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了！！
:L
谢谢支持!!!
原帖由 流泉 于 2006-10-6 00:39 发表
:L
谢谢流泉兄指正!!!"进"字 已经编辑成"近". 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谐历程”
作者：桑榆 文章来源：博客论坛 点击数：490 更新时间：2006-6-16
提起北宋文学家苏轼（1036～1101年），也许很多人会想起他的《题西林壁》，他的《浪淘沙》，他的《前赤壁赋》，而我却常常想起那位刚强执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这两人皆是当时最具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同朝为官之时，不仅在文学上互相匹敌，在政治上更是各持己见，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还被许多反对变法的旧派曾拿来大做文章，把他们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事实上，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于文学中的互相钦佩，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走向了“和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
苏、王二人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1042年）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属于老一辈的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苏轼呢，更是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受到老前辈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志士，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
就拿以上的材料来看，苏、王二人在文学上是彼此欣赏的，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极有可能成为难得的文友。只惜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着太大的不同，同朝为官，也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相处的不融洽。此外，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这件事对苏、王二人关系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就是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了。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宋神宗犹豫再三，召集了许多大臣讨论。而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于是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为虚有，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苏轼外任期间，朝廷中变法派争异乎激烈，由于新派当权，旧派官员纷纷去职，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团异化，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这一切对新法实施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上下一时怨声载道。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乱，反对派趁机起哄，造谣说这次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继而，朝中又有人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在诸多压力排挤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罢相。但这个罪名太离谱了，王安石很快恢复清誉。次年，王安石复相。
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对变法态度的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同是变法内部的吕惠卿，把王安石曾写给他几封有“无使上知”字样的信件交给了神宗，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呼声依旧日益高涨，最后连皇太后也站出来了。
[ 本帖最后由 汪胜寒 于 2006-10-10 21:19 编辑 ] 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爱子王 雱33岁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终究再次罢相，回到了江宁（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筑了座“半山园”，从此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时年，苏轼正在密州任上。
再说苏轼在外任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及其诚恳的回顾，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不想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了，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淡化了昔日政敌关系，而是更欣赏对方的才气与学问了。
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以国家为重，对往日的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恕，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品格。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
据传，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后来在同游钟山时，他们有意回避了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的时政，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当然，这既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苏东坡读完后，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并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
王安石还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诗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就在王安石约苏轼在买田金陵，相作邻居时，苏轼十分感动，而尚属壮年的他还不能就此看破红尘，于是作了和诗另首《次荆公韵》，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诗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于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彻底和解的诚意，也体现了对王安石急流勇退的仰慕。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对王安石表示高度的赞许。
可叹的是，苏轼在后来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过程中，又导致了他与司马光等旧党人物的分歧。在新旧两党的攻击与诬陷下，他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最后还被贬到地处偏远的岭南、海南岛。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从此一病不起。
有诗言道：“斯人杳然去，空候旧河山，寒梅清芬日，隔代盈暗香。”苏、王二人历经了数年的针锋相对，最终走向了和谐，且以其政治家文学家的风度与胸怀，彼此获得了很高的敬意，在历史的天空中，为后世学人留下了一颗闪烁的星辰。
[ 本帖最后由 汪胜寒 于 2006-10-10 21:20 编辑 ]
什么是文人?
插入一点资料:注:来自南山道人博客
[ 本帖最后由 汪胜寒 于 2006-10-17 09:39 编辑 ]
东坡与砚
米芾，字符章，天性好洁。御赐一砚，名曰瑶池。每出观，必再拜而淡玩，不敢擅用也。东坡一日请观瑶池砚，元章命之再拜，而后出示之。东坡曰：“此砚虽好，未知发墨何如？”因见案上有墨，坡遂以唾磨之。元章骂曰：“胡子坏吾砚矣。”遂以砚与东坡。东坡曰：“御赐岂可与人。”元章曰：“污砚岂可复用。”坡笑持砚而回诗曰：玉砚莹然出尚方，九重亲赐米元章。
不因咳唾珠玑力，安得瑶池到玉堂。
情到深处人孤独，话到深处人生情.
[ 本帖最后由 汪胜寒 于 2006-11-9 21:31 编辑 ] 欧阳修有题《双龙戏珠金星砚》诗：徽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惊，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未虚行。
苏东坡简介
苏东坡简介[来自中国在线设计]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 本帖最后由 汪胜寒 于 2006-11-8 16:21 编辑 ]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