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旧事——民国大师们的逸闻趣事（建议先收藏~再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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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孙诒让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梁启超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康有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寅恪
王静安（国维）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沈兼士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张慧剑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辜鸿铭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候！”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辜鸿铭在北大的讲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学习英文，是为了用我国温柔敦厚的诗教，去化谕那些蛮夷。”他居北京时，洋人络绎来访，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蒋廷黼
蒋廷黼在德国出版协会演讲：“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作出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唐代的开疆拓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柳诒徵
某新学者对柳诒徵说：“线装书在新社会已毫无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赞同，且应做得彻底！否则此处焚毁，别处未焚毁，终究无益。应该号召全国一致行动，将线装书焚尽。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够妥当，因为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尚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线装古籍，故应动员他们一起焚毁。否则国外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倘使有朝一日他们来华，就经史子集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却瞠目结舌难以应对，岂不会贻笑于世界么？”

梁漱溟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吴稚晖
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林语堂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殷海光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蒋百里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时，作了有关古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没装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儿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叫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如此，不能焕然一新。”

于右任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王韬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鲁迅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沈曾植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郑振铎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陈济棠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弘一法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张元济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杜维明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唐德刚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熊十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胡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郑、傅所长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傅斯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人来访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的客人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梁启超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陶孟和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                                                                    

辜鸿铭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钱穆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束星北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蒋百里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季羡林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黄侃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小学”时，若有观点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却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梁实秋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梅贻琦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谢国桢  
谢国桢是梁启超学生，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别人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独秀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文人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就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周作人
周作人看中国书（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有一条标准非常独特，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所以中国书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乐趣，也可以一读。《水浒》里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杀人太多，杀嫂子，还血溅鸳鸯楼，虽然是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其实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仅一个），也是无奈和失手。周作人读书万卷，他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叶嘉莹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夏承焘
夏承焘先生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沈从文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杨伯峻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汤用彤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罗振玉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晏阳初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徐复观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杨步伟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李赋宁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曰：“这就是绝配！”

叶德辉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钱钟书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五马”、“四陈”、“三沈”、“二周”
北大全盛时期，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五马”是指：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四陈”：一说为陈独秀、陈寅恪、陈垣、陈启修。“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当时在北大被称为“沈氏三兄弟”。“二周”则是谓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吴组缃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真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很久以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叶公超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费巩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可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洪述祖
杀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学者洪亮吉的后人，世代书香，曾制有一联云：“长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为。”可见其才气！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拟就的。而他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便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洪深。

陶铸
陈寅恪是学者，陶铸是国家官员，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陶铸主政华南时，对陈寅恪十分尊敬，两人结下友谊。文革中，陶铸几次要求善待陈寅恪，红卫兵都置之不理。后来陶铸也被批斗，红卫兵质问他何以如此庇佑陈寅恪，陶铸正色道：“你们要是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待你们！”

黄炎培
黄炎培对儿子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