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我和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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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您年轻时候，为什么爱好古文字，而走上这条路？为此，我不得不追溯既往来说明这问题。

我八九岁时，见书斋悬有孙星衍(清乾、嘉时人)篆书联，好其笔势缭绕美观，结体匀称。在不断瞻仰时，或指划肚，揣摩其文，或临摹以肖其形。至亲朋家，见悬篆书，字虽不识，必徘徊其下不忍去。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我父赴德国讲学，携兄同行，借此给以留学机会。我侍母返广州，不久，慈母见背，伯父(衍瀛，字云亭)挈我往青岛，时年十二岁，日附读于邻家，夜取家中书架上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反复检阅，尽管对这书的内容多不理解，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日本侵青岛，我家避地青州，转徙曲阜。在孔庙见到累累的汉碑及篆书况其卿坟坛刻字等等，爱好甚，开始学篆隶，又从劳健(笃文)学刻印，日摹汉印十余方。在街上，见人家的住宅墙基、阶石，有些上面刻人物、鬼神、鸟兽象等不胜诧异，问人，才知是汉墓中物，而该墓是用此类石条砌成。始知这种墓，在汉某一时代是风行的，可惜当日不懂椎拓，失去这宝贵的研究材料。又听说东门外田边有不少陶豆，急驰往，见断豆柄满地，其豆盘破碎已不成形，豆柄上有的还印有字，乃选拾数枚归，陈置案上，兄姊皆笑弄之，不理解我为何爱此无用之物。

1961年，商承祚与父亲“末代探花”商衍鎏 摄于家中

父亲衍鎏(字藻亭)，为清代最末一科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探花，供职翰林院编修时，同寅想组成赴日参观团，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政治上及各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奏诸清廷。父亲回来后，认为日本广开门户，汲取欧洲各国的科学，改进自己，中国应向日本学，不应再闭关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学，首先要学好外文，打通这一关，即使不出国，也可以读人家的科技书。于是在教我们兄弟的中文教师外，又聘请一位英文教师，教我四个哥哥(其中亲兄一)，这位教师因有些新潮流思想，剪了辫子，在辫子垂垂的人群中，有点特殊。他姓张，背后我们叫他“张秃子力，后来都认为这是不礼貌的，改口不叫了。父亲认为日本人身体强健，是重视体育之故，体质是本钱，这点不能忽视。于是请了个谷师傅隔晚教我们打短拳，还买一匹小马，锻炼我们的胆识。其深谋远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外为我们成才准备条件。

1915年，父亲返自德国，我随侍南京，翌年兄亦归，教我学德文，因性不近外语，一见书本就感觉头脑发胀，数月几无所得。我父叹曰：“学外文不成，那就学中国文学吧，日后小成，还可谋秘书之职以糊口；大成做个名学者，但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风险多，一时不慎，还会影响品德。《荀子·修身篇第二》有几句话：‘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即是说：“我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敢于向我提出恰当的批评和指责，这种人是我的老师；我事做对了，说对了，他肯定我，鼓励我前进，这种人是我的朋友；耸起肩膀，装出笑脸，逢迎恭维我的人，是来贼害我的，必须提高警惕。’你们要将之作为终身的座右铭。”我父这番教导，言犹在耳，后来我将之写成条幅，悬之座右以相警。

商承祚题《摩星岭》
摩星岭原名碧云峰，位于白云山苏家祠与龙虎岗之间，是白云山最高峰，海拔382米，是白云山三十多座山峰之首，从栖霞岭可达摩星岭门楼。宋、明以前，没有“摩星岭”之名，只有第一山之称，康熙修《广东志》绘白云山图在卷首称此山峰为“摩星岭”，名曰“天南第一峰”，从此得名摩星岭。

我初时是“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的一个人。到底学什么?需要及早决定。我对古文物及古文字的印象很深，念兹在兹，乃决心朝这方面走下去，禀告父亲。我父听后，微微地叹了口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心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好说?由你去罢。”

为求深造，1921年，我要求去天津，住伯父家，拜罗振玉(字叔蕴、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先生为师，学古文字学。目的终于达到了，其喜可知。及见罗师的“殷礼在斯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铜器，真如饥儿得饼，穷人暴富，手足无所措。于是考虑先古后今，先难后易，以甲骨文为主。白天在罗家拓铜器铭文，或双钩旧铭文拓本，入夜读罗师的《殷虚书契考释》。其书是用天象、地理、人事等等来分类的，检阅起来不大方便，我用《说文》编次进行整理，并为补入异体字，如对这字有我的体会，则加“祚案”二字附之于后。每晚九时起，为我正式工作时间，一直写到鸡鸣才睡，如是者期年，成《殷虚文字类编》一书，呈视罗师，为之轩然首肯，欣后继之有人，鼓励再接再厉。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先生为之序，有云：他日所得，必将有进于是编者，余虽不敏，犹将濡笔而序之。”对肯于读书的青年，是如何的关怀和期望。暑假后回南京(那时家住南京)，将书稿带给父亲看，他很高兴的说，我还有点积蓄，把它印出来。花了八百余元，于1923年问世(书中自序将“癸亥”年误刻“癸丑”)。为什么刻木?父亲谓印数可以自由掌握，多销多印，少销少印，不销不印。若是石印，滞销占地堆积，畅销不敷又须再版，岂不麻烦。第一次印了100部，其中宣纸本30部(此后再没印宣纸本)，前后约印了500部，日本销了百余。在刻版时，每页左下角正面镌有“决定不移轩”字样，是我早期的斋名，印了200部以后，将之铲掉。印刷装订工作，都在罗福成(罗师长子)开设的“贻安堂书店”完成的，书版也存在该店。我离京之初，他未告知我，印了近百部毛边纸本，以五元一部的散页卖给北京的书店。嗣后将书版运回南京，抗日战争时期，我家被人占住，把版破来当柴烧了，当时文化遭受浩劫，何止这几块书版呢?

《殷虚文字类编》

《殷虚文字类编》问世时，年二十一岁，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聘我任讲师，讲甲骨文字。父亲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翌年，北京师范大学聘我作教授。解放前几十年，多数是一身兼一两个学校，是因这是一门热门课，缺乏教师，有人戏称我手捧“铁饭碗”，不愁失业，信然。

罗师在天津自建二层楼房一幢于法租界，三十一号路秋山街。面积约有三百多平方米，作口字形的走马楼，楼上书库兼书室，将书分门别类有条不紊的安排在各房间，研究哪方面的问题就在哪室写作，日夜不辍，坐拥书城。

青年时，见到父亲及朋辈在一起谈学问，都异常谦逊与彬彬有礼，当时不甚理解，到了中年，逐渐领悟“学然后知不足”和学无止境的真理。

我在天津，进过一学期的中学，对那些课程不感兴趣，就不读了。《殷虚文字类编》一书问世后，马衡(字叔平)先生介绍我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即出来工作，因此，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衔的一个“白丁”。我生于1902年旧历正月，今年已年过八十，满头自发，是名副其实的“白丁”而当之无愧。

商承祚手稿日记

这里顺便记一下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王国维之死，谣言蜂起，郭沫若曾谓王之死为罗振玉逼债造成的惨剧。这种捕风捉影之谈，不胫而走，无知之徒，复为之深文周纳，胡说什么王先生在清华的月薪三百元，还不够付息钱。我们试以当时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贷计，本钱要一万元，王为何事要使用这笔巨款?是无以取信于人的。罗对王一向很器重，不论在文字上和与人言谈中都流露出来，王对罗亦如是，二人道义之交，是互相辉映的。在十年浩劫极左思潮中，把罗骂得一文不值，那种“退人若将坠诸渊”(《礼记·檀弓下》)“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的思想行为，是无以服人的。有人还造谣说，《殷虚书契考释》为王著而罗窃为已有，这是无稽之谈。记得有一天，我遇见陈梦家，他悄悄的对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正的，您有空，可到我家看看。该书是罗请王为之誊正付印，于是头脑简单的人以为王著，真笨伯也。事实胜于雄辩，造谣者可以休矣。

罗王是儿女亲家(王是男方)，有时两人因儿女琐事发生矛盾，严重时不通音问，事后多数先由罗去信言归于好。这是我在贻安堂听罗老大说的。王之死，出自家庭中的复杂问题，一言难尽。他投清华昆明湖的绝命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是由于害怕**而寻短见，这种说法实在太简单幼稚，连以遗老自居，不满意国民党，更反对**的罗振玉，尚无殉节的想法，而王反异，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再辱”，不能光从政治上着眼，其中包涵幕外人不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内。

我的治学方法一宗罗振玉老师，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特别是古文字，不能任由己意猜测，狡情诡辩。有的人用汉魏以来的音韵，旁转战国及以前的文字，以无字不识，无义不晓自诩，是不足为训的。须知学海无边，对某一字之得失不尽相同，有的字你识我不识，我识你不识；今日不识明日识，今日识而明日知其误，为极其自然的事，无庸诧异。我对字形字义的考释，必求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不做屈曲之说，避免蹈误。

我童年即喜欢书法艺术，尤其是篆书。受业罗师后，见所书甲骨文及金文，朴质雍容，笔势道劲，心向往之，乃于暇时，亦在临写。一日，以所书甲骨文及金文字课呈师教诲，他看了金文不断地点头说：“你的金文将来会有成就，但要旁及历代石刻篆文使之融会贯通。”我初意以为自己甲胜于金，时至今日，回忆师说，对我两种书体的公开肯定与默然否定，而今都证实了，其目光是何等的敏锐！

商承祚书金文立轴

我写篆书，包括金文在内，行笔力求刚劲浑厚，以端庄平正为主，喜用铺毫，决不矫揉造作，须知“平正”才见真实工夫。“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此可为知者道，难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写时还要注意直行的行气和横排的横气互相呼应，这样才能使整幅字的气势协调而不至于偏离松懈。我在书法实践中还考虑李白的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向这方面的风格努力。

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爱好者日众，有的青年来问我习楷书与行、草方法，我告知写行、草之先，必须从唐代名书家的楷体入手，欧阳询(信本)用笔拘谨，褚遂良(登善)清秀有余，刚劲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于写大字。柳公权(诚悬)骨胜于肉，太过露骨，其中以颜真卿(清臣)为全能。其字骨肉停匀，气势磅礴而安详，再写大都能站得住，从其入手，有利无弊，写一两年然后转学行、草，与无楷书基础而直接写行、草的工力迥别，我经过欧、褚、颜三个阶段，故略有体会。

我好文物，举凡金、石、陶、瓦、竹、木，以及书画皆在网罗之列。193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北大、清华，月入五百余元，除生活费用外，几乎全部送入琉璃厂古玩铺。1948年回广州，对佛山石湾陶器异常欣赏爱好，在文德路古玩铺见到旧作，多为购置，直至解放后店铺停业为止，共得百三十余件。这些文物，十年动乱，幸未被毁，继思独乐不如众乐，乃将明、清书画条幅及扇面近四百件，及明、清旧墨四合捐赠省博物馆。明至民国期间的石湾陶器大小百余件，捐赠广州民间工艺馆。公诸同好，为我一向的思想，垄断资料，据为私有的不良作风向所反对。

商承祚题《南越木刻斋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我已年过八旬了，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感触良深。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决定于多种因素，本人必须刻苦努力，多读书，苦思索，勤写作，这是基础和前提，但客观条件，生活环境也颇关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畅，终日为杂务而奔波操劳，学术研究总难免要落空。当然，悠游岁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客观条件再好也没用。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相结合，就能够多出成果，取得较好的成绩，我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商承祚摹中山王鼎壶

我平生治学，自问还是比较严谨的，收集资料时，注意鉴别真伪，或摹或拓，或照相，都是自己动手，后因年老，摹写不得不由助手为之，但传拓之事仍必躬亲。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葬的发掘工地参观，并花了三天时间，与工作同志细心清除中山王

鼎、壶上面的浮锈，拓了铭文两份，一留当地，一带回进行研究。我中年以后著书写文章，必多加思考，不率尔操觚，定下的原则是：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特别通转旁转之类，如其这样，当无字不识了。不引用二手材料，必查对原文，以免失实及断章取义。不为天下先，以期减少逸足，所以每有新资料出土，发表的文章，我往往在最后。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则是无穷尽的，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竭尽绵薄，我更寄希望予中、青年研究者们，你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现在正是治学最宝贵的时间，要努力攀登，学无止境，相信你们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之下，继往开来，做出超出我们老一辈学者的成就。

一九八一年八月写毕

一九八二年五月修改于广州

来源：《书林》，1981年第5期

沈阳吴永江

从“商承祚书金文立轴”这幅作品看，商老并没有真得笔。

万象在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