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批评包世臣与康有为云：“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好汉表现花拳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如作大言期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
对包氏书论及实践的现代批评，可以看看金丹的《金丹：包世臣书法分期及其风格述评》
http://www.iguoxue.cn/html/80/n-20080.html
你慢慢写，俺出去旅游去。下个月中旬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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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金沙石 于 2012-5-26 12:09 编辑
旅游愉快，寒石。到哪儿耍去？你回来，我还可能没写完。
改不了早睡，困了也要到凌晨这个时候。一躺下就能睡着的日子，早已过去。
包世臣表述的成功，和实践的失败，是书法史上一寻常的案例。不但像卫夫人所的那种“善书者不鉴，善鉴者不书”，而且，更因为其天性善变，辗转多师，这个也好，那个也棒，自己却无定见，无法一以贯之。白蕉对他的评价也类似。就和结了多次婚的男女，对幸福的追求固然令人钦佩，但到底因为心事动摇，不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也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笔法，也鉴别不出来，什么是不变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赵孟頫的“千古不易”论，是谬误可笑的。结果，他连赵孟頫也到不了，却自大地自诩为王羲之第二。他不但不善书，也不善鉴。包世臣的意义，倒是记录的众多探索者的见解，不分偏见（因为没有主见），结果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笔法探索记录。或者说，他是个工匠型的人，但却不是一个艺术家，也没有哲学思想，这限制了他的探索深度。
本帖最后由 金沙石 于 2012-5-24 01:07 编辑
和包世臣不同的是，康有为却是一个有哲学头脑，也有政治敏感的改良主义者，和一个更有天赋，包括艺术天赋的人。他敏感的觉得，阮元和包世臣他们的描述，是有道理的，北碑（其实是南北朝时的书法），确实是书法返本求原的好参考。政治上倡导“偏”“侧”“斜”固然反动，但避开谈用笔的斜（邪）正，独提形态的“方圆”却四平八稳，和阴阳学说可以想通，因而也明显更有市场。于是乎搜索诸史，考证源流，来个卑唐尊魏，着实亮了一番。你真要佩服政治人物的狡黠。政治家写历史，历来偏激，康有为算是有良心的了，至少没有任意打扮那个小姑娘。所引的史料，非常准确，只是也在时间空间上，和阮元包世臣一样，给一叶障目。这片叶子，就是那条淮河。
本帖最后由 金沙石 于 2012-5-24 11:29 编辑
凌晨写的，给坏网络飞到以太去了。所怀佳人，发来微信说，飞回来了。兴奋了一下，就来这里补上不见了的一段。
南北朝的那片叶子，这里不谈了，别的地方，我已经喋喋不休说了很久。http://www.shufa.org/bbs/viewthread.php?tid=117901&highlight=
宋元之后，谈方圆的就多了。
明·赵宧光《寒山帚谈》：
“象形古文，方圆不移。大小二篆，惟圆用事。八分以圆法行方，真楷以方法行圆。”
“笔法尚圆，过圆则弱而无骨；体裁尚方，过方则刚而不韵。笔圆而用方，谓之遒；体方而用圆，谓之逸。逸近于媚，遒近于疏。媚则俗，疏则野。惟媚与疏，即未入恶道，亦野俗之滥觞乎！预防其流毒，斯不为魔中。”简直和骂街一样了。
其实，关键是，那些各位前辈说的方笔，用毛笔，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几年前开始学书法，写比干文的时候，来了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请教他。那个那么三角形的点，是怎么写出来的。他画了个三角，然后中间的空白用墨填上。我吓了一跳。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那一点，崔浩或者他的传人，是那样写一点的。这位会员，写的是隶书，常常得奖。但他这个做法，让我相信，许多书法人，对书法的基本概念，还相当模糊。这个点，在汉朝之后，写法不同了，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侧”。唐太宗专门说过：“侧不得平其笔”。
睡了一觉。凌晨还是照样醒来，什么声音都没有。周围只有蝉声。
这个帖子开头，就引有元朝刘有定《书论》有说：“篆直分侧。直笔圆，侧笔方。用法有异而执笔初无异也."这里讲篆书和隶书的分道扬镳。历代都有阐述，知道篆与隶（分）书的不同。所谓初无异者，说的估计是秦隶汉隶。“八法之道，肇自隶楷。。。。八法者，永字八笔是矣。一曰侧，二曰勒，三曰努，四曰趯，五曰策，六曰掠，七曰啄，八曰磔。”（《法书通释》/明·张绅）。
本帖最后由 金沙石 于 2012-6-1 22:38 编辑
这个帖子本来也到了要讲周汝昌的《永字八法》，但没有翻阅该书很久，本来想再看一下再说，没想到在微博上，昨晚知道了周先生仙逝，就提前说说也好，纪念这位我敬佩的伟大前辈。今天本来略患小疾，茶饭不思，但还是写上几句，感激周先生在我学书的初期给过的印证和开心。
篆书到隶书之间发生的变化，是书法史上的头等大事。这个变化，唐人及唐前的论述里就有，但其意义和细节，说的最清楚的，我看过的文献里，莫过于周汝昌。
本帖最后由 金沙石 于 2012-6-2 03:50 编辑
周氏此书里的上篇《书法艺术答问》，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是在1976年地震后北京的地震棚里写的。周氏此篇及下篇其他文章，他的具体方法，就是紧紧围绕历代对王羲之的用笔的描述，对中国书法里的用笔进行探索，努力探索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所谓的“晋书”。这个观点方法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文献有“足够”的多，但也不至于撒网太大。周氏对王氏书法用心几十年，对六朝隋唐文献有亲切的熟识，这些都使他成为弄清那段时期书论的绝佳人选。
周氏的最大关键，正在本帖讨论的正侧。也许，自汉末以来，也未曾有过对“侧锋”有过这样淋漓痛快的颂扬。由篆书到隶书的变化，由圆到方的字体和笔画的变，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改良”，而是“内容”上的变更，包括技术（例如制笔）和审美、实用方面，乃至书法上关键的“用笔”方面，都发生了基本面上（fundamental，借用一个英文词，比较贴切）的变化。这个看似形式上的变动，实际上是一场内容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