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亮到天黑

如是如是

从天亮到天黑

文/冉正万

    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某些方面我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可我的膀胱对尿液的压迫却越来越敏感。六点钟我起床屙尿，回到床上就再也睡不着了。按照昨天晚上的计划，我要在十点才起床，我怕起床早了没什么事做，那是非常难受的。带来的书已经看了几遍了，再也不想看了，我现在最想看的是报纸，哪怕是去年的都行，哪怕只有屁股那么大一块都行。我带来的书是尼采的《瞧!这个人》，尼采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他的哲学观点，我的理解力往往望尘莫及。而最重要的是尼采已经死去九十九年了，我想看的是活人的消息。
    我是学地质专业的，为了写作，已经好几年没搞本职工作了。队上项目突然增加，缺技术人员，我不得不“出山”，领导安了个好听的说法：这也是体验生活嘛。
这是一间农舍，梁上挂满了玉米棒，地上到处是耗子屎和被耗子咬碎的玉米。屋子的一角有一只灰尘白糠的屯箩，不知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每天晚上都有几个耗子在里面载歌载舞，我找了根三米长的竹杆，不时拍它们一下，让它们安静片刻，要不然我根本没办法入睡。房东是两个老人，男的68岁，女的73岁，他们之间的交谈往往让我不知所云。我住的这间屋子是他们儿子媳妇的，但从板壁上贴的画报来看，里面至少三年没住人了。他们到遵义打工去了。
    既然醒了，再蜷在床上也不舒服。在起床的同时我决定好了，今天下山去打个电话，问能不能回去，天晴了再来，天不晴我什么也干不成。雨已经下了十几天了，这种黔北特有的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地上湿漉漉的，树上草上湿漉漉的，没有一个地方干爽。
    但我还不能一起床就走，走到有电话的小镇至少要两个小时，我只有吃了早饭再去。我在房东家搭伙，他们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十点钟，晚饭下午八点钟。
    临行时，房东老大爷说要给我装两个“防滑链”，因为路上滑得很。他找了一束稻草，搓成一个草圈，然后叫我套在皮鞋上。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上贵阳下四川都要戴防滑链。
    这副“防滑链”虽然外表难看，但防滑的效果的确很好。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我不打这个请示电话就回去，他们会对我怎样？可这种问题是想不出结果的。他们也许会批评我目无组织，也许会扣我的工资，也许会因此叫我下岗。现在像我这种老实听话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要他们出野外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对付领导。不像我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好职工好青年，我想我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提醒他们，暂时回去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出乎我的所料，我得到的回答是绝对不允许回去。即便干不成也要呆在山里！这让我既气愤又吃惊。
    有一句话叫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我心里不高兴，可我什么也不敢说。
    往回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像那些想儿子的人家生下来的丫头片子。
    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两条狗凶恶地向我扑来，我叽哩哇哇吼起来，手舞足蹈，失却人声。事后我想，如果当时有一台摄像机把这短暂的一刻拍下来，一定会让许多人笑痛肚子，而我自己则会羞愧难当。
    我在地上乱抓一把，什么也没抓起来，恶狗却连忙后退。当我终于抓到一块石头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吼了一声，那两条狗便乖乖地缩到他脚下摇头摆尾起来。他把它们唤进狗窝，然后把门关了起来。趁他唤狗当儿，我悄悄把手里的石头丢在脚边。他的确长得虎背熊腰，可他脸上的笑容却有点像某些小个子男人一样的卑怯和狡黠。他的脑门非常宽广，一大片头发不知去向，是一个秃顶大哥。

    你是勘察高速公路的吗？

    是呵。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很得意地说。
    我讨好地傻笑了一下。他问我是哪个地质队的，我告诉他是省建筑地质队。
    进屋喝杯茶嘛。
    不渴呵。
    不渴进屋坐哈儿也可以嘛。
    我还要上山去。
    上山去干什么？这个烂天，什么也做不成。
    老天爷的脸皮真厚，下了这么多天了。
    回到山上的确什么也干不成，最恼火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就坐会吧。
    进了屋，秃顶大哥安慰我说，你要不是因为工作，会到这个山旮旮来么？既然来到这个地方，连茶也不喝一杯，这像话么？
    我嘿嘿笑。听他的话，好像我不喝这杯茶，他会感到不像话，连我也有点不像话了。
    一大罐苦丁茶，上面蒙了一层绿阴阴的茶膜。秃顶大哥要给我另外泡细茶，我说不用不用，我最喜欢喝苦丁茶。我一边说一边抱起茶罐喝了两口，其实这种茶我从没喝过，茶水刚流进口腔，我就感觉那种苦味像钻进肉里去了，连牙根冒出来的口水都是苦的。
    不断有人进屋来好奇地打听我是谁。秃顶大哥对每个人都认真介绍一番，好像我们已经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来了，秃顶大哥在村里是一个小包工头，最大的工程是修了一座水库，最小的工程是修了一条二十米长的围墙，不大不小的工程有厕所、石拱桥、烟囱、猪厩、牛厩、马厩等。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而其他人则是村里的农民，说到栽油菜，上公粮，猪崽牛崽，就有点喋喋不休。说到我所勘察的那条高速公路，他们说出来的话又有点可笑。他们问我挨近公路的土地还种不种，修路的时候放炮打烂了房子怎么办，到时候可不可以让他们去做小工？每个问题都是秃顶大哥替我回答的。回答前他总是手一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他的回答也不一定对，但我也不纠正，一屋子的人都服气地点头。看得出，秃顶大哥在村子里有点威信。
    茶水灌下去，膀恍像正在加气的轮胎一样，越来越饱满。我想到半路上去如厕，我知道乡下没有专门的厕所。可我刚站起来，秃顶大哥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走什么？进都进屋来了，不吃饭就走像什么话？
    我说，不了。
    秃顶大哥说，大家都是出门人，还客气什么？他拉开侧门，里面是厨房，灶上的木甄热气腾腾。你看，饭都熟了。
    我暗自揣想，秃顶大哥这么热情，是不是想通过我承包点工程？可我仅仅是个搞公路地质调查的普通技术员，什么也帮不了。何况这条高速公路什么时候修我都不清楚。可他不主动问我，我又不好明说。有一句话叫吃人嘴软，我想这句话说的肯定是即将发生的事情。
    秃顶大哥的女人和儿子把饭摆上桌。我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都还互不相识，现在却坐在一起吃起饭来。反过来讲，这于我也是一个奇迹。那些来看稀奇的人见主人家摆上饭，客客气气地告辞了。
    一会来我家耍哇。
    好好好。
    他们的神态和言语使我心里暖暖的。
    秃顶大哥倒了两杯酒，是他自己泡的药酒，颜色和浓茶差不多，味道有点酸，但喝起来很顺□。我告诫自己，可不能喝醉了。
    果不出我所料，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那条高速公路上来。秃顶大哥十七八岁的儿子说，到时候要是能包点工程做就好了。秃顶大哥说，你懂个屁，那么大的工程，你一项也包不下来，送给你包你也包不了。儿子说，又不是要自己亲自去做，包到手了找人做不就行了？秃顶大哥说，你以为只要两片嘴巴就包得下来？我看你那两片嘴巴只能包饭!儿子不服气，秃顶大哥又说，包这些工程，好多钱都必须由承包人自己先垫着，工程验收合格后才能结帐，人员工资、运输费、材料费，你有好多钱来付哇？秃顶大哥看着我，我忙点头，心里却惭愧不已。我发现在这方面他比我懂得多。秃顶大哥的女人说，去挖泥巴总可以吧？我想挖泥巴应该是行吧。秃顶大哥哈哈笑起来，他说，你去挖泥巴？你的锄头有挖土机的大吗？你挖一天，它一锄就挖了!说得大嫂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讨好地说，大哥真是见多识广呀。他举起杯子说，来，老弟，我们喝。我说，大哥我不行了，我要醉了。他皱着眉说，你是不是怕我没酒？我泡了一大坛，三十斤，你尽管喝。他叫儿子把茶罐里的茶水倒了，再去打一罐酒来。我忙说，我真的醉了，我只有这么点出息。他笑着说，喝吧，慢慢喝，醉了好睡觉。他儿子已经打酒去了。
    从秃顶大哥家东摇西晃地出来，我感觉自己还很清醒，感觉自己还能喝，可眼睛看着干处踩，却总是踩在稀泥汤里。我骂起来，日你妈，这路上有鬼。我的皮鞋不一会就变成了一双肥大的泥鞋，裤管上的泥巴像瓦桶布，但我的情绪很好，当我又一脚踩在水凼里，我便嘿嘿笑。地里一个栽油菜的妇女看着我，她自言自语地说，城里来的人走不成这乡下的路。我又嘿嘿笑起来，乡下人真幽默呵。我这一笑便笑出声音来，可笑声一出来，肚子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往上面冒，于是我忙捂住嘴，继而捂住整个面部。我想我的笑容一定非常丑陋。
    回到山上，房东下地去了，这山坡上没有几户人家，但没有团寨生活的习惯，是各自为政，依山而居，显得很冷清。一团黑箐箐的翠竹中间包裹着一架瓦房，像一只巨大而又懒惰的动物。我钻进被窝，舒服地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站在一个大村庄的山坡上，看着村里一个叫“硬面”的人正在处死一个刚出生的畸形儿。
    他把那个如熟睡一般的婴儿托在手掌上，像托着一个热乎乎的馒头。
    在许多人的注目下，他把他放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土坑里。
    负责把村里刚出生的不健康的婴儿处死，这是硬面的工作，因此年轻的母亲们又怕他又恨他，但谁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是他的职责和特权。
    我心里咚咚跳，总觉得那个婴儿没有死。但硬面那副杀气腾腾的形象让我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不敢做。
    有一天，硬面发现以前没有处死的婴儿也有某个方面的畸形，于是他又处死了一批孩子。
    继而他发现村里一批少年也有某些方面的缺陷，比如说话结巴、眼睛斜视、爱流鼻涕等等。他宣布，这些孩子将要被处死。
    最后，村子里比硬面岁数小的人都被处死了。他开始分析自己，发现自己原来在思想上也是个畸形者。他得出结论，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有某些方面的缺陷。他觉得只从外表上去区分一个人是否畸形远远不够。他苦恼不堪，于是准备自杀。
    梦到这里——我还在梦中——我发现以上这些情节是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我激动不已，心想这样的构思太出色了，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前卫性，我要把它寄到某某杂志去，我相信一定可以在那上面发表。
    我铺开纸开始给某某杂志的编辑写信，告诉他这篇小说的源头是因为我从尼彩的书上看见这样一句话：与其让畸形儿活在世界上受苦受难，不如趁其刚出生就置之死地。信写完后，我回过头认真看这篇小说，发现有好多地方不合常规，不合逻辑，我心里陡然慌张起来，但我一边看一边安慰自己，只要认真修改，把长句改成短句，会让编辑满意的。我试着改一句，左改右改都不舒服，不禁绝望起来……
    就在这时我醒了。是房东大爷把我叫醒的。
    我不高兴地说，我的小说还没改好呢，你一叫我什么也找不到了。这话我是在心里说的，他没听见。别看他六十多岁了，耳力可好得很。
    大爷告诉我，有人从镇上给我带了个包裹回来。我从床上跳起来，连衣服也没穿。大爷问我，你自己也去赶场了，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果然是一个大包裹，还有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是从邮局寄来的。
    我先打开包裹，是一件毛衣。我激动起来，回忆着妻子的种种好处，觉得她真是一个好女人，平时怎么就没有在意呢？里面有一张纸，是五岁的儿子给我写的信。只有两句话：
    爸爸，给我带一点草种和花种回来。
    早点回来，儿子想您。
    我知道这是妻子捉住他的手写的，可我还是感动不已。眼泪一下涌上来，来不及阻拦就滚出来了。
    打开牛皮纸信封，是妻子转寄来的99年第10期《山花》，上面有我的短篇小说《露草珠花》。再也没有比收到刊有自己作品的杂志更高兴的事了。
    同一期还刊有徐坤、石钟山、徐小斌、李洱等当红作家的作品。我想我的名字虽然和他们排在一起，但他们肯定谁也不会想到，我会一个人在这山坡上，大块大块地吞咽着阴雨和山坡给我制造的孤独和寂寞，我会一个人穿着上了“防滑链”的破皮鞋在乡村路上巴嗒巴嗒巴地走，会一个人钻进一个农民家去喝酒，会捧着这本《山花》胡思乱想。
    我端了张小板凳，坐在阶沿上读石钟山的小说。
    我从来不读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因为它们的缺陷我早已知悉，再读它们我会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可我做不到像硬面那样，趁它们还没醒世通通把他们枪毙，而是想方设法寄到杂志社去，希望得以发表。从这一点可以推断，我永远成不了大作家。而近段时间以来，我对写小说有一种“沮丧”的伤感，克利斯朵夫的舅舅高里弗特烈说，已经有供人们在各种时刻唱的歌了，所以再也不需要什么写出来的歌。那么小说呢？有一次在云南开笔会，在河边玩的时候一位朋友指着一河滩的鹅卵石说，自古以来，人类写出来的小说怕比这些鹅卵石还多。我们哈哈大笑，指着大块的鹅卵石说，这是长篇，指着沙砾说，这是短篇小说。是啊，世界上的小说已经够多了，各种题材各种手法，各种文化各种语言，应有尽有，三辈人不歇气也读不完，还写出来有什么劲？
石钟山的小说是部中篇，还没读到一半，天色便把书上的字抹成一团。因为山上雾大，雾里又夹着雨，因此山上比山下黑得早。
    我把《山花》卷成一个圆筒，当作望远镜对着远处了望。从圆筒望出去比凭眼看去好像要亮一点，清晰一点，从理论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可我所感觉到的的确如此，我不知道这如何解释。
    天色进一步暗下来，百米远的树子也像一团黑影。我做了几个深呼吸。来到野外后，我发现深呼吸是吞咽孤独最有效的办法。山上的空气无疑是最新鲜的。我深吸了儿口，躁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如粉如丝的雨也被我吸进肺里，一大团一大团的黑暗也被我吸进肺里。

[ 本帖最后由 如是如是 于 2008-2-25 13: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