艺界的许多老师，这些老师们后来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紧接着，我的报告文学《宋喜旺和他的机械厂》获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大赛三等奖；《黄土地上的小巨人》，获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有奖征文二等奖。中篇小说《太阳落在山那边》、《绿树黄土》、《报复》分别在《莽原》、《小说家》等杂志上发表；中篇传记文学《痴读太行牟天功》，在《名人传记》杂志发表；多篇报告文学在国家、省、市三级报刊杂志上发表。1995年，河南省作家协会吸纳我为会员。多家新闻单位也给了我很多鼓励。
这一切的收获，都来源于等身废稿垫起的那个高高的台阶。我想：没有一位作家不是从苦涩的碱水里泡出来的！
乡亲们认可，胜似肥水沃土：政府的阳光,
给我灿烂,自我叮咛:不做过河拆桥的“农民”
我的作品陆续见报见刊后，我在当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首先是乡亲们的认可。他们没有想到，我能真的把大片大片的文字写到报刊上。他们说：“克鹏是个了不起的人！克鹏是咱家乡的骄傲！”这时，不少村的村干部对我说：“克鹏，现在这社会兴送礼，咱们没有钱，但咱们有全国最好的土特产，咱们的小米涨锅。咱们的红薯“干面”，你到郑州去，把咱们的小米、红薯带去！你忙写作，庄稼长得不好，需要的时候，去我们村上拿！需要多少拿多少！“面对乡亲们的朴诚，我的眼泪真想掉下来！我想：“多好的乡亲们，在文字的光泽，没有照到他们脸上和心上的时候，他们担心我的灵魂被艺术的魔鬼带去！他们恨我执迷不悟，不应该把自己毁了！那种恨是大恨大爱！”这让我后来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到：“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乡亲们用真情的大手捧出老家门的。”这种情感，促使我很想到他们中间去，很想贴着心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痛苦、哀怨，渴望、追求，他们为我提供了一本又一本的生活素材。他们真真切切地拴住了我的心，让我永远不想离开他们。每次坐到电脑的前边，我的大脑里就会闪现出他们的影子。中间，我也尝试过写写城市生活，可一离开黄土地，创作的生命立刻就要窒息一般。我想：可能我的生命已经真真正正地属于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一定的知名度，使我从一个没人要的“废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四处争的“人才”。辉县市地税、国税两局要过，市委办公室要过，郑州某报社要过。都被我一一谢绝！朋友曾来做我的工作：“克鹏，苦斗二十多年，总算到了出头之日，咋能把机会一一错过？再说，大作家是好当的吗？当不成大作家，说不定一辈子就是在贫穷里熬！苦斗为个啥？还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我说：“我没有想到要当大作家，但实实在在地说，我不想再离开农村这亲亲切切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一离开家乡这片土，我的大脑里就成了一片空白！”
1998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欲望狂热》，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报刊上对我的奋斗过程和成果作了报道。这时，市政府按专业人才，破格按排我到市文化馆工作。这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好事。我从一位生活的流浪者,一下子端上了政府的铁饭碗,从事的又是我血质里热爱的事业!心底的激动促使我更加奋发!
到了市文化馆后，有人向我建议：“克鹏，目前纯文学没有读者，农村题材的小说难以发表。你改写城市题材吧！”我摇摇头说：“我绝不做过河拆桥的“农民”！我的作品，即是出版、发表不了，我也要写农民。写好后，真没有条件出版，我把原稿拿给他们看，只要我的作品能让他们受到鼓舞，能让他们得到一点慰藉，我的心里就高兴！”我的第一部小说写成后，在没有出版社青睐的情况下，决定自费出版。自费没有钱，就动用自己所有关系拉赞助。通过努力，拉到了3万多块钱，还差一万多块钱。我和妻子商量后，就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作品出版后，在当地的反响很好。如今，九年过去，还不时地有农民拦住我说：“您是张克鹏老师吧？我还在读你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听说你出了第二本长篇小说，能不能送一本看看？”我说：“可以！”随后就告诉他我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地点。我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吐玉滩》，印刷两次，也全是自费。书出版后,许多领导都主动给我打招呼,他们说我的小说好读,能让他们面对怀恋的黄土地动情!他们很乐意帮我销书!我以实践打破了自费出版的书质量低没有读者的说法。我出版一本书,虽能赚到很小的一笔钱,可我总是把赚来的钱全部用于个人的发展上!买书,上网,和文艺界的老师们吃顿便饭,乐哈乐哈!如今，在我的家乡，随便问一个人读没读过张克鹏的长篇小说？他们都会说：“读过！”他们有的是县、局级干部，有的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有的是工商、税务干部。有的是文学爱好者、还有的是教师、工程师和农民。一次晚上，我在街上转悠，一位电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拦住我说：“张克鹏，你不认识我吧？你的《吐玉滩》我看了两遍，我爱人也看了两遍，我儿子正在看。《吐玉滩》写的太好了，我爱人说，很想见你一面。”我说：“谢谢你们的褒扬。他说：“我不是说虚的，《吐玉滩》真的写得很好！”我去商店买东西，小商小贩们一听说我是《吐玉滩》的作者，他们会立刻给我让利。在如今这个彼此争利，互不信任的年代，小商小贩都给我让利,我感到了文学那种特有的魅力!
新闻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总习惯他们称我青年农民作家。次数多了，有人就对我说：“克鹏，你不能老让称你农民作家，有些人一看到农民作家，依然看不起你！你现在已经进城了，应该让他们称你青年作家！”我说：“我就是农民作家，我觉得这样称呼我亲切、实在！”
现在，我毕竟生活在城里，城里的生活习惯、城里的生活方式时时在改变着我，不断地侵袭我。我知道，这对我的写作成长很不利。因此，我总是尽可能地抽时间下乡，尽可能地约老乡到家里交谈。尽可能地成为他们不变的朋友。特别是当他们需要我经济上作出帮助的时候，我绝不推迟。他们愿意把心底的话告诉我。比如，村里某某干部的德性怎样差，因为有了钱，就找不到自己了。不仅欺负人，还霸占某某人的妻子等。某某村干部，怎样用心术玩人，他们讲的故事真切、生动，表里透彻。
由于故事的真切、生动，我的作品中就多了生活的底色。这一切，我的长篇小说《吐玉滩》的社会效果可作真实验证。
2001年4月，《吐玉滩》，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很薄，仅有16万字，但我整整写了两年，先后打磨六遍。我把每一个故事都写的真实、细腻，工夫的原因，这部书出版后，在文学圈内外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先是原《河南日报》文艺处处长牛青坡先生在河南日报发表一篇《吐玉滩的嬗变》（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吐玉滩》）。牛老师称赞《吐玉滩》：“以深刻的思想统率全篇，是一部经过精心打磨多方锻造而推出的艺术品”。“小说以鲜明的人物创造着故事，曲折的故事展现着人物。”接着，河南省作家协会在郑州举办“张克鹏长篇小说《吐玉滩》研讨会。”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王洪应，原河南省文联主席何南丁，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宇，省作协副主席（现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佩甫、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杨东明、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段荃法、省作协秘书长、著名作家刘学林等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上，大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长篇小说《吐玉滩》，并充分肯定了《吐玉滩》的艺术成果。李佩甫老师说：“《吐玉滩》几乎是用原始状态，托出了这块热土上生活着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作者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解剖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我特别喜欢小说里的一些名字，一些小标题。从那些小标题我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感觉是一流的。”河南卫视、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工人报、河南新闻出版报等十余家媒体进行了报导。河南作家通讯、河南新闻出版报分别以《金色的收获》为题，刊登了座谈会纪要。2002年4月，《文艺报》发表著名文学评论家一弘的评论文章《‘新乡土文学’的拓展》（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吐玉滩》）。一弘老师在文章中说：“该书以黄河岸边一个小村的奋斗历程、发展历程为创作框架，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深刻、细腻地描述了改革转型期不同人物的心理碰撞和命运变化。带有民族特色的写法，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人读下去禁不住要细细地品味、咀嚼和思索；放射性的思维，掺杂厚重的风土人情，使人感到薄薄的一本书，有浓浓的厚重感。总之，我读后，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作为乡土文学，《吐玉滩》也不再是浮面的描述，而是从人物性格的内蕴中，发现和探索新时期生活河流的流向。在对土地的探寻上，明显地为当代文坛带来了许多新的讯息。”2003年2月，《文学自由谈》刊登青年文学评论家李少咏的评论文章《欲望法则下的叙事冒险》（解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欲望狂热》《吐玉滩》）。李少咏先生在评论中说：“急功近利的世欲心态伤害了我们不少小说家的心灵，也伤害了读者们满怀希望的胃；浮躁与虚妄某种意义和某个层面上成了小说面貌的常态。这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哀，而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幸运呢？正是由于对这种情形的不满，我们才有了更加强烈的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意。于是，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现实本质的发言与爱抚。张克鹏先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就是那一大批坚守小说创作的神圣性的作品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两部。”
乞作品出彩 ，尊重老师斧凿；
把心放平，静听身边声音,精琢细磨
在河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吐玉滩》研讨会上，专家们虽对《吐玉滩》的艺术成果给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作品中存在的遗憾。研讨会之后，我决心重写《吐玉滩》。这时有不少人就劝我说：“克鹏，《吐玉滩》既然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你重写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如重写一部新书？”我说：“真正的作家，比的不是作品长度，是精度，把遗憾留给自己，终生不安。”在重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等老师们的关照。曾镇南老师说：“我很喜欢《吐玉滩》这本书。我给你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送给了《文艺报》。你重写收笔后，不要轻意付印，把稿子复印几份，我给你找几位评论大家,让他们认真看看”。
2003年4月，我的《吐玉滩》重写稿收笔。依曾老师吩咐，复印三份，找到了他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曾老师，他很高兴地说：“你的小说语言朴实、流畅、自然。”
谈了一阵话，到了进中餐时分，我邀请他吃饭，他就近选了一家职工食堂。我说：“职工食堂条件太差。”曾老师笑笑说：“评论家不怕饭差，就怕看到的作品差！”
吃过饭，回到曾老师的家里，他打了两个电话。分别联系上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吴秉杰。他说：“你去找他们，他们会很认真地看你的作品。”
这期间，我把重写稿交给身边的众多读者读，这些人除了是我的亲人，就是文学圈子里的挚友。他们看的很快，看过后立马找我谈想法和感受。他们的总体感觉是：重写很成功。有的还大胆地对我说：“克鹏，《吐玉滩》一定会在文坛上引起震动。”一位县委书记看过《吐玉滩》说：“《吐玉滩》这本书值得县、乡、村三级干部认真研究。”我的妻子王晓燕是位有着二十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从初中时代到现在，一直处在作家的梦幻里。中外名著读了上百部。她看了我的《吐玉滩》说：“你相信我的眼光，《吐玉滩》基本进入名著之列。”平时我很相信她的话，唯有这一次，她的话在我心上打了折。我想：这怎么可能呢？
约十天后，我给曾老师通了电话。
曾镇南老师说：“改的更好，我打算在《人民日报》给你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吴秉杰老师是以通信的方式和我联系。他谈了九点看法。其中，七点从不同的角度称赞《吐玉滩》。另外两点，一点指出两处技术性错误；一点是提醒稿子中有错别字。最后，他用几句很经典的话总结了《吐玉滩》的艺术成就：“在历史与文化的坐标上，圈出了一个生存的栖息地，那是乡土中国的现实；浓郁的乡土气息，简约生动的文字，富有内蕴的民间语言，《吐玉滩》构成了一部有独特韵味的“世说新语”。
郭运德老师在电话中说：“作品的框架很好，语言也好，人物塑造的也很成功，但我感到你能把作品写得更好！你这样付印有点可惜，我建议你再拿出三个月的时间，向着厚重的方向认真打磨！”谈话中，他几次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参照。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想让我朝着《白鹿原》的方向努力。于是，我又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作了一次认真的打磨。
其间，曾镇南老师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先后发表。他在文章中写道：“《吐玉滩》不是我们看到得太多的那种蛮荒与黑暗，愚昧和专权一统天下的农村故事，而是光明与黑暗较绥，方生与已死搏斗，富裕与贫困消长变化，专权与民主移形换位的故事……是中国人近二十年来亲历并见证的一页，是值得远远近近想了解中国巨变“秘密”的人们一顾的。”
曾镇南老师建议我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在北京举办一个研讨会。
2003年9月18日，在新乡市委副书记宋丽萍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联合在京为我的长篇小说《吐玉滩》举办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雷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著名文学评论家、原《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崔道怡，《小说选刊》主编贺绍俊，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吴秉杰，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金德等20余领导、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张炯主席说：“《吐玉滩》写的是中国当代农村事涉大方向的历史趋势。它通过描写褚大旺和高景富为代表的新旧势力的斗争，把当代农村各种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与消长。都相当生动和饱满地描绘出来。应该说，这是作品的一个很重要也是很独特的贡献。《吐玉滩》以很大的笔墨和精力来描写人，相当丰满地刻化出当代中国社会饶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雷达说：“《吐玉滩》是一本新起的作家的书，我认为里边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有很多来自生活本身的经过作家深入观察的东西。而且，我敢说，作品有很大的篇幅在写刚刚粉碎“四人帮”转换时期的社会生活，但我们并不觉得陈旧和过时。我在想这是为什么？主要是作家写活了很多人物。我觉得人物写活了，可以抗衡时间的磨损。”白烨说：“张克鹏的《吐玉滩》，整个作品是靠很扎实的细节支撑起来的。他确确实实是用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写出了一个村半个世纪以来艰难演进的过程。”崔道怡说：“《吐玉滩》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叙事方式。它使我想起了老作家越赵树理和柳青。在我看来，张克鹏是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的。《吐玉滩》不仅让我重温了‘山药蛋派’风味，而且让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在田野上艰难行进的生动的曲折的壮烈历史。它以广阔天地为舞台，以时代变迁为背景，塑造了对于历史进程来说起着正面、负面、调和作用的三种典型。”包明德说：“《吐玉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农村的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前进与愚昧之间的巨大冲突。读了以后，深感有很大的震撼力。它通过成功塑造的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相互冲突，折射出了现代农村的现状，也从中看到了古老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贺绍俊说：“我感到《吐玉滩》是一部特殊的书。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张克鹏对民间文化的充分认同和吸收。”胡平说：“我读《吐玉滩》，觉得这部小说确实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个小说写得俗。这种俗写出了农民的味道。从这一点来讲，和很多农民出身的作家写的小说就有了很大的区别。”牛玉秋说：“张克鹏对于民间文化的那种意向的掌握和熟悉，是很多其他作家所无法相比的。而且，我觉得他这本书里的那些民间文化意向象一颗颗珠子样漂亮。”季红真说：“《吐玉滩》基本上是符合中国20世纪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创作风格的。在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吐玉滩》是很有成就的。”林为进说：“很多表现农村人生的长篇小说都比较集中地揭示过纠缠着政治、经济、姓氏宗族多种利害冲突的权力争斗，但《吐玉滩》仍然能给我们提供相当的阅读快感。”赵金德说：“张克鹏是我们新乡市600万人民的保尔，对他的作品举办这么高层次的研讨会，不仅是他个人的骄傲，更是新乡市600万人民的骄傲！”
研讨会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北京日报、河南卫视、大河报等十六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导。文艺报发表专版评论“张克鹏长篇小说《吐玉滩》笔谈。”新乡日报发表专版《牧野花开京都香》（北京专家学者评说张克鹏长篇小说《吐玉滩》）。
2004年8月9日，经中国作协书记处研究，我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初中仅读了八个月，我虽在艰苦的环境中苦斗多年，但能成为一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能在十三亿人口的文学殿堂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作品研讨会，我深感无比地骄傲和自豪。期间，《文艺报》记者部主任高小立采写了我的通讯《因为文学,他离开了土地;为了文学,他依恋着土地》;《作家通讯》刊登了原新闻出版报总编室主任苏小蒙的文章《他在挖井》（青年作家张克鹏印象）。
2006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本是同根》，该书以其反映科学发展观的鲜明主题和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赢得了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说:“没有人性崇高的幻想,却有人性善良的追求,“官场”也是人间的一部分。同一片土地,同一种根,张克鹏的小说写那些“当官的人”有了另一种气象。圆形的人物,简赅的对话,微微的风,密密的雨…… 努力理解和反映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真实性与深刻性便包含在他的描绘之中!”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小说》执行主编凌翼说：“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官场群相,可读性极强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在自己的后背隐隐伤痛的情形下读完的,几乎中间没有停顿,阅读的愉悦与疼痛并行,这让我着实享受到了一番痛而快乐的美妙趣味。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高毫林说:“小说刻划了很多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毫不雷同,个性很鲜明。在作者笔下,这些黄土地上生长的人物,身上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一个个显得真实可爱,看得出作者热爱这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正因为作者贴近生活,所以小说写得真实自然,俨然一幅处于底层的政治生态园。”《文艺报》评论部主任石一宁,在《文学报》发表评论文章《从基层政治透视人性》（读张克鹏的长篇小说《本是同根》）;《中国作家网》将《本是同根》作为优秀书目榜上推荐并连载。主编胡殷红在推荐理由中写道:“作家张克鹏的小说贴进生活，扎根本土，真实、深刻地描绘他所能理解和反映的“当官的人”。小说所刻画的众多形象、生动、自然。在这些形象身上，缺点和优点并存，人性的缺陷与人性的善良并存，但表现形式与表达方式不同，个个活灵活现。读者可以读到处于底层的小官、小老百姓的苦恼与快乐，也可以品味出蕴含在人性之中，无法回避的丑与恶。”新乡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崔成京读了《本是同根》,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可读性深刻性警示性同在的书》,发表在《新乡日报》上。他告诉人们要以书中的人物范嘉白为戒,处理好工作、事业与生活的关系!
最近,我又将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交给了作家出版社,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学会会员、河南省影视戏剧创作中心副主任、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王国毅为该书作了序。他在序中写道:“克鹏是写过数部长篇的成熟作家，以前的作品我大都读过，总觉得他的作品中缺少爱情，甚至于当面戏谑他不懂女人，不懂爱情。其君也只是闷笑，不置可否。嘿，想不到这家伙是外生内熟，表素里荤，是一个写爱情的行家里手。且看他的《热泪》——这样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他却能用一颗高尚坚毅的心，牢牢把握着情的尺度，爱的底线，把爱情演绎的既绵缠悱恻，又流光溢彩；既悲壮激烈，又凄美哀婉。这爱情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皑皑雪山，万丈悬崖，悬崖间一枝冷艳的梅花，露出姣靥，送出馨香。崖下三个男人踩着积雪，扒着危石，奋力向上攀爬，欲摘取“那枝梅花”。但他们不时地滑倒跌下，又奋力向上攀爬，但总也爬不上、够不着……
多么姣艳多情的“梅花”！多少勇敢痴情的男人！多么美仑美奂的人性之光！”
尽管长久的攀登,让我很苦,很累!但回望文学的出发地,回望来路上的艰辛,我在欣慰的同时,更懂得珍惜!
书法家不仅需要孜孜不倦的精神，也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艺术门类的滋养。这篇文章具备这两个意义。em1 em1 em1 em1 em1 em1 em1 em10 em10 em10 書法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愛恨交加em4 爱之深，恨之切。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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