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思想之我见

貺道人周斯澄

                 周作人思想之我见
                                 文／周斯澄


    诗曰：
　　    红楼往事何能忘，苦雨丝丝入梦凉。美景良辰容易过，歧途末路总可伤。
　　    尽有文章谈今古，不堪史笔论短长。徒负虚名难苦住，空羡苏武牧群羊。
　　话说十年以前，《曾国藩家书》异常流行，尤其在我等大学生之间传布更广。不佞未能免俗，借阅一本紧跟潮流，读毕大呼过瘾，从此而往，对于名人书信情有独衷，乃广泛搜罗文学大家之书信集。是时囿于成见，并未把周作人先生纳入视野。惟小城市小小书店，图书大大有限，一本名为《知堂书信》素面朝天的集子吸引了我的眼光，她淡蓝色的封面上除却打印书名、著者、编者和出版社之外，一幅并不美观的夜航船占据大半位置，似乎诉说着主人的朴素和低调。首篇《山中杂信》娓娓道来，不饰繁华而风轨自远，大巧若拙而意韵悠长，仿佛天籁灌耳，又似禅家棒喝，始信知堂老人为世外高人也，那一刻的我确定了自己刻苦钻研的方向。
    十年以后，不佞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今是昨非之事多矣，但对周作人先生的感情始终不渝。周氏兄弟树人、作人二公散文，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诚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丰碑，“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物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的掐进肉里去”。可叹知堂老人曾经“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悲剧型人物，一生荣辱起伏正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历史的多灾多难，相较于乃兄鲁迅先生，今日之评价相去何啻千里哉！窃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先生的文化价值将日益凸显，大似书法史上的孟津王铎。
    在我的读书生涯之中，大约有五年的时间，无论鸟语花香，抑或狂风暴雨，每日四小时苦心钻研周作人先生著作的功课雷打不动，内亦包括一小时的大声朗读。而今回想，正是当年的童子功，得以深深体会周氏行文习惯，于建立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大有裨益，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先生思想改变了我的为人处世和生活方式。谈到周作人思想，许多读者陌生、好奇，甚至不可思议或者觉得好笑。诚然，周先生历史上有污点，但丝毫不能影响其思想品格的纯洁性和独特性。当代学人之中，我意钱理群教授乃周作人先生的真正知音，不佞且做一回“文抄公”，大段引用钱教授文章：
　　周作人常自称“爱智者”或“知礼者”。所谓“爱智”、“知礼”，除了强调科学的理性精神，冷静的人生态度，反狂热、狂言之外，还包含有“思想的通达”，“能节制自己，能宽容别人”的意思，也即奉行“中庸”之道——这正是周作人思想、艺术的核心，既是他的哲学观、道德观、人生观、、文化观，也是他的审美观。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即是对论述对象与读者的双重“宽容”。对论述对象，不仅“兼收并蓄”，包容各家，以“朋友”而非“信徒”的态度待之，由此而形成了散文内容的“宽”与“杂”，“看彻”一切而达于“平实”；而且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对他人、万事万物都施以“爱智者”的悲悯，由此而形成周作人散文所特有的亲切、温润的氛围。对于读者，也绝不以“教主”（“教师爷”）自居，不仅保持着人格与心理的平等，由此而形成了委婉、平和的“谈话风”，而且有意追求“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距离，一切话题都是点到即止，并不企望（更不用说强制）读者定要接受，任其自行思考与选择，由此而形成了自己行文与读者接受上的轻松与从容。
　　钱教授又说：
　　周作人又据此而追求以“认识你自身”为中心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其要点是：一方面，从“生理学”（特别是性生理）、“医学史”、“心理学”，即从身、心两方面，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另一方面，又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史、社会学、神话学、童话、文学艺术等等不同领域，全方位、多侧面地揭示与展开“人类”的本质，力图将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建筑在对“人”自身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达到“情”与“理”的调和。人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不是“理智精神”，寄君一片叶注）贯穿于周作人的全部散文之中，成为思想的内核（或者称为“魂”也可以）。
　　 可见，周作人思想即是建立在科学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与人道的有机统一。
　  周先生是寂寞的，“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这是一种“智者”的寂寞，淡而且深，自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周先生又是不寂寞的，生前即为“五四”时代思想两重镇（另一为鲁迅）之一，知音、读者遍及海内外，而且俞平伯、废名先生继承其衣钵，思想为之发扬广大。仔细阅读俞平伯先生的尺牍小品和废名先生的《莫须有先生传》，“理性与人道”无处不在而不着痕迹，诚为周先生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即便先生殁后，其留下的一千万字以上的著译，绝大部分已被后之学者引为吾国吾民之荣，传播面越来越广，更何况张中行先生深得周先生精神三昧，驰骋文坛，所向披靡。
　  遗憾的是，许多周作人先生的读者但喜其文，不喜其人，对于其思想耻于学习，此为现代版的买椟还珠。没有周作人思想的照耀，其文章何有今日之辉煌？
　  我们理应学会宽容，不能因人废言，西方对于二战失足作家皆有极其公平的评价，为什么我们不能？
　 不佞人微言轻，撰文略述周作人先生思想一二，其是非功过留待历史老人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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貺道人周斯澄

        周作人先生（1885-1967），鲁迅先生二弟，原名櫆寿、启明，号知堂，室称“苦雨斋”，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其小品散文，力主平和冲淡，清隽幽雅，“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一生著作宏丰，成就卓著。仅散文作品已达三千篇，编成的集子四十余本，再加上他的几本专著、译作和整理的古籍笑话儿歌等，数量十分可观。先生是老宿鸿儒、硕学大才，是没有思想家头衔的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其四大弟子分别为：俞平伯、江绍原、冯文炳（废名）、沈启无（原名沈杨），皆为现代文学健将,可见“名师出高徒”一语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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貺道人周斯澄

       周作人先生的思想复杂多变，古今罕有同者，其独特性或许源于坎坷的人生，或者说，坎坷的人生造就其思想的独特性。
      先生高寿八十三岁，生于清末，盛于民国，堕于日据，殁于解放，繁华与屈辱并存，功劳与罪过交织，鲜花与打击同在，可以说，他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生当其时，幸耶？命耶？
      仔细疏理知堂老人思想脉络，我们依然会发现其主要特征，即理性与人道。先生尝自叙：“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又云：“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得出，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成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建立在科学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与人道的有机统一正是周作人先生思想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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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老人散文的特點:
      “平淡清澀幽默的文風”，苦味與澀味兼俱，喜怒哀樂不深究不能詳辨，清冷的文風時時有一黑色幽默在焉。
      “對民俗類的偏愛”，談狐說鬼話女性，地方風土與人情，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有大智大慧也。
      “生活藝術化”，蒼蠅之微，宇宙之大，無所不談，見解之通達，知識之淵博，令人大有高山仰止之感之慨雲，以氣象萬千來形容似不爲過。

貺道人周斯澄

      很多人感興趣的是周作人與魯迅的關系，好像中間還牽涉到作人先生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
      文學界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此乃周氏一門的家事，無論誰是誰非，外人最好不要置喙。
      另外有人對周作人先生娶日本太太頗多微詞，似乎先生出任僞職早有預兆，此言大謬。羽太信子隻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爲嫁了一個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爲世人所知。她又因爲身處一個夫妻各自所屬民族國家之間激烈争戰的時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設若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婚姻本爲私事，豈容他人指點，或許還會成爲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話亦未可知！

貺道人周斯澄

曾有人對我戲言：＂你苦學漢奸文學，将來豈非漢奸後備？＂
    答曰：＂我也苦學毛澤東書法，将來可否榮任國家主席？＂
    其人一時語噎，無奈莞爾一笑．
    周作人先生的價值，不僅讓我們博文約禮，提高修養，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學習生活，懂得生活，品味生活,熱愛生活，這或許正是今日先生文章大行于世的根源之所在．

貺道人周斯澄

              从张中行其文谈周作人其人　　　
                                                                           
                                                               文 / 梦笔生


         评论周作人为人的文章我只读过张中行写的《苦雨斋一二》一篇，至于对于品评他文章的文字倒是读了不少，大抵都是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平和冲淡，淳厚而有余味，由文及人，许多作家不是一笔带过，略述一番，就是干脆不写了。
??可以看出，大家对于他的为人是贬损的多，而持“平心而论”的少。
??只有张中行先生这篇文章敢直接说周作人的为人（在我看过的文章中），这篇题为《苦雨斋一二》的文章收录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为他出版的集子《负喧絮语》中，先生写“负喧三语”，颇有以史笔评论人物的意识，所以能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性格出发，立意既正，评论也就能做到近于公允。
??但是张老为文，摇曳弄姿，一唱三叹，颇多曲折回环，是以言语不免琐碎，乍一看竟几乎不带感情，惟有阅读几遍，才觉得其中有同情之意在焉。
??这很使我感到，张老评周氏，言语似乎有所保留，读其文总使人不有痛快淋漓之感。
??这不免使我失望，对于周氏我是喜爱的感情多些，而非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不如别人偏激罢了。
??我最反对把他定位为“汉奸文人”，诚然，在日本侵华时他确实出任过伪职，被敌人利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做出什么伤害国家的事，有人说他甘为日寇奴役，文人尊严尽失，有负青年厚望，我知道这里涉及节操问题，而向来，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是颇重节操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至今还是许多人的信条，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要唾弃的是如秦桧者那种奴颜媚骨毫无廉耻之感的叛国者，而非像周氏这样“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的人，这句话是张老的发明，张老其意也只是惋惜周氏“糊涂”，在大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是说张老评论周氏是同情大于贬损的。
??我认为这才是至公之论。
??我认为分析一个人，评论一个人，不能只截取他人生中的某一片段而下定语，而应该联系其一生的行为来看，周氏五四时期与其胞兄鲁迅思想大抵一致，译介外国文学，传播新思想，忧国忧民之心炽热，遂能与乃兄一起深受青年们爱戴，同行们敬重，才有“思想界两大重镇”之誉，知乎此，我们对其后期的行为就不可妄下断语了。
??我颇讨厌那些不负责任的作者，他们不去了解事实，不去历史中找原因，甚至不去研究周氏其人而仅仅只根据因袭的成见或片面的理解就来大发厥词；更有一些老师只从街谈中得到片面言语就想当然在学生面前人云亦云起来，并还认为这是很高明的见解呢。
??最后我想提出对自己的要求：读书研究学问，多点明辨是非的理性眼光，而少点肤浅轻薄人云亦云的***！

貺道人周斯澄

             两声叹息——周作人和胡兰成

                                                                                 文\莲舟


       周作人和胡兰成是不应该相提并论的。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虽然他们都因其文才至今受人推崇，虽然他们都曾附逆做过汉奸，但他们两个人仍然是不一样的，就象街头浪子和山中苦僧一样不可比。但就是他们所共有的那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让我同时想到了他们。
       素以人品择文。读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并未有多少感动，太主观而乏公正的论证，实在有亏那么正大的题目。再读他的《今生今世》，却不由得要叹息，不是为人，而是为那些珠玑妙文，出自这样一个无品无行也无骨的人手，就像是恶病之人口中吐出的珠玉，珠玉嘉美，可身世污浊不净。真是糟蹋珠玉啊！
       一本《今生今世》，从头到尾都是胡兰成一人在独自卖力地歌唱，愚人或者娱人似乎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他的自我陶醉。胡兰成大概深知自己此生是无贤人立传了，所以他不遗余力地用他华美的文字给自己立碑树坊，虽然政治的牌坊他不在乎，也懒得去立，为人的清誉他也不怎么稀罕，洋洋文字间，只见他以一派天真烂漫，轻易就织补了所有纰漏、填平了所有的沧桑，美化了所有的悖谬，在所谓“天地不仁，至人不亲”的幌子下，他竟强词夺理地天地良心、功德圆满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真是“盛大英明，热闹喧阗”。
      得意间他也毫不隐瞒，甚至还颇有几分自得地袒露了心声：“我就是个俗人，喜欢世上的荣华富贵。” 于是，在乱世中为求荣华富贵，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每一根能抓住的稻草，从日本鬼子、汪伪政府，到他成了丧家之犬后四处逃亡的路上那些多情女子。日本战败之后，他自顾一逃，却让那位与他有涉的周护士锒铛入狱，并且很快将她抛之脑后。可怜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张爱玲也只是他的诸多“稻草”之一，张在他逃亡期间仍时常将自己的稿费汇给他，接济他慌张的生活，而当张爱玲冒了风险历尽艰辛赶去探望他时，却糟到他气急败坏的斥责。他自己也承认，“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言之凿凿地说“不知什么“爱”，那是西洋的词。中国老祖宗自古以来只认得一个“欢”字，一切皆从这个“欢”字里出。“爱”不过是欢情之后，有了“恩情”，但是“恩情”是很普遍的”。一个人滥情的理由竟可以这样堂皇。
       而他又何曾有过什么“普遍的恩情”呢，对国家民族没有，对爱他怜他的女人们也没有。正如他堂而皇之的自评：“我是个无情的人。”
       胡兰成的可厌可憎，不仅因其诸多失德言行，更由于他那种跌宕自喜、以腐为美，顾盼自雄、洋洋自得的态度。最后我只觉得，他那处处心机显才、灿若春花烂漫的文字，也不过是他卑劣邪恶外面的一张美妙的画皮而已。
       读胡兰成的文章，难免击节称妙，但过后更多的只有憎恶和叹息。若他得现眼前，我是不会拿正眼瞧他的。而周作人却正相反，他的文字平实清淡，仿佛高山月小，水落石出，让人一读再读不忍释卷，苦雨斋老人的影像便自浮现在眼前，是亲切得可以视若师长的。
      说到周作人，他的人生历史上的墨团终是不容回避的。但他到底与胡兰成不同，当初他滞留北京，确实是受了北大校长之托；他确实认同并爱惜日本文化的可取可借鉴之处；他确实受到了危及生命的催逼。他的投降附逆确有他软弱贪生的根源，但在那期间，他没有做什么逆难家国民族的事情也是事实，北大图书馆的书籍只增不少；他确实利用他的身份，私下救助帮助过一些革命人士安全逃离北平；他也确实曾公然站在反日的立场著文赞美中国国民性，并声称中国人民前途自有光明，还为此受到了一帮日本文人的批判打击。抗站胜利之后，他没有为逃避自己附逆的罪责而逃亡，他甚至坦然地承认了自己出任“日伪北大图书馆长”之职是“自愿的”，也许他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简单：“一流二流的人都走了，与其让五流六流的人来乱搞，不如我这个三流四流的人来承担。”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既不惋惜，也不自责，这与历史上的变节者，遭遇批判时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
       我相信，与胡兰成相比，周作人的附逆有其名，而并无多少附逆之实，事实上，战后的法庭给予他的三年劳改的判罚也是公道自在人心的。
       他这一生，除此一块洗不净的污点外，其他都堪称国人典范。他和他的兄弟鲁迅一起曾是五四时期新青年的精神领袖，他的科学先进思想足足影响了一个时代。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也无可挑剔，他“为自己的妻而爱所有的女人，为自己的儿女而爱所有的小孩，为自己而爱所有的人”。他尊重女性，对自己时发癔病、奢华几近胡闹的妻子也终未嫌弃，他甚至对自己的两个兄弟先后停妻再娶都颇有微词。他提倡一种“鉴赏家”的生活态度，他的文章始终追求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人性的和谐和精神的超越。他的文字平淡不显，却掩不住才情流溢，“真像是用水浸润过，明净之下又蕴含着温厚的情趣，清淡而腴润。”他的文章，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是养心之卷。
       想起周作人，也不由得要轻轻地发一声叹息，这叹息却是为其人而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糊涂地趟进了那浑水，一辈子洗不清了呢！真是造化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