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求助张群飞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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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郊的成都军校里，此时早已是一片兵败如山倒的狼藉景象。这是***政权即将撤离大陆的最后几天，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神情严肃得有些僵硬，忙碌得几乎不会笑了。看见张大千进来，眼珠才梦醒般转动得灵活亲切了些。    张大千勉强地笑了一下算打过招呼，随即便不由愁眉紧锁了起来，开门见山地说：“岳军兄，我知道你现在公事繁忙，你的副官已把机票给我手上了，但你在机票上写的‘特准携带行李八十公斤’恐怕不够带哩。”     张群忙说：“大千，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实在不行就得另想办法吧。”     张大千焦急地说：“那怎么办？这种时候还是得你岳军兄才有办法。我哪里有啥子办法哟！”     张群背过手在屋子里踱了好几圈，思忖了半天，才果断地说：“看来只好托别人帮你带走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张大千知道张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既已答应，肯定是心里已有谱了。这才放心地与张群告辞，赶回家里。     对于张群的慨然相帮，张大千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并且这种感激已不是语言所能详尽表达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二张认识至今已近十年，张群已经帮过张大千很多次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张群，张大千的命运可能会另有变数，所以有人说他是张大千后半生遇到的贵人，这话毫不为过。     张群也是四川人，比张大千大10岁，是***元老之一，同蒋介石私交甚笃，并深为蒋所器重。曾任湖北省主席、上海市长和四川省主席等要职。他酷爱收藏，尤其喜欢石涛、八大的画。20年代后期，听说上海有个能把石涛仿得惟妙惟肖的画坛高手叫做张大千的，便托朋友向张求购一幅山水扇面，张大千何等聪明，知道此人的来历后便以石涛笔意画了一幅山水，张群甚是喜爱。之后又欲求购一幅花卉的扇面，张大千亦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索性将精心所绘明代金冬心仿笔相送。从此两人结下了书画缘。     几年后张群调任上海市长，张大千正好蛰居上海，便登门拜访了这位既为同乡又是知音的“父母官”。随着日后交往渐深，张大千便深有感触地评价张群说：“岳军先生从政，我对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为人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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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群对张大千的评价之高则更是出自真情实感。有一次张群在成都宴请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董寿平，另有几位***军政大员陪坐。席间，当一位官员恭维张群所得政绩可名垂青史时，张群却直率地说：“你过奖了，从古以来政坛上的人物辅弼领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几乎全被遗忘了。可是名画家和名写家如张大千、董寿平，如王羲之、赵孟，他们的成就使人百世难忘，我怎能与张董二君相比呢？”

    张群因爱慕张大千的过人才华，故以高官身份在权限内尽力帮助张大千。张大千在几次最为棘手的人生关卡时都是靠张群出面才解的围。

    张大千的另一旧友，曾跟随张群多年并在其麾下任要职的蔡孟坚，在回忆二张的文章中也写道：“岳公与大千以同乡同宗关系结识，当然远在五十年以前，但我只能自民国三十年在兰州与大千相识后(1941年张大千去敦煌时，蔡当时是兰州市市长，并多方关照)，就所知而予述及。当南京武汉弃守，政府迁渝期间，因交通关系，大千无法离开北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队押讯，岳公在政务百忙中，多方筹计，促其脱险来渝。迨大千利用上海谣传他遇害，友好举行‘大千遗作展览’机会，化装逃出北平……”

    1943年5月，张大千携带敦煌的临摹作品从西北返川时，归途中又是因为有张群与何应钦的电令手谕，才免遭层层关卡检查，使临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否则后果真是不能想象。而刚刚建好的成都西郊的“税牛庵”也是张群委托自己的弟弟代为选定的。两人友情真同手足般莫逆。

    翌日清晨，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张群派车来接张大千去成都郊区的新津机场。

    张群把张大千安排在撤退人员专用的军机上，同时携带允许的八十公斤重量的书画行李。而张大千托张群运走的另几大包古书画，则由张群分别托请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曹圣芳和空军武官夏功权两人，当做他们自己必带的公文运走，所搭乘的飞机竟是蒋介石的专机。

    这批古书画都是张大千几十年来耗尽心机用无数巨资收购得来，尽属“大风堂”名号下。“大风堂”是他和张善子所起并共用的堂号，由汉高祖刘邦的那句“大风起兮云飞扬”而得来。另外明朝有个大画家张大风，是张大千非常欣赏和喜爱的画家，巧的是他的名字中也有“大风”两个字。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是张大千好友冯若飞描述张大千书画收藏的两句话。而张大千自己则在此又加上两句：“一身是债，满架皆宝。”来说明“家有藏宝我不贫”的收藏喜好。

    张大千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不同，他并不是一味地为收藏而收藏，而是“玩物而不溺于物者”。每得一名画，他都会悉心研究并仔细临摹，从而在古人墨迹中吸收绘画精髓，将古人画迹作为自己“借古开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负古人告后人”的使命。比如张大千创作的仿道君皇帝《鹰犬图》、《听琴图》等，真正达到了收藏是为创作的目的，也因此练就一双慧眼。更为典型的是《江堤晚景》这幅画，他至少临摹过四次，仅这张画的前景林木部分，就临摹不下30次，可见其超人的勤奋功夫。

    “大风堂”的藏品数量多而且精，“前前后后，总有一千件以上”。所付出的金钱代价更是不计其数，当然藏品也价值连城。这些藏品每一件都有其不平凡的来历，一向被张大千视为生命，以至“东西南北总相随”。

    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过一次《大风堂藏古书画展览》，展出所收藏的170件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名贵书画，同时还出版了《大风堂书画录》，共记载介绍了196件由唐至清的历代名贵书画，一时令书画收藏界啧啧惊叹，传为佳话。

    张大千既是一代书画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大鉴定家，这一点鲜为人知。而就其收藏和鉴定的成就，拿他自己的话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

    这里的墨林是明朝的大收藏家，清标是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仪周是朝鲜人，大盐商兼收藏家，虚斋是清末至民国的上海著名收藏家。这四人乃是中国最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而一向在画艺上非常自谦的张大千却认为自己的鉴赏水平能使他们“推诚、却步、敛手、降心”，真乃大家豪情，当仁不让，胜在必得呀！

    1959年，台湾出版了一本《故宫名画三百种》，是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从中央、故宫两大博物院的藏品中精选出来的。出版之后非常轰动，被各方公认为是故宫从大陆迁到台湾后最精美最权威的一本收藏大书。

    这本书在日本印刷，当时张大千也正好路过日本，为了先睹为快，急忙从印厂调出来一本。细细翻阅后，张大千特意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书评，对书中所选作品的准确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有十八件作品在年代和作者情况上“小有问题”。为此，让王世杰很是不服气，并写文对张大千的鉴赏水平做了不客气的批评。但他在文章中又不得不承认：“……可是尽管如此，大千实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点，故得失亦尽可相赏。”

    身为收藏家，每件藏品自是来之不易，所以收藏家们也自会将藏品视为生命，走到哪里都不能不带着它们。但同时这些宝贝也会在危难之时帮他们渡过难关。也正是这批古书画，才使张大千日后漂泊海外三十年里得以安家置业，试想，如果这批宝贝真的运不出来的话，那么张大千日后会生活得怎样。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张大千漂泊的资本是张群给的。如没张群的帮助（指托运国宝出境）张大千早就回来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每逢此时，张群总是含笑不语。

    总之，张大千和张群一生情同手足，这次解危便可证明。张大千晚年常说：“多亏了岳军先生的照顾，否则真不堪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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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群也时常对别人说：“有人以为大千欠我很多人情，其实不确;谁让我是他的同宗长兄。坦率说，我和大千的确情逾骨肉，我对大千的关照、喜爱，超过对自己的亲兄弟。”

    这种大海般宽阔无私的胸怀归根结底是他被张大千的卓越才情所深深地折服，因而才让这段友情超越一切阻隔，愈久弥坚。

    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升空了，越飞越高，也越飞越远。

    张大千疲惫地坐在飞机里，脑子里乱糟糟的，思绪一片混浊。

    他闭上眼睛，想让意识清晰一些，可眼前却掠过一幕一幕景象，想停也停不住。

    乱世中的离别，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他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了，但似乎哪一次都没此时这样令他惧怕和担忧。

    万千思绪中，他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只孤雁凌空飞翔的影子。天空是苍茫的，云层很厚重，那只孤雁虽显得单薄却仍不停歇地向前飞去，似乎要飞跃这片厚重的云层。

    是的，就是那只受伤的大雁，在敦煌时，曾用凌厉的叫声挽留过他……

    那还是在敦煌临摹壁画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天黄昏，他沿着河边散步。沙漠中的黄昏晚霞绮丽，既壮观又优美。河边还有一群大雁在水边休憩戏水，样子悠闲自在。张大千的情绪也被它们的怡然自得所感染，于是他饶有兴致地盯着它们在水边的芦苇里穿梭，或停下来自得地舞动翅膀。这样过了好一阵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群大雁才翩翩离去。

    张大千看着大雁们飞走，也转身想离开，这时却瞥见芦苇丛里竟还蜷缩着一只大雁。咦？他好生奇怪，便轻轻向那只大雁走过去。而那只大雁竟一点儿也不躲闪他，反倒向他发出求助似的痛苦的低低哀叫。

    他明白那只大雁是受伤了。

    于是他走到近前轻轻抱起了大雁，像抱一个小婴孩儿似的体贴而细腻。原来大雁的一只翅膀受伤了，并且伤得还挺重，血迹斑斑点点地粘在羽毛上。

    他把大雁抱回住处后，每天细心地给它涂抹云南白药，并喂它青菜和面饼，这样过了二十几天，大雁的伤不但全好了，并且比以前更健壮了。

    张大千重又把它放回水边，亲眼看着那只大雁又回归到雁群中去。

    他依旧每天散步，有时隔几天还会遇见雁群和那只伤雁，那只伤雁看到他会主动飞进他怀里，或在他的肩膀上伫立一会儿。

    天气渐渐凉了，离张大千南归回家的日子也不远了。在敦煌的近三年的时光里，应该说是收获甚丰、满载而归了。

    张大千的车队因驮载的东西太多而显得沉甸甸的，但却更显得浩浩荡荡，在归途中沉稳而坚实地行驶着。

    行驶两日即将出关，远远的，天边急速掠过一只雁影，冲张大千扑面飞来。只见那只大雁异常亲热地用它的长喙啄着张大千的胡须，啄了一遍又一遍，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大雁才像恋恋不舍似地飞离张大千的怀里，向天空奋力飞去。不料在天空中盘旋一会儿后又飞扑下来，然后又再离开。这样反复几次后，才终于挥舞翅膀，哀叫一阵，向远处飞去了！

    沙漠依旧苍茫辽阔，平静得似乎从未出现过任何踪影。只有张大千的心像被那只大雁的翅膀拖住，沉沉地下坠着，令他万分惆怅，百感交集。

    后来当地人告诉他，大雁此举乃为“长别离”，喻示着此情一别再难重叙！

    此刻坐在飞机上的张大千心里仿佛又被那双翅膀拖得下坠，痛得他如万箭钻心。

    敦煌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去了。为寻艺术之梦耗资无数几乎倾家荡产，直到几十年后才还清所欠债务的敦煌之行，谁知最后竟落得个被小人诬蔑“破坏敦煌文物”导致甘肃省政府勒令“限期离开”的罪名和后果。并且背着这个罪名长达几十年，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误解着、歪曲着。

    可以说，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人生乐章中最具华彩和最为激昂的重要一节，对张大千日后的艺术创作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对弘扬敦煌艺术及“敦煌学”的发展更做出了极不平凡的贡献。

    至今仍有人对张大千当年是如何去的敦煌及临摹背后的真相而疑惑，甚至连张大千好友叶浅予也对此迷惑不解。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太过遥远和太过艰苦。生活之不便连普通人都难以适应，更何况生活讲究酷爱美食的张大千了。但张大千却偏偏似朝圣艺术的信徒般愣是在敦煌扎下根来，并且一呆就是两年零七个月，此举实在是令世人有理由除了敬佩外也会有其他的质疑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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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敦煌往事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敦煌石窟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的艺术中心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时已有一千多个窟龛，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约492个，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所建的木构窟檐五座。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集绘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宏伟的艺术宝窟。每个洞窟里的壁画都从天花板到墙角，从北魏时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画法嬗变，清晰可辨，可以说简直是一部生动、详尽的中国美术史课本和一座最大的绘画博物馆。敦煌艺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张大千自己评价敦煌时曾这样说过：“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令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最早是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知道敦煌的，说那里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像等，并告诉张大千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见识一下。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敦煌有那么多更有价值、更加炫目的壁画。所以张大千向往敦煌已久。在苏州网师园居住期间，他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住前后院，几年间与叶交往成为挚友，叶也常常对张提起敦煌。他的理论是：“一个治学的人必须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发源于黄河两岸，一个人如不沿河静观，不到西北那边去走走，胸襟就不会扩大，学问也不得成功。总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郑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到清朝这五百年间，我国的人物画在衰退。我国人物画的顶峰是在唐朝，宋朝时还有李龙眠，到了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了清朝就后继无人了。所以你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画。”

    张大千就问：“我也曾听曾、李两位恩师说过这个道理，只是这唐宋六朝人的画，该去哪里找呢？”

    叶恭绰沉吟半刻说：“所以我刚才劝你应把黄河走完，看看中原的伟大，那些地方一定会有许多建筑、雕塑等，会对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车、骑马还是走路，都一定要沿着黄河走一趟，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你不要以为在绘画上古人是英雄，我们就不是。只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并不是只有天生的异人才能当英雄，你也可以做。并且我相信以你的才华将来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听后深受鼓舞，应该说曾农髯、李瑞清、叶恭绰这三位前辈的话对他下决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对叶恭绰的为人尤其敬重，因为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让张大千深感叶恭绰的真诚和重义，并也在画坛上传为佳话。

    张大千二十多岁初来上海时，曾喜欢玩一种在文人间很盛行的赌博游戏，即“诗钟博戏”，也就是打诗谜、打诗条。年轻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仅赌输了很多钱，甚至还把家里祖传的一件碑帖——《王右军曹娥碑》给输掉了。这可是件极其珍贵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价颇高。这件祖传的珍品输掉后，张大千难过极了，也就突然顿悟并从此戒赌了。这件令他伤心和万分后悔的往事随着他的戒赌而渐渐被淡忘，转眼过去了十年光景。这一年张太夫人曾友贞病危，张大千日夜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张大千问起曹娥碑来，并说要看一看。张大千登时惊起一身冷汗，谎称把碑放在网师园里了。于是曾老太叮嘱他一定回苏州取回来让她看一眼，否则她心里惦念，会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网师园后，他一筹莫展，二哥张善子早就为赌博输碑之事责备过他多次，此时也无计可施，只有相对叹气。正在这时叶恭绰来访。

    叶恭绰以前曾先后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孙中山的大本营财政部长，但由于为人清正，不喜欢政务活动，所以40岁之后干脆弃政从文，专心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工作，闲来喜欢画画，尤其画竹很拿手。张氏昆仲能搬来网师园居住，还得益于他的帮忙哩。

    叶恭绰进得门来，看见兄弟俩愁眉苦脸，似有非常苦恼的心事，不禁问其究竟。谁知听后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说：“这件事嘛，好办！因为这件宝贝就在区区这里。”

    张大千一听惊喜得眼泪当即流了出来，赶紧说：“我知道誉虎（叶的字号）先生一向视文物为珍藏，是不会再卖的，小弟我只想借来让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后即刻归还，不知可否？”

    谁知叶恭绰听后朗声说：“这是什么话，我虽一生爱好珍藏，却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丧志。既是你祖传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当完璧归赵，哪有要钱之理！”随后取来曹娥碑交给张大千，把兄弟俩感动得双双跪下，叩头致谢。拿回去给太夫人看过之后，太夫人这才安然逝去。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张大千可能会更早些时间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货运卡车之类交通工具来行走漫漫长路，路过沙漠地带就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险，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并且河西走廊这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队管辖，不经他的许可，谁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后又是得助于张群的关照。张群出面命其部下鲁大昌、蔡孟坚等人帮忙，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而兰州当时是***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的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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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引自张大千的《我与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让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登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了马步青。马步青先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起来，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

    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

    待到进入莫高窟内一看，张大千登时惊呆，他万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的壁画，于是，原订两三个月的计划不得不延长，带的学生助手也明显不够，画具也得重新大大补充。当然最重要的是经费，必须重新筹措！但所有的困难在瑰丽璀璨的敦煌壁画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张大千一阵狂喜后，暗下决心一定留下大干一场，并在所不惜。

    张大千对跟随的儿子心智感叹道：“怪不得古人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可我们的先辈们竟在这么荒凉的戈壁荒滩上修建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这么令人称奇的壁画，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这里简直是个奇迹！可以想像古人们比我们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他们才是最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啊！我们要像唐僧取经一样，好好在这里向先人们学习，磨炼意志，老待在家里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况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师徒来还差得远哩！比起这些画壁画的古人们更差得远哩！”

    由于要完全按原壁画的尺寸丝毫不差地临摹下来，所以画布必须得重新拼接缝制。这种缝制画布可不是普通的缝法，是青海寺庙里的高僧们秘不外传的一种特殊技法。

    经马步青介绍，张大千赶去青海拜会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因青海省有规定，本地喇嘛是不准许出省的。经马步芳的特批，张大千从西宁的塔尔寺特聘请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画师，然后返回敦煌帮助缝制画布和调配颜料。

    这种缝布技艺工序繁琐精细，要用羊毛、生石膏、鹅卵石等材料熬胶，缝好之后，还要加工打磨，正面缝六次、反面磨三次，缝好之后的画布才能保证永不脱落变形。这种技法据说是从唐朝时流传下来，但现在只有这些喇嘛才会，内地早已失传。

    在塔尔寺和其他寺院里，张大千还购买了数以百斤的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每斤约三十至四十银元，价格虽昂贵些，但这些矿质颜料的色泽会经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后，艰苦卓绝地临摹工作开始了：

    首先是要用蜡纸把图案勾描下来，但又不能粘到壁画上去描，以免破坏到这些壁画表面，于是只好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再由张大千去描。稿子描下来后要拓到画布上，然后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

    一张小画可以几天完成，而一张大尺寸的壁画临摹下来，就得花一两个月时间。

    随行的张大千之子心智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感慨地写道：“特别是临摹巨大整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一手要提着煤油马灯，一手要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看着壁画，看清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点），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当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张大千的学生刘力上也记录道：“每日侵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卧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范。”

    的确，比起学生和助手们的工作，张大千的工作和劳累强度当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大家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因为在敦煌奇丽伟大的艺术世界里，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会给每个人回赠以巨大的收获。

    乐观的张大千很善于苦中作乐，有时会把留声机搬到洞口给大家听，以解疲乏。他是个戏迷，几乎什么戏曲都喜欢，但最爱的是京剧。为此他带来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处沙漠地带，缺乏蔬菜，有时他会一边散步一边留心哪儿会生有野菜、野蘑菇。后来他在一片杨树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种野生蘑菇，并在7月份这一个月中，每天都可采摘到一盘，味道还不错，给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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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离开敦煌时，张大千还特意画了一幅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送给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地图上，张大千详细地标明了这些野蘑菇的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还注明哪一处的野蘑菇长得最好和最好吃，让常书鸿非常感动：“这张图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另一个‘宝’！”

    常书鸿是在1943年夏天张大千已要离开敦煌时前来到任的，这个早年留法的油画家怀着执著的开拓精神在敦煌一扎根便是几十年，为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这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又与张大千的呼吁和努力有着直接关联。

    原来张大千来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这样一座举世难觅的艺术宝窟被长期埋没在沙漠中，由于不被政府重视和保护，已导致大量瑰宝被外寇盗走和流失。如再不采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话，势必一座宝窟除了壁画无法盗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会因洗劫一空而变成空壳。如果不把这些壁画好好修复一下，几千年来凝结成的艺术精华也将被逐渐消退和毁灭。于是趁他的好友、***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西北视察、特来敦煌看望他之际，他像一位熟练的“导游”，一边领着于右任在各个洞窟里参观，一边用他丰厚的学识向于右任讲解着敦煌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应该怎样着手保护的相关措施。

    当于右任看到张大千艰苦的临摹工作状况和知道来此工作全是张大千自费时，不禁由衷地被感动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点着头，不住地重复着几句话：“做得好，做得好，功德无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子孙万代的大好事。政府是应该出些钱修缮敦煌的。”

    张大千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多谢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愿的，临摹这些壁画和宣传它们是我作为画家的责任。现在是抗战期间，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钱的道理。我二哥善子为了国家命运，出洋去宣传抗战;自己省吃俭用却把筹来的二十多万美金全捐给国家，最后自己却积劳成疾过世……”他的眼圈红了，停了片刻，又接着说：“右老，我个人无所求，只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缮一下，否则这样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宝窟要是再不被重视，便是愧对子孙万代了！”

    于是就如何维修、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张大千向于右任细致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当务之急就是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于右任听后非常激动，大声说：“好哇，你的建议太好了，设计得也非常周到。按你说的把管理、保护、研究和教学联系在一体，我看应该叫‘敦煌艺术学院’，你看如何？而这个院长职务我看也非你莫属了。”

    张大千连忙摇头推辞，说：“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里能坐得住？还是另请高明罢！”

    于是在张大千、于右任等一批关注敦煌的有识之士们奋力呼吁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教育部委派常书鸿出任所长。常书鸿来到敦煌后，亲眼目睹了张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禁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如何保护敦煌的许多问题上他都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都能达成一致，因此也和张结成好友。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把近三年来研究调查的资料成果送给常书鸿，这些资料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要研究基础。

    那么，既然张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为其所做的贡献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过张大千的临摹壁画而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并投奔而来的艺术人才，使敦煌艺术被广泛地认知和了解;为什么几十年来他还会被很多世人误解，反倒担负了“破坏敦煌”的恶名呢？

    原来古人建窟目的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和虔诚，因此在洞窟内作画以传达供养许愿者之心声。但建窟非几日可成，而是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机取巧，干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据为己有，把原有壁画毁掉后，在表面涂抹上一层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绘画，题上自己的名字和心愿，以达到向佛祖许愿的目的。

    这样几百年、上千年过去，就形成了往往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张大千在一次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外层的坏泥皮早已脱落得斑驳不堪，要想看见里面的精美壁画，必得先把外层剥落。于是，在陪于右任参观时，一行人一起把外层表皮给清除掉了。对于发现画内有画和清除外层露出内里，张大千是欣喜万分，他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又做了一个贡献。

    当时被张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参与临摹工作的画家谢稚柳后来也说：“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是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层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出内层的精华呢？！”甚至当时刚刚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采用此法，在几个壁画残损的石窟内，剥出了数幅唐代壁画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适有外来之游客，欲求大千画未得，遂向兰州某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画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引自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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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这种做法如果发生在现在，应该说的确是毁坏了一些外层的壁画。但在当时还不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来保存和整理的情况下，只能留下这些遗憾了。

    著名学者余秋雨很客观地阐释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

    但让张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却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来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年间，蒙当地各方照顾，出于感谢，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晚上为给求画者作画只有牺牲休息时间挑灯夜战，对所有的求画者都是尽力有求必应。有一次路过酒泉时，一位曹姓专员因嫌张大千的赠画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给张大千让再“多添几笔”。画上原是好好的一只小鸟伫立在一块秀丽的石头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艺术的外行，索画不是附风雅，就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张大千没加理会。哪知曹某继续纠缠，气得张大千索性一把将画撕毁。这下可得罪了这个曹大专员，他依仗自己是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门生，叫嚣着一定把张大千“这个画画的”赶出敦煌。

    果然好几个罪名便在以后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么“敦煌盗宝、破坏壁画”等等。真可谓“盛名所至，谤亦随之”。张大千一腔苦心却受到如此伤害。起初他并不在乎，想着清者自清，岂能因小人谗言耽误大事，没想到很快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就亲自发来了驱逐电报，虽未直接限定张离开敦煌的日期，但口气已很不客气了：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此事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张大千的好友、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诗替张大千辩白：“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专用来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虽然1949年的3月，甘肃省参政会上已经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可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竟把这个如此重要的定论严加“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入浩瀚的历史档案中，并随着1949年8月兰州的解放和甘肃省***参政会的解体而彻底石沉大海（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几年精力，辛苦查找出当年裁决书的原件，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在几十年后终于大白天下）。

    远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泪纵流：“这张纸（指裁决书）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张大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远地走了……”

    也许我们不能太多地责怪历史在某一时刻的如此不公正，因为还原真相需要时间，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寻觅。即使是在当代，出于当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让好人蒙冤的事还少吗？

    别了，故土和亲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时的张大千，随着乘坐的飞机在云层中穿过，觉得自己真如同那只戈壁滩上的孤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