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曾诱引二尼姑为宠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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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曾诱引二尼姑为宠妾吗？



·越人U楚人



    一代大儒朱熹无疑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后世曾用“四为”评介朱熹，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鉴于朱熹在日本国的广泛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主席曾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予田中。而早在1714年，欧洲就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甚至把朱熹对儒教世界的影响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但让人禁不住唏嘘而叹的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儒学大师，却一直与什么“伪君子、假道学”之类的词儿相瓜葛。而人们对朱熹加以责难的一大例证便是其“诱引尼姑为妾”事。几年前某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全史》之“青楼史”中，亦有云朱熹“虽大谈‘遏人欲存天理’，却‘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笔者阅后实在有点发懵：

    难道历史上朱老夫子真的曾经诱引二尼姑为宠妾吗？

    经查阅《宋史》之相关“本纪”、“列传”及有关方家的考据资料，方明白此事之原委。若追根溯源，还得从“庆元党案”说起。

    《宋史》卷三十七有载：“十二月辛未，金遣完颜崇道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说的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之事。沈继祖当时在弹劾朱熹的奏章中罗列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意思是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孕……最后，主张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沈继祖这份奏章也正是所谓“纳尼为妾”的始作俑者。

    “庆元党案”，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朱熹秉性耿直，疾恶如仇，孝宗时期就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宋宁宗即位后，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出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当时朱熹已经六十五岁。照理，他既当皇帝顾问，又任皇帝老师，应该知足并安分守己。但他却在给皇帝讲《大学》的同时，经常上书或面奏，让皇帝克己自新、遵守纲常，甚至“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干预朝政，惹得皇帝很不高兴，也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

    于是韩侂胄便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上奏朱熹“诱引二尼姑以为宠妾”等十大罪状诋毁朱熹的名誉，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

    沈继祖的奏章其实出自前任监察御史胡纮之手。《宋史》卷三百九十四有载：“汝愚初抵罪去国，搢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己，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击伪学，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独稿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宁宗时的宰相赵汝愚是韩侂胄专擅朝政的主要障碍，韩侂胄欲打击赵汝愚，但又顾虑因其门生故吏众多。于是，便通过设立“伪学”之说，同时打倒赵汝愚、朱熹及其门生。本来这篇奏章已为时任监察御史胡纮拟就，但因升任太常少卿而失言官资格。恰好，沈继祖升任监察御史。于是，胡纮将奏章转交沈继祖，由后者负责上呈。

    这一“党争”的最终结果是赵愚遂谪永州，朱熹被弹劾挂冠。宋宁宗宣布道学为伪学，禁止传播道学。之后还把道学先生视作“逆党”进行清洗打击，被朝廷列为“伪学逆党”的官吏多达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之首领。由此，迫使朱熹门生作鸟兽之散，或藏匿自保，或改换门庭。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最要命的是还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等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一代大儒，被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带着失落的悲怆与世长辞。

    九年之后，朝廷又为朱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声明其学说非“伪学”，其门生非“逆党”。至宋理宗时又颁诏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把朱熹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学官法宝之教科书。

    朱熹“纳尼为妾”事，除了那份奏章与朱熹被迫上表认罪中所言“纳其尼女”以外，并未见其他史料有所载，就连宋朝各类八卦笔记，也不曾见有所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也许是当时为达到彻底打垮、搞臭朱熹及其门生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地强加于朱熹身上的不实之词。

    （本文参考了《宋史》卷三十七、卷三百九十四、卷四百二十九，《十大思想家》、《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及有关方家的考据资料。在此，特向编著者及有关方家诚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