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孙伯翔书法展座谈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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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传凯（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
[equote] 杨鲁安（内蒙古书协名誉主席）： 孙伯翔能在书坛起来且能站住，得益于两个人——王学仲和孙其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第一位老师王学仲先生，不管在北京论也好，还是在天津论也好，王先生属于“改革派”的。天津碑学发展走的是正路。我们知道，碑学发展自阮元以后，一直到康有为至今有二百多年了。天津曾出现“华孟严赵”四大家，真正写碑的是孟广慧。天津近八十年来，第一代碑学人物应该是陈●洲、龚望和余明善的老师，我那件《初拓刁遵墓志》即是他鉴定的。但他们都是传统型的，而真正能够写成自己风格的，我认为是伯翔兄。刚才见到的四个大字“岱岳钟灵”，根基于龙门二十品和《论经书》。天津写魏碑是两派，一派是传统的，一派是创新的。吴（玉如）门弟子是取法《元略墓志》，而真正代表民族风格，还是《龙门造像》这一路的。孙伯翔先生的魏碑好在哪？那就是启功先生说过的，叫“透过刀锋看笔锋”。老一辈人写魏碑，四棱四角的那是辽碑。他是真正写出来的。心轻笔重，心胸坦荡，不是较着劲写，而是笔下纵情。福海书记也讲了，要学习孙伯翔这种进取的精神，因为他是自学成才，他没有靠山。布衣出身，连个科长都没有当过。他是平民老百姓，不是研究生。他不是有多高的学历，但他的学养、他的内涵，流露于字里行间。在有法无法之间，造就了“孙伯翔现象”。[/equote]
[equote] 薛夫彬（北京书协副主席）： 我们看孙伯翔先生的作品，总是感到一种沉实的很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矜持。虽然他在默默地耕耘，但因为他有实力，大家都在讲，他是一位北碑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有很多种，他是以自己的书法、自己的艺术理解、自己的艺术追求，在书坛上活跃了这么多年。他不是那种好出风头的人物，但是，他以自己对笔墨的理解，对笔墨的把握，对书法的执著追求，在中国书坛上确立了领军的地位。所以，我想到当今书坛，当然我无意批评谁，但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像孙先生那样，踏踏实实地在笔与墨的海洋里，深入地、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去遨游。我自己也写一点碑，从他的作品中，受到了很多的启示。北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很灿烂的时期。孙先生达到了一个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写得沉实，他写得到位，他的理解力，需要很深的修养，不是一般写就能做到的。刚才杨先生说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但一般写是写不到的。需要对书法一种深层次的理解，深刻的挖掘。孙先生没有多高的学历，但他对艺术的理解不是一般大学能够教出来的。孙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书家的榜样。孙先生的艺术被大家所认可，说明他对于魏碑的理解把握，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成为一派别。曾经有一个时期，八十年代后期，孙先生的字正在变，有一种稚拙之气，有人认为他写得不是原来那样了，因为他们看他不是以前那样一招一势的、严严谨谨的、规规矩矩的东西了。看到的是很稚的、很拙的，但是又很巧的，有人看不出“巧”，于是就批评。而孙先生一直按他的追求在创作，今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带动了一大批人，在历届全国展上，都有学孙先生的作品，孙先生作品艺术内在含量，艺术的感染力，正在打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学书者。从这点上说，其功不可没。再说说他对艺术的认识。平时我们经常参加评审工作研讨会，他的发言，要么不说，要说就掷地有声。有内容，有见解。他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讲过，无论写帖写碑，不能画字。不能笔在纸上来回绕动，来回做动作。要写，找到写的感觉，就找到了书法的感觉。写是什么，写是一种宣泄。“写”与“泄”是一个意思，是一种宣泄。就是一种情绪的流露。孙先生很早就谈到了这个观点。从理论的修养上，从理论的认识上，不用多，只要有高度，就涵盖了他的全部。理论家不一定能总结出他那生动的经验。有可能你谈得很系统，但没有他这样有深度。所以我觉得孙先生的艺术修养，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都是这一代的代表。孙先生的字看起来源于碑，有些字不是实用上的工工整整，他可以作得很工整，但他不那样处理，有新奇的结构的安排。这是艺术的构成，有着微妙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当代书法界创作上的一种示范作用。他实际上可以带动我们的中青年，在书法的道路上，去深入地、踏踏实实地、脚踏实地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就像我们原来讲课时举的例子，比如孙先生作品都没有离开碑，他没有把篆隶行草都来，虽然他写得也很好。他能在碑的创作上不雷同，一件有一件的感染力，这是艺术的冲击力，对我们今后学习是一个带动。[/equote]
[equote] 蔡祥麟（中国书协外联部主任）： 孙先生的作品入古入得坚实，出古出得奇妙。我认为他的艺术是八个字：方、雄、厚、重、新、奇、巧、妙。前后各四个字，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他能够委婉的合起来，我想这等功夫，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孙先生的内功内力非常的深厚。刚才，杨老的话我非常赞赏。杨先生是我国在碑学印学等方面非常有研究的专家，是我非常崇敬的先生。他的话是掷地有声的。孙伯翔先生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与他的做人分不开的。打一句通俗的比喻：人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好消化，有益健康。如果吃急了，就会噎着，弄不好会伤胃；吃过多了，还会撑着。要一步一步地走，走得踏实，走得平稳。走到人生的最后，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真学问、真为人。孙先生一直是朴朴实实的，从不张扬。我们在评审委员会相识工作了十几年，这种情谊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最后，我用一首打油诗作为结束语：“落笔皆奇妙，《始平》基础坚。曲高何畏寡，尤占德为先”。[/equote]
[equote] 李松（北京书协顾问）： 说实话，我学魏碑，就是在孙先生“诱惑”之下开始的。当初在学习书法中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他写的《正气歌》，于是就把我给迷住了，迷得我神魂颠倒，我就执著地学起魏碑。我一直以孙先生为榜样。孙先生每一次作品出现，我都认真地拜读，认真地揣摩。八届国展，天津的书画报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就谈到了孙先生。我认为，孙先生是当代集魏碑之大成的代表人物，这是无愧的。我知道写魏碑的甘苦。为什么，因为前人的经验极少。孙伯翔先生自己一个人，独步于当代，能够在魏碑这块领域开掘到如此程度，无需多说什么功夫了，不用说，看结果。这个结果已经证明了孙先生无愧于集魏碑之大成者这个称号。刚才祥麟先生谈到明清时期。那个时期对于魏碑的开掘有成就，但不像孙先生这样深入，那时候没有挖透，比如康有为。“挖”得最好的也就是赵之谦。孙先生出来的是这个结果。尤其是进入晚年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的东西，真的是很害怕。因为我写魏碑，因为我经常遭到我的朋友们的批评。说李松你那魏碑字巧啊！怎么不像孙先生那样博大气象呢？我说，我找不着啊！我弄不出来啊！我也在苦苦地弄。说实话，写魏碑进去极难，出来没多大戏！真的，好多人写魏碑我都看到了，我也经常去讲课，去批改作业，极难，跟写帖还不一样。好多人写魏碑根本就摸不着脉，有的人写了十几年了，连脉都摸不着。我在文章中说，研究孙先生魏碑的“法源”在哪里？我发现，他的法源太宽了，整个魏碑体系，无一遗漏。他的作品当中，都是由法而来的，都是有依据的，而且变得如此之巧妙。[/equote]
[equote] 张旭光（中国书协副秘书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在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中兴的时代，主要成就在碑学。民国时期于右任是一位写碑的高手。继清代邓石如、赵之谦，然后康有为、于右任，接下去就应该是孙伯翔。他在写碑上，体现了自己的勤奋，体现他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追求。我记得大约十几年前，孙先生在给学员讲课的时候，他告诉学员们，他曾去过部队，看战士打靶，百发百中，问一军官，为何士兵打得这样好，人家讲，是用子弹堆出来的，天天打，一箱一箱地打。孙先生对这种“子弹理论”很感兴趣。它与学习书法道路是一致的。在天才上表现为，他是书法创作领域里的一位诗人，他不是一个学者。最近我刚刚把学者与诗人的书法区分开来。比如说林散之先生他就是属于诗人，有***，靠天才，靠灵性来搞创作的。孙伯翔就是诗人，书法上的诗人，靠天性的，有天才的。你再看商承祚的书法，就明白了什么是学者的书法，什么是诗人的书法。在技法与书法本体上面的东西，就是审美的问题，书法的美学问题。孙伯翔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他不是理论家，但非常深刻，非常形象），用一般理论描述不了的。他说，什么样的书法叫做好，就像那个大西瓜，一打开脆沙瓤，这就是好。我们好好琢磨琢磨，那种色彩、沙性、口感。我认为，孙先生如果不写碑，写帖照样很精彩。因为他的审美把握非常高。他在笔法上的创造，在字结构上的精巧所达到的审美效果我不多谈了，我想说明两点：一、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有现代意识的。他不是学了古人就完全按照对古人的理解去做的，他能够紧随时代，把握时代的审美与脉搏和当代的时代特征，结合一起表达出来。他的现代审美意识很强。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师级人物在晚年都是非常关注生活的人，是永远不会被生活所落下的人。比如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他们的作品现在看来，很多作品表现了当代二十一世纪很现代的审美特点。从孙伯翔书法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与生活紧紧贴在一起的现代生命的一种表达。第二点是他的做人。做人的问题本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把它加到艺术的标准中去衡量。为什么？我曾在很长时间不大同意这一点。好像说谁的作品不好，像是说这个人不好，总像是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近思考这个问题，渐渐否定了这个想法。看来，做人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第一位的。完全同意古人把德放在艺术标准中的观点。去年，我刻了一方印叫：“五十重修德”，把德摆在重要位置，像孙先生这样去学做人。假如说一件作品是不错，结果有人告诉你，作者是一个流氓，德性特坏，你不会愿意挂着了。你挂一件作者品德高尚的作品时，你会为这人的人品而高兴，甚至会成为提高自身素养的因子，所以在德方面，应该说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发现孙先生这批作品许多是近期创作的。不但有方笔的，有很多是圆笔的也很精彩。我建议孙先生今后搞创作再放松一点、自然一点，怎么潇洒怎么写，希望您健康长寿。[/equote]
[equote] 李有来（北京书协副主席）： 我今天带着任务来的，张荣庆先生家里有点事，他让我读一下他的书面发言，并嘱咐我向孙老鞠个躬。全文如下：首先祝贺孙伯翔先生书法展取得圆满成功。众所周知，孙先生是当今书坛写碑巨擘，孙先生一生酷爱书道，所下功夫极深。他讲过，临帖用过的宣纸积累起来可以用卡车来拉。现在写字的人，凡是注重传统的，按路数分无非两大块，一为写碑，一为写帖，写碑写帖没有太明显的界限，只是有所侧重而已，而且都能弄得很好。孙先生走的是写碑一路，他弄得很好。可以说，具备了典范的意义。孙先生写碑，不是碑上是什么就写什么，他是有重点的，他的根底是《张猛龙》和《始平公》。在这两件东西上，他孜孜以求数十年，简直可以说是完全吃透了。当然他的取法远不止此，他还广泛涉猎，含英咀华，为其所用。近代书家中，赵●叔以碑入行草，堪称大家，先生大概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办法。孙先生实际还吸收了不少帖的营养，并能很好地加以变通。可以说，真正把碑写活了。他的字雍容大气，炉火纯青。结字、用笔、用墨，乃至章法布局均很讲究，挥运之际，游刃有余。可谓率意与精到的高度统一。能达到如此境界，谈何容易。惟其如此，他才成为写碑的一面旗帜。正所谓，实至名归。我作为与孙先生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拜观了他的展览，一是作品艺术含金量之高，令我振奋；二是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先生人品高洁，德艺双馨，我再一次对先生展览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equote]
[equote] 吕如雄（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用老子的一句话，我认为孙先生是“上善若水”。上善才容易成为江河，它能润万物，而不与万物争辉。所以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孙先生的人品与艺品是最恰当的。据我了解，孙先生他一生淡泊名利，我看到这本《孙伯翔论》中有他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他讲：平生乐书道，为求清凉境。所谓“清凉境”就是老子说的“心善渊”，是说心像深渊一样能沉得下去，静得下来，他一生的书法成就，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勇于探索的精神，不图名、不图利，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么辉煌的成果。他创作的新派、他对书法的态度、对书法的认识、他创作中的心境等等，从孙先生作品中我们能得到很好的启发。[/equote]
[equote] 周志高（《中国书法》杂志社主编）： 非常高兴能参加孙伯翔先生书法展的开幕和座谈。我与孙老是在一九七九年《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书法大赛中认识的。真正与孙老接触是一九八○年，在沈阳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书法展，他当时写的魏碑四条屏已经震动了书法界。我记得在当年的上海《书法》杂志里，我写的文章里特意点到了他的作品。一九八三年在江西南昌举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邀请展上，他的《正气歌》又一次震动了全国书法界。前面几位前辈和朋友讲的非常好，我同意，不重复了。这次展览可以说明，当代写魏碑孙老是独一无二的。是权威，是旗帜。对孙老的生平，过去我不十分了解。看了这本册子（即《孙伯翔论》）介绍文章我才知道，他那么刻苦，那么勤奋，出身的问题，经历很多困难，他非常了不起。我的工作是宣传，应该说力度还不够，我总感到，私下里也发牢骚，孙老在当代成就这么大，天津书协的改选为何迟迟不见动静，现在都超过七十岁了，太可惜了，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想齐白石也没有大学毕业，齐白石的出身也不好，照样不是全国影响很大吗？孙老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地位。到了北京两年了，对天津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唐云来兄经常给我们供稿，给予支持。上海《书法》杂志过去也都以宣传老前辈，宣传大家为重点，比如吴玉如老前辈。天津有很多书法大家，孙老应该是大家之一，要大力宣传。孙先生功力扎实，他变法而有法，是有源之水，水活而源深，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只能“务追险绝”，而不能“复归平正”。孙老作品既能险绝，还能平正。他是由熟返生，复归平正，而且人书俱老。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中青年学习的.[/equote]
（邵佩英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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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深受启发。谢谢各位大家，谢谢编辑。

书中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