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毛主席的书论和书法
韩玉涛毛主席的诗词和草书，本来就有崇高的地位，，治史者应当研究，或者说，应当给这些遗产以实事求是的论定，这是治史者义不容辞的。但是，论其书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孙过庭说：“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能形于纸墨－－粗可仿佛其状
,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未逮，请俟将来”。
我今天就是抱着这种态度，来试一试。
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两大期，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是两期的分界线
.信云：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
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
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十月十六日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547页)
我全文抄录这封信，并注明页数，让读者自己研究，是因为，这封信，对书史来说，实在 太重要了。要而言之，可分两点：
第一，这可以看作毛主席的书法观－－专门写一封信要“草书”，并且，除自藏的以外，还要借故宫的，这样郑重其事，看来，毛主席是决心写草书了。蒃、隶、楷、行、草五体之中，专要草书，这是大堪玩味的。我看，这是因为草书意多于法，可以自由抒写，有音乐的旋律。其他书体，都难免“印盘”，“算子”之讥。唐人写意，就是用乐府和唐詩，这些，他当然熟悉，以毛主席的颖悟力，他当然要写草书了。
这些话，在当时的书法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是寂寞的，甚至直到今天，这信也不失振聋发聩之力。否定草书者，不知读过此信，有何感想？
草书本位，甚至草书至上，这是全部书史，特别是前期书史的“枢机”所在；昧乎此，就是不懂书法。这只要看崔瑗以来的各家＜草书势＞就足以证明了。中国艺术，为抒发骚魂，不得不草意弥漫，如太史公的“敢于胡乱”这是不难理解的。毛主席在他攻书之始，就很抓草书，可以说是抓住了传统的根本，实在是高明。
第二，这是向统治书坛150年的碑学开炮的宣言书。它也标志着碑学的结束，－－自从嘉庆六年，钱泳公布了阮元的书论以来，到1958年，已经150多年了。这期间，因为北碑的桎梏，没出一个像样的大书家，书法确实到了穷途末路。极少的迷途而知返者，也只有叹息而已。如写隶书的陈曼生，在他的画上題到：“此是杨疯子草书”！这是金农的诗句，噫，一何向往之深也！而碑学殿军吴昌硕，到了晚年更大书道：“今人谁解为草书？”－－碑学的佼佼者，早已看到了“碑”的局限，但积重难返，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早已不能自拔了。其实碑学的开山，如包慎伯，并不像碑学后期康有为辈一样狭窄《艺舟双楫》里，有不少文章专论草书，未必不想振兴草书，这是慎伯的博大之处；但，碑学末流，却出人意料，言必称北碑，一个草字也不会写了。书法因此开始倒退。辛亥，特别是“五四”，波及艺术者，至多且巨，但书坛巍峨，依然故我，碑学是动不得的。于是，人们发现，鲁迅一生写行楷，一行草字也写不出来；郭沫若不会草书；傅雷也是一手魏碑。梁启超题签的＜＜松坡将军遗墨＞＞，真不愧忠于其师了。“时代压之”。先觉之士，如王国维先生斥“北朝朴鄙之书”，也无济于事,只好向壁唏嘘了，奈之何也！
从1919年“五四”到1958年10月写信，又是四十年，书坛仍旧没有生气。这时期的书家
，提起来也令人叹息，如沈尹默先生，专力攻书，但不会狂草，陈独秀说他“其俗在骨”，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平心而论，似乎只有一个林散之先生，于碑学几进几出，但终于跳出碑学的泥坑，其行草具备了超越有清一代的风华；但，也不会狂草。－－书法不能不变了。翁覃（qin)溪说过：“书势当随时代””。”（《金石索》）时代大变了，书法怎能不变？于是，我们终于看见了毛主席的意见，就是这封短信。我以为毛主席这封信，就是变的开始。－－不过，它“但开风气”就是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主席拿草书打北碑，一打就中。这眼光，实在表现了他艺术上的天才。－－天才，从来就是艺术的专用语，与政治何干？
总之，毛主席致田家英这封信，是中国书史、中国艺术史、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应当彪炳于史册的。－－世之研治毛泽东文艺思想者，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请问，也有说乎？
现在，谈谈毛主席的草书吧。
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学草书的，。他早年的明信片，也是北碑体。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在延安，看到毛主席早年的一幅对联，说“大有何绍基笔意”。这是无怪其然的。1945年在重庆写的《沁园春。雪》，字是楷体，已经有自家风味了。那时代，毛主席戎马倥偬，日理万机，实在沒有时间留心书法。再说，多年以来，可以说，直到五十年代末，毛主席追求一种“以绵裹针”的笔势，品位毛笔的弹性。不作桎梏之状。但这种追求，总的来说，并没有成功。顾了含蓄，顾不了风骨，这是历代书家都感到两难的。但到国庆十周年，195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工人抬过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书“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确风骨崚嶒，笔势开张，令人刮目相看了。－－读过《致田家英》信，今日才知，那时毛主席练字已经一年了。
从已经公开发表的诗词手迹来看，1958年到1964，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958年10月到1961年。从61年安所写“万家墨面”卷与“天高云淡”卷来看，骨力不足，尚未得笔，中锋、偏锋等等字眼，全用不上，倒是黄宾虹先生反对的“鼠尾”，多次出现。但从其自由舒展器局广大来看，他是会寻找旭、素的。“心手会归”、“忘怀楷则”，噫！谈何容易哉！
第二，1962年。
毛主席所书诗词，很多没有标明书写的时间。我只能斟酌大略，从手迹前后的比较中，大致上确定其书写时间，这是没有办法的。倘有漫浪，识者指教。
在毛主席手迹中，1961年所书的“万家墨面”卷与“天高云淡”卷，与1963年所书的“小小寰球”长卷与“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辞，兩者之间，有三个小卷，即“清平乐。风云突变”卷，“采桑子。人生易老”卷与“忆秦娥。娄山关”卷。没写年月，但很重要，这三个小卷，与其前（1961）其后（1963）的笔致，大异其趣，我看，很可能是1962年写的。
从1958到1962年，毛主席写草书，已经五年了。62可谓硕果累累的一年。从“清平乐”、“采桑子”来看，作者终于得笔了，中锋为主，侧锋取势，并无偏頗；而中锋笔力尤佳。对几十年前战斗生活活鲜鲜的回忆，也使书作欢快跳跃，味之无厌。对笔画矛盾的处理，处处可见毛主席是伟大的辩证法家。如“天难老”的“难”字，这个字三次笔断意不断，就是一个好例。－－实事求是，毛主席的草书，至此已经成熟了。请看“龙岩”二字，顿挫优游，极笔法之极诣，在当时，确乎已经堪称独步了。
清平乐”、“采桑子”二卷，都是学张旭的，但不是死学，大概也是“神摹”吧。“龙岩”二字，有张旭的波澜，但又不是“肥草”，这是人们一看便知的。－－秘书田家英，专门收集清代书法，经常挑一些名人字幅，挂起来给毛主席看，但毛主席写字，取法唐代，就是不学清人书，这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很明显，书法遗产，也是有精华，有糟粕的呀。
1962年所书“忆秦娥。娄山关”卷，是毛主席草书的代表作。乍一展卷，只见其无天无地，壁立万仞；屈铁盘丝，痩直劲挺；淡墨枯毫，无限暗淡，传统的论书语言，不够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写出了这种惨淡模糊的境界来呢?毛主席当时的心情,已经无从探问了.但毛主席晚年是寂寞的。“鼓角灯前老泪多”。几十年前的浴血战斗，那整整一天的，悲壮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惜无人写罢了。这首词，四十六个字，也像四十六个山头一样，要一字一字‘即一座大山接着一座大山地看，才能欣赏到作者的笔趣。
“娄山关”卷，书与词，珠联璧合，可称双绝。这是中国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是中国艺术史的无上瑰宝。出版社应当多印一些，这是我们的光荣。
田家英说的对：“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体的，写起来很有气魄。”“娄山关”卷与怀素“痩草”的关系，是密切的，值得研究。怀素是主席的同乡，他是“狂僧”，这和伟大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不同的。但又有微妙的联系，毛主席此卷，大概并非是醉而后书，故怀素狂草中非理性的部分，主席不取，但对“非理性”他也没有。这从1972年中日建交时，赠田中“楚辞集注”，赠大平“怀素自述”来看，是可以想象的。由此一卷，足以傲睨明清。毛主席在书史上的地位，已经奠定了。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1963年到1964年
这两年的墨迹，所见者有四：（1），“滿江红。和郭沫若”，（2），“向雷锋同志习”，（3）“一定要根治海河”，（4），“沁园春。独立寒秋”－－我们看到，仅二年的时间，毛主席的笔法，又进了一步，气魄沉雄，笔笔中锋（藏锋），“有蒃籕气”。
笔笔中锋的长卷“小小寰球”，仔细品位，反而不如“向雷锋同志学习”三行字，更有味道。两卷书写时间，仅隔两月，雄逸如此，令人咋舌。“小小寰球”虽然刚健雄浑，反不如一个题辞的富于笔情墨趣。这是沉溺于中锋，对中锋与偏锋的关系处理不当之故，对于中锋与偏锋，王羲之是怎样处理的呢？看了“丧乱贴”就明白了。
可以说，毛主席晚年写字，有时是以大王为指归，如65年的“独立寒秋”卷，但又不似，这是什么缘故呢？他已自成一家了。
总之，1958年10月16日毛主席“致田家英”的信，是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文献，可以说，它宣告了一百五十年“万马齐喑”的碑学时代的结束，而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书法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可惜，今之执笔者，犹昧乎此。这是令人叹息的。长此以往，纵然皓首穷经，虔诚之至，恐怕连散之老人的败笔，犹得不到，况其他哉！这又是怎样的可哀呀！“迷阳聊饰大田荒”。呜呼，掷笔三叹！
[分享]毛主席的书论和书法
1[分享]毛主席的书论和书法
2[分享]毛主席的书论和书法
3[分享]毛主席的书论和书法
毛泽东酷爱怀素狂草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三百四十余件，各种题跋二百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