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教育”时期的乡间民风

陈仲明

    陈仲明

　　我插队时的年龄很小，属于老三届中最小的68届初中生，当时尚未满规定插队年龄的16岁。受政治的蛊惑来到乡村，开始了艰难的劳役生活。
　　我先是在长江边的西乡，那儿是粘土地，水田居多。还在春寒料峭穿棉袄的时候，就必须赤脚下水田播撒稻谷培植秧苗了。衣薄腹空，饥寒交迫，“再教育”的生活就如此开始。
　　出于生计，我做石匠，同行的有一个年轻石工师傅是东乡人，热情鼓动我调到他的村庄去，那儿靠城。以后回城无望，总比在偏远之地进城方便些。原先插队的大队，慷慨放行，毕竟插队无疑是增加了生产队的人口和负担，农民的头脑中也压根没有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概念。
　　我调进的公社是沙土地带，种植的植物和西乡截然不同，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山芋、花生和荞麦。后来我被抽调公社进驻后进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何谓宣传？就是改变贫困生产队的落后面貌。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我们这些宣传队员有下放干部，知青及乡村干部组成。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人，成了向贫下中农老师“宣传”之人。下放干部本来就是不事稼穑之人，靠他们能改变落后面貌？太阳从西边出哦！
　　宣传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整肃干部。我那时年岁还小，不谙世事。一次在队部等着开饭，我随意翻阅整理的材料，结果大为惊诧。所谓整理的材料，就是那些生产队长和会计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
　　那儿本就贫穷落后，无钱和粮可贪，于是所谓的生活作风就是整肃之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每个生产队的干部，和其有染的女性少则四五位，多则过十位。庄稼地、河边芦苇丛都是他们战斗的场地。按我这个知青的想法，这些干部罪莫大焉！可是其后几个月，那些我认识的队长和会计先生，安然无恙。照样每天笑呵呵地穿着褴褛之衣下田干活。罪非罪，人依然是人也。
　　同队的下放干部悄悄告诉我说，乡民们对于男女之事心照不宣，于是乡民习以为常，不足为怪。这种事情，就是农民所说的“穷快活”！
　　十几年后（上世纪８０年代），我读研。在图书馆翻阅一本文学杂志，记得大概是《当代》、《收获》、《十月》中的一本。其中一篇小说，记述一个省府挂职年轻干部，下挂山区劳动锻炼。那儿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山村的妇女皆清秀而水灵。　他住在村里的大磨坊旁边的屋子里，而磨坊和屋子之间的屏障就是稀疏的篱笆墙而已。磨坊和庞大的水车在一起，山上的水冲击水车，其动力推动石磨转动。让这位年轻干部惊异的是，每天晚上，总有男女到磨坊相晤而自由组合，但当晚只能允许一对留下而欢乐之。那位挂职干部不习惯如此习俗，但由于受到男女情事干扰而夜不能寐。天长日久，他被村里人融化，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裕和仕途的高升，而自愿留在山村栖息了。
　　读到这段故事，想起我以前进驻村庄的故事，莞然一笑：这或许就是民风所致！
　　１９９６年，在北京的朋友邓先生处，看见一本《中国历史冤案录》，大概有３００例，最后一个冤案的主角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题目是《批错一个人，多生３亿人》。记得在《南方周末》报上见到，马先生到南方调查，后来在北京开会，提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说，战争结束，农村开始生产，但由于晚间无电，乡间又无文化生活，于是，晚上的性事就是农民的主要娱乐。如果不控制人口，将来的人口问题将是中国沉重的负担。可是，在批斗马先生时，马先生所说的农村实事，成了诬蔑农民的罪行，但马寅初拒不认错，最后马先生以辞去北大校长而落幕。马先生从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蒸发了。
　　于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人丁日益兴旺。但其后的国家领导人都为人口繁多而不堪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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