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宝：启功的见风使舵之术

陈仲明

陈仲明按：今收到浙江诸暨印社编印的《煮石》报纸。上面刊有毛万宝先生一篇文章，转贴于此。毛先生原文题目为《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

! J4 G$ o* T: J/ A启功的见风使舵之术
       毛万宝
启功先生着手《兰亭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于《文物》1964年第2期的《〈兰亭帖〉考》，可能是最早一篇谈论《兰亭序》问题的专论⑴，它写于1962—1964年间⑵。在该考中，启功不仅对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和《兰亭序》帖的书法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对清末李文田从文到帖怀疑《兰亭序》的观点给予全面驳斥。但到了1965年，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辨兴起之时，启功却于《文物》第10期发表专论《〈兰亭〉的迷信该破除》，支持起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而且，在某些具体提法上比郭沫若更“左”。
对一个学者来说，他在某段时间内提出某种看法，又在其后否定这种看法，完全正常，一点儿也不值得我们去非议。然而，启功观点的改变，启功本人在后来并不认同。1981年中华书局为他出版《启功丛稿》，《〈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就没有收入，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篇“无聊之作耳”⑶。除此，启功于1978年撰写《〈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1988年撰写《〈唐摹万岁通天帖〉考》，又重新回到《〈兰亭帖〉考》的立场，认为《兰亭序》确为王羲之所作，并且具有书法艺术上的极高价值。
这些，不正表明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上有着无庸讳言的矛盾表现么？
+ g4 J: c. n. i5 ^9 b# H当然，指出这一矛盾表现并不困难⑷，困难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启功为什么会有这一矛盾表现，以及这一矛盾表现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6 F8 O$ T. A; `$ L( _7 C在我们看来，启功的矛盾表现，大而言之，一由偶然因素促成，二由必然因素促成。
- e: w7 S; G1 }* A. [所谓偶然因素，指的即是1965年由郭沫若、高二适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从学术史上分析，兰亭真伪之争可视为清代碑帖之争的继续，一点也不“偶然”；但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兰亭真伪之争又带有非常明显的“偶然”性。要知道，1965年6、7月份，离“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兴不到一年时间，社会政治空气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本再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学术论争，只因为有个“通天人物”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得到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方使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及时“得以公表”，形成与郭文观点对垒的兰亭真伪之争。这种状况，对郭沫若、康生等人而言，是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既已形成，也就只好去设法应对。于是，他们一方面自己一口气写出两篇回应文章同时投放报刊，一方面又四处组织附和文章密集投放报刊，启功的违心之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就是被组织而来的附和文章之一。由此可见，没有偶然因素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被人“拉壮丁”，启功是不会主动去写违心之文的，那么，他在《兰亭序》研究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矛盾表现了。
% k, _0 Z  n1 _% B1 _至于促成启功矛盾表现的必然因素，我们可从如下三点加以分析：
其一，性格因素。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其性格密切相关的。启功享年93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属长寿者。而长寿者的性格一般都偏于达观、圆融，遇事不钻牛角尖，此可彼亦可，无可无不可，心境永远处于一种平和、宁静状态。据有关文字记述，启功看任何人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调——“好、好、好，比我写得好！”这话，是鼓励？是自谦？还是违心？抑或兼而有之？总之，他决不会当面指出你的不足，他不想得罪任何人，他要给所有请教他的人都留下一个“好好先生”的印象。另外，他对造假的宽容，亦超乎常人。有人告诉他，市面上有不法分子在仿造他的书法卖钱，他回答说，有饭大家吃，我不打假。有人拿仿造他的作品请他鉴定，他幽默道，这是假的，它比我写得好，那些不好的才是我的真迹。直到后来，有人盗用他的名义为某些假画作鉴定，他才公开发表声明加以谴责。试想，这种宽以待人的性格，学人或书家中有几个具备？然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性格都具有两面性，圆融、宽厚性格的负面则是不讲原则性。拥有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就容易走向平素所痛恨的一极，而显示出令人遗憾的“骨气”不足，有的甚至铸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生悲剧（如汪精卫、周作人、刘海粟等）。正因为启功性格上有此弱点，所以郭沫若等人“拉壮丁”拉到启功头上，启功二话没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附和之作，立场改变得既彻底、利索又坦然、欣然，不见一点儿灵魂之挣扎，也不见一点儿内心之煎熬。相对于启功，高二适的性格正好处于另一极：刚烈、耿直，决不愿“随人俯仰作计”。这种性格的不足在于倔强、莽撞，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长处则表现于是非观念强，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作半点让步。否则，我们又怎能想象他会撰文驳斥郭沫若观点，并在老师的提醒下仍不思退让——“惟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此文发表以愈快愈好”（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语）——呢？与高二适性格类似的学界人物陈寅恪，更是宁折不弯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生命的最后20年内，他面临政治高压，宁愿放弃显赫地位与优厚待遇，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治学方法与学术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因而备受后人称道与景仰。
& ^( q( G0 [6 X, U; d! |其二，环境因素。启功身居京城，执教于北师大，正好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心，即便想逃离也做不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不仅听到、看到了无数受冲击者的悲惨命运，而且自己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亲自品尝了政治施予他的一杯又一杯苦酒，因而，他对政治的厉害是极端敏感的，更由此养成了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来自政治阵营大人物的心理定势。在启功看来，政治如同一块磐石，而自己只是一个鸡蛋，拿鸡蛋碰磐石岂非自取灭亡？既如此，还是逆来顺受、巧妙周旋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千条万条保住性命第一条，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当政治高压过去之后，自己还会大有作为的。不难看出，特殊环境中的启功，他可以不参与政治，但不可以不关心政治，否则，更大的厄运就会再次降临他的头上。1965年6月郭沫若发表文章，重申清末李文田观点，认定《兰亭序》为隋代和尚智永伪托，文中明确写着康生、陈伯达两人既为他提供相关材料又为他提供基本观点，不管郭本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已向读者暗示了某种政治背景，这点启功自然一看就明白。由于注意到眼下的兰亭真伪之争掺入政治因素，所以启功在心里也不免有所担忧：我的观点与他们完全对立，他们所坚持的正是自己所极力反对与驳斥的，尽管自己的文章写于一年之前，说不定又要惹“麻烦”。时隔不久，启功的担忧变成现实，郭沫若等人派阿英来“拉壮丁”，要他表明态度，放弃过去的学术观点，转过来写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对此，启功除了违心接受又能怎样呢？他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他的“环境”逼迫他只能选择“缴械”与“投诚”。要知道，在当时，郭沫若是显赫学术权威，康生、陈伯达是顶尖政治红人，他们（主要是后二人）一句话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成”。但相比之下，高二适则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他远离京城，呆在家里，仅挂名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每月领国家60元津贴而已。他没有被揪斗、被批判与被强迫写“检讨书”的痛苦经历，也很少介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运动中的受迫害者顶多只是有所耳闻。这些，都使高二适对当时的政治显得相当“陌生”。常言道“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或未领略过政治的厉害，所以才不怕政治有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或许，高二适以一介书生仅把兰亭真伪之争视为一场纯学术论争，而忽略了郭文中已经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没有政治上的顾虑，高二适当然也就敢于拍案而起同郭沫若叫板，并且在遭受挫折（被《光明日报》退稿）之后，转求其师章士钊设法帮助发表。算高二适走运，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得以立即发表，而康生、陈伯达两人因陷身更为重要的******运动，也未能腾出精力来“报复”他，这样，既平安度过了晚年（尽管“文革”期间也曾遭红卫兵抄家之难），又成就了敢同大学术权威抗争的一世美名。
其三，社会因素。在所有因素中，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决定着启功矛盾表现必然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发生。启功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高压下已写过无数遍“检讨书”。而所谓“检讨书”，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把本来正确的观点说成是反动的，把莫须有的过错强加在自己头上，把某些具体认识问题上纲上线，然后再违心地表态，诚恳接受党的考验和群众的监督。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天方夜谭，但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不如此的话，就“过不了关”，还得重写，直到“完全屈服”为止。戴着“右派”帽子的启功，因长时间接受“人民民主专政”，早已被驯服，而毫无独立意志可言。时至1965年郭沫若等人“安排”启功写支持文章，对启功而言，说不定还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要我写文章这是看得起我啊，一定得写，虽然违心，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比写“检讨书”轻松多了！也就是说，启功笔下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尽管“违心”，但“违心”的程度，却要远远小于他写过的各种“检讨书”。其实，启功的悲剧，在那个“非常岁月”里，不是个别的，而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比如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1956年6月，在“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分别向我打过招呼”⑸的情况下，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⑹，“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说自己……‘是从根本上错起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除了‘反党’的帽子外，也许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可怕的帽子，‘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但“这决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更不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而是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⑺再如郭沫若，兰亭论辨中自是主角，但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是康生、陈伯达，整个有利于否定《兰亭序》阵容的局面始终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着。郭沫若1965年所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其实也是在康生、陈伯达两人“授意”下完成的，他早年或在1965年之前从未怀疑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写作权⑻。当然，兰亭论辨中的立场转变，对郭沫若而言，是非常乐意的，而且后来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1972年还在重申“依托”说，对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中的观点大加反驳。不幸的是，1965年兰亭论辨刚刚告一段落，郭沫若竟然也在极“左”政治的高压下，违心地、无可奈何地发表了他的“焚书”声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惭愧得很。……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是没有改造好”。⑼发表“焚书”声明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有人联系上郭沫若1960年和1961年写的两首歌颂海瑞的诗，要求批判郭沫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虽有毛泽东亲自为之解围，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但效果甚微（没有文字传达，知道的人太少）。于是，郭沫若只好利用1966年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讨论之机，发表“焚书”声明。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郭沫若这次总算逃过受批判、受冲击之一劫。凡此种种有力表明，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异常可悲的，他们谁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与真实想法，只能随大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此，启功撰文支持郭沫若，违心地否定自己，完全契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逻辑，毫不足怪。作为时代悲剧，启功本人也是无须为之承担什么过失与责任的。
笔者不解的是，时隔三十余年后的1998年，纪红采访启功，问及当年撰写违心之作一事时，启功竟表现得那么“轻松”、那么“坦然”，不见一点儿“沉重”感与“忏悔”意识。他说：“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⑽这种对历史记忆的麻木或有意淡忘，是非常可怕的。 为了警示后人，为了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以为，当事人有义务原原本本地“记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实事求是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卢梭（《忏悔录》）、鲁迅（《一件小事》）和巴金（《随想录》）等人那样。
: n! F1 \1 x# d5 n兰亭真伪之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阮元到赵之谦，他们主要从书法风格角度怀疑《兰亭序》的真实性；第二阶段，从李文田到郭沫若，连《兰亭序》文章都被列为怀疑对象。这一阶段，1965年时绝大多数皆附和郭文观点（是康生、郭沫若等人组织的结果），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间，多数文章又极力反对郭文观点；第三阶段，从华人德到丛文俊，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魏晋书法史真实状况的钩沉与描述，提出魏晋时不同书体有不同用处其风格亦各不相同，以墓志、碑版或有关书迹之真来证士大夫书迹之伪，首先在方法论上就不能成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第三阶段的思想，启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撰《〈兰亭帖〉考》就有了，华、丛二人不过将它具体落实于魏晋书法史研究而已。本来，启功的方法论思想对当年郭沫若的观点最具挑战性，可启功却轻易（当然也是被迫）作了自我否定，既为自己留下了《兰亭序》研究上的矛盾表现，也为后人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与隐痛！
- W0 n8 t7 e* s0 {笔者撰写本文，专就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上的矛盾表现加以探讨，决无肆意指责与苛求启功的意思，尽管这样做并非不可以，也容易做到，但意义则相对有限。笔者想的只是，通过该矛盾表现的剖析，人们或许能够看到一个从历史中蹒跚而过的真实启功，以及伴随启功出场的特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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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4 F0 X1 v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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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可能”一词，无非因为该文没有具体写作日期标注，又没有哪怕是最简略的《启功年谱》或《启功著述年表》可查。其他不少专论或题跋也有类似情况，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根据中华书局1981年版《启功丛稿》以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启功书法丛论》的编排顺序及启功有关文章提及的线索加以大致推论。
⑵
1 m+ S6 o0 y0 M$ o1 l( }6 S据启功写于1965年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所述——“我在1962年至1964年间发表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字体和古代法书的，其中也曾论及《兰亭》，但大致都是沿据唐代以来的成说，未能提出疑问。也曾见到李文田的跋语，但我当时是曾表异议的。”《兰亭论辨》第69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⑶
启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
3 @3 s+ Z& T) g7 z9 k⑷ 《书法》2006年第4期所刊李廷华《启功先生的遗憾》，就指出了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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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0 N! y/ R6 s& C  m, r朱先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G0 J9 p- S+ A* n0 k( W" R⑹ 第12期。后收入《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⑺ 柳鸣九《两点之间的曲线人生——关于朱光潜的回忆与思考》，《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
⑻
5 e$ |8 i6 H+ G6 K详见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01年第1期）中采访商承祚之子的一段文字。
* s" K% e5 i6 `5 q5 [⑼
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 o2 S$ `2 F# t+ K: P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该文曾经毛泽东亲笔批示，而后交《光明日报》，并由《光明日报》拟题发表。
⑽
详见纪红《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中采访启功的一段文字。

* r% z3 C( s6 [: \$ R0 B[ 本帖最后由 陈仲明 于 2007-10-14 09:44 编辑 ]

蓝田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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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豪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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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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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真实的去研究

祗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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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样.........................................................................................................................

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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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影摇竹

这不是启功的错。那年代有几人敢做人，你现在可以在发表这样的内容，但请不要这个标题！

逸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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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

兰亭是个千古之谜呀！

雅不离俗

启功在某篇文章已解释过此事，他顺郭文的那文章也写得模糊，在这种情势下启先生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