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启契学 炳耀千古—王懿荣与甲骨文及其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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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启契学 炳耀千古—王懿荣与甲骨文及其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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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手札选二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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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手札选一　民国)

　王懿荣（1845-1900年），字正孺，号廉生、莲生。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古现镇人。王懿荣的一生好古成魔，书墨成癖。不管是古书字画，还是三代以来的铜器、印泉，甚至残石、断瓦无不加以收集珍藏。著有《汉石存目》《福山金石志残稿》《天壤阁杂记》等数部专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王懿荣最大的贡献应该是甲骨文的发现，这一发现对我国的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懿荣回胶东老家筹办团练以拒日寇。二十六年五月（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东便门，时任团练大臣的王懿荣终因寡不敌众，北京失守，见大势已去，旋回家料理作绝命词投井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其妻谢氏，长媳张氏。可谓忠烈孝义，萃于一门。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及其学术成就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经过，有种种传说，具有权威的说法有二。

　　一、丹徒（现江苏镇江）人刘鹗，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在其自序中说：“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之狂喜，以厚值留之。”【1】刘鹗和王懿荣为同时代人，该书出版离发现时间仅短短三四年，所以比较可信。

　　二、加拿大学者明义士在1933年《甲骨研究》一文中，记载了他到安阳实地采访时，于当时贩卖甲骨给王懿荣的商人范氏的一段谈话：“一八九九（乙亥，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一九○○（庚子，光绪二十六年）春，范氏又得了八百块，亦卖与王氏。其中有全龟甲一壳，文五十二字。”【2】这段材料很有说服力，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范氏就是卖甲骨的商人范维卿，他的亲口所说应该是可信的。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绝不是偶然的，他有相当的学术积累。《清史稿·王懿荣传》谓：“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飨、潘祖荫并成其学。”【3】曾和张謇、文廷式、曾君表被誉为“四大公车”。也与当时著名的学者、金石专家，如陈介祺、赵之谦、吴大徵、胡澍、张之洞等相交游、切磋学问。支伟成在所著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金石学家列传》中曰：“（王懿荣）为学不分汉宋门户，殊笃好金石文字。潘文勤及常熟翁尚书咸推重之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王懿荣对古籍书画的爱好几近痴迷的程度。他曾说：“天下之地，青齐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据统计，王懿荣一生编著、手札、遗稿等共计27种之多。

　

[ 本帖最后由 朝花夕拾 于 2006-3-31 18: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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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不仅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而且，这一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史学和考古学方面

　　我们知道，目前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有可考史近4000年，但是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却只有近2500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以及殷商考古发掘，才将中国“信史”上推了1000余年。所以，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意义。有人将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发掘比作“西方希腊的特洛伊城遗址的发现”，看来是不为过的。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们对殷商的了解非常模糊，可依文献也很少。对于殷商的资料，最早也是唯一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叙说得也很简单。“作为一名宫廷史官，司马迁得以接触汉代宫廷保留着的记录，但即便如此，适合于他用以写商代的资料仍是极其有限的。”【4】就连孔子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5】

　　由于对“三代”历史缺乏可考的资料，所以对上古史就无法清楚的描述更难以考证，所以，产生了诸多的疑惑。有人对“三代”有无史表示怀疑。到了上世纪20年代，竟刮起了一股“疑古”之风，其始作俑者是顾颉刚在1923年5月《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文章。这一“疑古派”认为“东周以上无史”，甚而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历史体系是一部“伪史”。至此，中国历史的真实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然而，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基础上，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首次挖掘，经过多次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商城”的存在，由此将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大向前推进，同时，也有力证明了中国历史的可靠性，从而形成了以研究甲骨文为中心的“甲骨学”。在这一领域中早期有罗振玉和王国维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振玉对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做出了显著的成就；而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五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6】特别是王国维提倡和实践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疑古之偏见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7】。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方法，将文献和“地下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还有，美籍学者张光直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关键的10年。所有古代文献历史，中国文明的传统起源都遭到怀疑，但是甲骨文的出现提供了可利用的证据，田野考古科学将作为确定这些历史的万应灵药出现。”【8】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我们才有了多次对殷墟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里程碑。“殷墟发掘，是第一次由我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的发掘，也是我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对古代都城遗址进行的大规模的发掘，殷墟发掘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的诞生，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有重要意义。”【9】这项工作为我国田野考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后其他遗址的发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我国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都先后参加过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说，殷墟是考古学家的摇篮。

　　二、在文字和书法学方面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文字和书法学研究的主要依据，后人很难突破，因为人们无法看到更古的文字，对许慎的《说文解字》作出正确与否的验证，甲骨文的发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第一证明了《说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六书说”是有凭据、来源的；第二也纠正了《说文》的许多不足。“甲骨文证明，《说文》并非无误，许君确有不少误解、误释者，以往《说文》家们的‘注’‘笺’‘句读’‘释例’等曲为之解实属徒劳。1910年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其正名第二有专节‘纠正许书之违失’，凡四十余条。其后又作《殷墟书契考释》，第五章‘文字’部分，对《说文》之违失又续有所正。这就打破了定许说于一尊的局面。罗氏之后，仍陆续有学者根据甲骨文（及古金文）纠正许书之误解、误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甲骨文也证明《说文》的许多解释是正确的，证明清儒研究《说文》的一些见解是正确的。”【10】所以，人们借助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对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流变历程的认识更加清晰起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甲骨文单字5000多，这些都是常用“汉字”，如果加上专有汉字，其数量就会更多。所以，甲骨文的发现、研究基本结束了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开创了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现有文献相印照的全新的研究方法。

　　中国的文字学和书法学是最相近的两门学问，没有了文字也就谈不上书法。甲骨文的发现，不仅对文字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书法学也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甲骨文本身来说就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之后的真草隶篆。它有娴熟的刀法、劲挺的线条、多变的结体和自然天成的章法，勾画出了一幅神秘的艺术境界，正如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所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所以，自甲骨文发现、释读、研究之后，就涌现出一批甲骨文书法家。因为其可释字不多，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大多都是集字创作。所以，如果随着可释的甲骨文不断增多，书法创作就会有更大发展；第二，甲骨文书法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状态，能让我们对书法审美的特有内涵和终结意义产生深刻的启发。我们知道，书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它具备了作为艺术的诸多要素。例如有丰富、多变的结构，千变万化的线条，快慢徐急的节奏以及枯浓淡涩的墨法，加上精湛的笔法使书法面貌或是排山倒海、气势如虹，或是小桥流水、淡雅似菊。但是，当我们用现代艺术的眼光审视甲骨文时，就会发现，所谓的现代艺术的“元素”似乎它都不具备。线条没有跳荡起伏，很难看出节奏的变化，结构也不能欹侧多变，更谈不上有什么浓淡的墨色和精湛的笔法，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它的艺术感染力，有时更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撼，迫使我们去更深刻地探讨书法的审美本质，去思考书法的真正意义。

　　王懿荣的书法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知道，王懿荣不仅仅发现了甲骨文，而且还对中国古代文字、书籍、字画有丰富的收藏和研究，同时，也亲身实践进行书法创作，是一个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据现有王懿荣的书法墨迹来看，王懿荣擅长真、行、隶、篆诸体，草书没有发现。他的楷书多学柳公权、行书尤爱李北海、隶书取法《礼器》、篆书近似徐三庚远取《天发神谶》碑。可以说，王懿荣于书法是有相当功底的。清同治年间的大学士陆润庠对王懿荣的书法评论道：“王廉生祭酒同年，于光绪甲午入直南斋，迄庚子七月殉节，计与庠同事者七载。其性情学问嗜好至今忆之，如在目前。洵不愧一代伟人，即其书法一端，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亦实足以传世。”【11】此评论虽“无美不备”略显溢美，“足以传世”也甚妥帖。

　　由于王懿荣乃进士出生，所以小楷的功夫非常深厚。可以说，笔笔不苟、丝丝入扣，有过硬的“童子功”，惜未脱馆阁之体，但却打下了坚实的笔墨功底，为写好行楷、篆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大字楷书主要胎息柳公权，也有苏东坡的遗意，以大气夺人，如《大朗和尚功德碑》等。关于王懿荣的隶书，目前仅见匾额“百晋斋”三字，取法汉隶，有《礼器》的痕迹。

　　就书法艺术而言，能代表其最高水平的当是他的行楷和篆书。下面就着重谈谈这两种书体。关于他的行楷，马宗霍在《书林记事》中云：“王懿荣工行楷书，尝云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光绪甲午大考，由三等改一等，入直南书房。尚方贴络所需，其章幅稍大者，孝钦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荣书。醇贤亲王栗主，亦特命缮写供奉”。王懿荣的行楷大多为对联和手札。有很多对联取法李邕，如七言联：“细烧拍子供清坐，静拂琴林有落花”，“康乐词兼山水致，义山文有庙堂风”，写得端庄稳健，没有丝毫的浮躁，明显受李北海的影响。李邕的字很有个性，一般初学者很难懂得他的妙处，他虽然承接“大王”，但是有自家面貌，特别在外形上和王字有较大距离。所以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这句话应该是深得书法三昧的。这就是为什么初学甚至有较好的书法素养而不认真研究他，也不能明白它的高明之处的原因。所以，王懿荣在1895年7月（光绪二十一年）的一幅墨迹中写道：“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尹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王懿荣留下了不少手札墨迹，大都用行楷写成最能显示他的书法功底和笔墨技巧。陆润庠在他的一通手札后题道：“此册乃其与李子丹同年手札，郭兰雪明府所藏。庠往年于役大梁，曾识兰雪，今持此索体，披览之余，觉字里行间，犹凛凛有生气。回首当日不禁感慨系之矣。丁未冬十月元和陆润庠识。”【12】

　　清同治年间的翰林徐谦云：“右廉生祭酒与李子丹太史书，共三十余札。虽当时两前辈寻常音问，多半论金石之学，而文敏公书法渊源魏晋碑版，当世业享重名，加以劲即孤忠，增光翰苑，是编竟成至宝。兹为郭兰雪明府所得，影而拓之，以公同好。呜呼！若公者，本不藉书法以传，抑翁公之书者又奚可以弗传，对此遗墨不尽景仰前贤也。子光徐谦敬识。”【13】展读王懿荣的手札书卷气扑面，清香四溢，非字匠所能为。

　　王懿荣的篆书以“三代”、秦汉为宗，下接清人邓石如、徐三庚。仔细分析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邓石如的，如写于光绪二十五年的“戬谷”二字，婉通流畅，全用中锋，力足而气沉；另一类是学徐三庚的，走三国吴《天发神谶碑》一路。如影响很大的对联“旧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荫” ；“飞龙凤凰相追逐，玉蚷吏痋靡从容”，用笔有起伏的变化，转折处有钝角，每有对应的横或竖画用笔作相向或向背法，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装饰性。还有一类篆书属王懿荣那个时代所特有，就是用小篆的笔法而取金文的结体。如对联：“月下门藏松叶路，水边人语稻华天”，线条爽洁、结构方整，具有很强的时代书风，这和当时“碑学书风”昌盛有关。

　　综上所说，王懿荣是晚清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一位学有所成的书法家。他于庚子之乱投井殉难表现了一个传统文人忠烈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他首先发现了殷商的甲骨文，对中国现代史学、现代考古学以及文字和书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2】李学勤：《王懿荣集·序》，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
　　【3】《清史稿》卷42。
　　【4】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杨伯峻：《论语译著》第26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6】【7】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第2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8】【美】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38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
　　【9】吕伟达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第39页，齐鲁书社，2000年12月版。
　　【10】吕伟达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第30页，齐鲁书社，2000年12月版。
　　【11】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630页，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
　　【12】【13】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618页，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