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出师帖》研究初稿之九

沙子古浪

索靖《出师帖》研究初稿之九

——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背景与地点

沙子古浪

一件在历史上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法作品，总是与一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诞生于1700多年前索靖的章草书《出师颂》正是这样一件书作，它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八月发生的秦雍氏、羌悉等西戎叛衅事件联系在一起。

索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因他《草书势》专著让章草书法形成了理论体系，使章草书法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在汉字学中拥有很高学术价值，在书法学中拥有很高文化价值，更因他在国家危难关头领兵出征写下的章草典范《出师颂》对中国书法产生着的深刻的影响。

1 索靖其人

索靖,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省敦煌市）人。生于西晋239年，卒于303年。索靖逝世这一年恰是王羲之诞生之年。 索靖出生于官宦之家，父其索湛，官至北地太守。索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凡与之相识者，都会因他给对方留下极佳印象而愿意与之结交，因此《晋书·索靖传》有“皆厚与之相结”之语。索靖不仅工翰墨，而且通国学，笃学多才，文范高世，深得晋太子敬重，遂拜索靖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官雁门、酒泉太守。太子的仆人张勃鉴于索靖的才华应留用于朝廷，便向晋武帝进表，以索靖才艺绝人为据，提出不宜让索靖远出边塞，建议将其留在台阁任用。晋武帝采纳了张勃的建议，擢索靖为尚书台尚书郎，与当时另一位书法家的尚书台尚书令卫瓘共处一台。因此世有“一台二妙，天下为稀”的对他们的赞语。

卫瓘与索靖同为书法家，然《晋书》如是评价：“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帝爱之。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表明遵循章草规则之楷法成为索靖书法的特点。

    书法在当时乃是家学，强调师承相传，非士族不能学书，因为拜不了、请不起老师。索靖的情况与此相反，时章草“草圣”张芝恰是他奶奶的弟弟（在辈份上索靖应唤张芝为爷爷），因了这层亲缘关系，索靖尽得张芝书法真传。因而世有“伯英只许幼安知”之说。

西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惠帝继位，索靖赐爵关内侯。元康中（元康六年，296年），西晋遇西戎反叛，索靖以游击将军之身屯兵粟邑，激战平襄，痛击敌寇。平襄战役获胜，索靖改拜始平内史。时“八王之乱”已殃及朝野，罪魁祸首便是皇后贾南风。卫瓘因未与之同流合污，贾南风便以“废立之谋”的罪名将卫瓘斩杀，并诛其子孙。王隐撰《晋书》载：司马衷（晋惠帝）原欲娶卫瓘之女，司马炎(晋武帝）作主命其娶临颍侯贾充之女贾南风。贾南风因此与卫瓘结怨，并最终遭贾后毒手。永康二年（301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称帝，遭齐王司马囧、成都王司马颖及河间王司马颙三王为首的讨伐。索靖再度率兵，获授左卫将军，讨伐篡夺晋祚的赵王伦、孙秀等逆贼，从酒泉直打到洛阳，“与贼战，打破之”。战斗中，索靖不幸“被伤而卒”，时年六十五岁。索靖逝世后，朝廷追赠太常，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

1.1 索靖与章草

索靖章草传承于“草圣”张芝。

章草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篆书书写繁琐，然而使用中发现隶书不见得有多么省事，刚开始时书写上的便捷只是相对于笔画繁琐的篆书而言，实用性较强的隶书因此被认可。这是有利的一面。隶书字体在方便书写的同时，却因一味注重实用而使原本规范的文字在结体上日益失范，这又带来不利的一面。这样，呼唤文字书写的章法成为时代的要求，同样也要求成为书家的自觉行动。虽不可能再像推行李斯小篆那样规定统一的笔画，但作为文化交流手段的文字，书写得有章可循，初期章草便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是西汉的史游。或许在史游之前已有初创章草，然史籍都将其视为初创者。这是应该尊重的，凡事总得有代表性人物。章草出现后，很快成为一种时髦的书体，成为富有文化意味的书法。诚如辛一夫先生所言：“在当时把规范化的、章法化的草书称之为‘章草’，还是十分允当的。”

《论书》云：“钟、王、索靖法，相近张芝又离为一法。今书有规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张也。”
世所公认索靖学的是张芝草书。索靖以“草圣”张芝为模楷，焉得不能成为一代章草巨匠。索靖是怎样得到张芝书法真传的，似难以知晓，缘于这方面的史籍被淹没。这是很无奈的事。不过陈奕禧既言“伯英只许幼安知”，断不至于空穴来风。明杨慎《墨池琐录》亦慨叹：“慨古书学不传，后世乐简便自肆。”

索靖对中国书法的贡献，在于承继张芝章草书法过程中因他的实践使章草书艺达到炉火纯青，独步当时，他的章草书《出师颂》更成典范，世尊为书法之圭臬。史籍多有索靖书法超越张芝的载述，如张怀瓘《书断》列索靖章草为神品，言称：“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书法本属美学范畴，而纯正章草美学元素十分丰富，“妙有余姿”正代表着索靖书法之美之妙。从这个意义上说，索靖《出师颂》具有的艺术性出类拔萃，无以伦比。因而王隐有“靖草书绝世”之论。

1.2  索靖的影响

    最早著录索靖与书法的著作是东晋史学家王隐所撰的《晋书》。王隐，字处叔，陈郡人。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王隐受父遗业，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西都旧事多所谙究。晋元帝太兴初（317年）召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著《晋书》九十三卷。这是距索靖逝世后最早记载西晋轶事的史籍。在记述索靖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时，王隐云：“靖草书绝世，学者如云，是知趣者皆然，劝不用赏。”王隐用“学者如云”刻出了东晋朝野都在学习索靖书法的状况，短短九个字历史地再现了一千七百年前中国书坛唯索靖独领风骚的情状。由此不难想见东晋书坛唯索靖书法马首是瞻的历史况景。南朝梁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庾肩吾《书品》，品评索靖书法还对索靖挥毫于帷幄中的场景有所描述。庾肩吾（487－ 551），字子慎，河南新野人。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人称“高斋学士”，历仕太子中庶子、进度支尚书、江州剌史等职，封武康侯。工诗，其诗雕琢辞采，讲究声律。《书品》为其重要的书法论著，《书品》云：“幼安敛蔓舅氏，抗名卫令。孟皇功尽笔力，字入帐中，仲将不妄染毫，必须张笔而左纸”。索靖在帐中挥毫作字时，他手下的将令是不可染指书法的，只能纸笔伺候于左右。由此可见书法对索靖而言是一项既严肃、崇高而又神圣的事业。

受索靖书法影响较直接的可谓东晋王羲之家族。说王羲之书法来源于章草，最直接的依据是南朝宋人虞龢《论书表》中记载的庾亮胞弟庾翼给王羲之信的内容。庾翼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段文字表明了三层意思：其一，王羲之给庾亮的书信是用章草所写
。其二，庾翼曾藏有张芝的章草真迹十页，晋室南渡时佚毁，为此时常痛惜不已。其三，忽然见到了王羲之用章草字体写给弟弟庾亮的书信，使之仿佛看到久违了的张芝章草，欣喜之余忍不住地给王羲之写信。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王羲之学书首先是经过章草阶段的。

晋室南渡，偏安江南，犹有先贤墨迹而下。宋室尤徽宗为采晋人墨迹，“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见宋高宗《翰墨志》），竟得到了索靖《出师颂》在内的真迹四件，经深黯书画鉴识的宋徽宗综合考量，断《出师颂》为索靖真迹，藏于内府且著录《宣和书谱》。《出师颂》作为纯正章草，适如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巘（1710年——1788年）《古今法帖论》高度评价那样：

“索靖《出师颂》草书，沉着峭劲，古厚谨严，欧书多脱胎于此。又当拖开处拖开，当收紧处仍自收紧，不令松懈。”又云：“《出师颂》横平竖直，钩点挑剔，一丝不走。吾等学书以此为圭臬，则无失矣。”

“圭臬”（guī niè），为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仪器。以此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把《出师颂》比作书法学习的“圭臬”，这是对索靖书法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评价。具体到索靖书法的特征，梁巘又如是说：索靖章草书“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梁巘还指出了欧阳修、王羲之书法脱胎于索靖的草书：“欧书多脱胎于此”，“右军《十七帖》亦此法”。表明索靖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梁巘评价索靖章草书其豪迈气概为“古今不逮”，实属恰如其分，并不夸张。可见索靖在中国文化史和书法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举世公认。

王羲之学书首先接触的是索靖章草。《四库全书》载，东晋鄱阳郡守王廙是王羲之伯父，工书法，晋室东渡前，王廙将珍藏的索靖《七月帖》带至江南。这时的王羲之不过四岁，王廙把《七月帖》交给王羲之作为学书范本（《国史异纂》）。王廙在建康生活了十六年，对王羲之学书频予指点，这段时间正是他用索靖书法影响王羲之的时期，使王羲之打下了扎实的章草底子。因此说王羲之学书首先学的是索靖章草。《墨池琐录》言：“羲、献学钟、索，钟、索学章草。章草本分隶，分隶本篆籀。篆籀本科斗，传递相祖述。岂谓无师也。”（本系列前文将此误为唐僧贯休语，应予纠正）此话总结性地道明王羲之父子学书于钟繇、索靖的事实。钟繇第17代世孙，唐睿宗李旦时宰相钟绍京亦言：“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石穿透，到钟索。”意指智永把石砚磨穿了才能赶上钟繇和索靖。说的同样是书法之间承前启后的历史渊源。

2  索靖与《出师颂》            

文献《宣和书谱》明确了章草书《出师颂》作者为索靖，至此不再沿用“传说”二字，诚对这一历史结论画上了句号。据宋徽宗第九子、后为高宗的赵构著《翰墨志》回顾，：“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讲到先父徽宗为采晋人墨迹云：“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从赵构所言中可知，历代法书墨迹得之非易，“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徽宗为求法书名迹可谓费尽心机，绞干脑汁，索靖《出师颂》在内的四件真迹便是这样才觅得。而在法书名迹的鉴识上，历代帝王未有过于徽宗者。具有对法书名迹敏锐的鉴识是徽宗的强项。《宣和书谱》对《出师颂》作者的确认，为“索靖”的鉴别奠定了标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宣和书谱》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但却始终拿不出比宣和本《出师帖》更具章草规法规的《出师帖》来。鹰可以比鸡飞得底，但鸡却永远无法飞得比鹰高。纸千年，绢八百。徽宗内府觅得索靖《出师颂》真迹，因年代相距900年之遥，个别字已见残损，这却是历史的真实，这同样在宣和本《出师帖》拓片之上原貌保留。奇怪的是萧子云《出师颂》印影件并无残损，仅“皇运来授”的“来”字有损，但可以看清非为“未”字，因该字起笔一横偏长，有的像“木”字。而宣和本《出师帖》的“来”字大部为残边框。萧子云本人亦说自己所以写不了章草的论著，是因为章草功底欠佳，其言云：“欲作论草隶，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乃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法，洞彻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迩以来，自觉功进，又见齐史本传，今阁下法帖十卷中，有卫夫人与一僧书，班班取子云此文，其伪妄无疑也。”（见苏轼《题跋176则》）李世民则公然表达了对萧子云书法的不满：“行行如迂春蚓，字字若绾秋蛇。今观其遗迹，信虚得名耳。”（同上）。苏轼对索靖是这样评价的：“索靖：晋代书家，字幼安，敦煌（今属甘肃）人，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善楷、隶，传张芝书法而变其行迹，骨势峻迈，富于笔力。据传《月仪帖》、《出师颂》传为索靖所书。”《出师颂》为索靖所书此“传”久矣。关键处在于西晋纯正章草特征唯索靖《出师颂》所具备，要命的是别人写不出来。这个特征，被徽宗给抓住了。这得归功于他对法书名迹的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造诣。索靖不仅是书法家，同是书法理论家，从理论到实践做到了统一。书法理论方面，他有《草书势》等著作传世，对章草书法的阐述可谓洞悉底蕴，诘究本末，详略得当，简捷明朗，由此让人领略了中国文字自仓颉造字、史籀大篆、李斯小篆、程邈隶书、崔杜草书、伯英章草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轨迹。但也要补上一句：索靖对章草及其书势的阐述，是一种原则性的阐述,他不可能将诸多细节一一列出。索靖对章草书法拥有的话语权，来自于他深厚的章草底蕴，来自于他出类拔萃的章草成就，来自于他的书圣地位。这应该毫无疑问。在书法实践方面，后人并不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力，但《书品》的另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孔明动见模楷，所为胡肥而钟瘦”。“胡”，指的是三国时书法家胡昭。“钟”即钟繇。这是连接在本文前面引用《书品》语之后的话语，是说索靖的案头同时摆放着孔明的书法，作为学书楷模，他还潜心研究胡昭形肥的字体和钟繇形瘦的字体。这充分表明索靖学书并没有局限于张芝一人，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尽管他已声名显赫，却仍在学习孔明、胡昭、钟繇等的书法。孔明即诸葛亮，而诸葛亮的七大名作中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分别是《前出师表》与《后出师表》。索靖写诸葛亮的名作，应该写什么？会不会写《出师颂》？似不言而喻的了。

3  索靖写《出师颂》时间、背景与地点

    索靖书写《出师颂》是历史的必然。其实索靖写《出师颂》早有历史依据。提供这一历史依据的，是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张頯。他的“隋人书《出师颂》”题跋确切地告知世人：章草书《出师颂》系索靖所写。

张頯(1236年－1302年)，字达善。其先祖为四川导江人，后寓居江东。张頯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传承人，治学极其严谨，史籍对其评价甚高，《元史》称其对“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又载：“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曰导江先生。大臣荐诸朝，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邹、鲁之人，服诵遗训，久而不忘。”张頯有《经说》及文集行世。宋元学者、理学家吴澄为其序书，在其生后“作祠宇祀之，曰三贤祠”。张頯亦为书法家，元代新一轮推崇章草书法，与他对索靖的推崇不无关系。正因他对索靖《出师颂》情有独钟而书写了长篇题跋。然而他为之所跋者显然不是索靖的《出师颂》，所以张頯的题跋实际上表达了他的疑惑。原因是他见过《宣和书谱》之索靖《急就章》及《七月帖》等索靖的书迹，而遂人书《出师颂》字体有异。那么事实上他的题跋现在又是与所题物相割裂的。这一情况张頯生前是无法知道的。

张頯题“隋人书《出师颂》跋全文如下：

“右后汉史岑孝山出师颂米友仁审定隋贤书米元章书史载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宣和书谱有索靖章草四帖内有出师颂三家评论不同校以文选攸讃做赞西戎作零区寓作宇鼎鈜作铉穷域作城令闻作问言戎则所该者广言零则一小戎耳城字误无疑馀皆通用况我将军此书脱我字前后印文十三可辨者唐太平公主蕃书印一宰相王涯永存珍秘一越国公锺绍京书印一半宋朝内府印三馀未详法书苑索靖字幼安张芝姊之孙官至征南司马草书绝代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曰银钩虿尾武帝爱之时卫瓘索靖善草隶王平南廙曾得靖书七月廿六日书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庐器得之叠迹犹在靖草书入神品按阁帖作征西司马袁昂古今书评索靖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法书论卫瓘索靖俱效于张亦各得其妙识者以为卫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骨肉宣和书谱欧阳询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卧碑下不忍去法书苑亦云初唾之而去后复观玩无巳于是铺毡卧于其下三日方去按文选注有两史岑一字子孝莽末人一字孝山后汉人永初元年滇零锺羌寇掠诏邓骘屯汉阳二年拜骘大将军出师颂所繇作也宣和书谱定为晋索庄侯书意元康中西戎畔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讬以寓规邪借以归美邪书有伯英风气侯张弥甥也度江前作草书谓之结字部位曲折缜密严整六朝间祖东晋章草法废谓萧子云隋贤者似不然予尝见侯急就章及帖中七月廿六日书书谱所定近是侯自司马累加散骑常侍后将军游撃将军追赠太常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庄阁帖书谱犹称司马传写之误又谓征西为征南侯尝作草书状妙于体物益所得意云导江张頯达善”。

且不议张頯为谁人的《出师颂》而跋，然而正是他的题跋，向世人提供了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背景与地点。

3.1  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

张頯《题跋》云：“宣和书谱定为晋索庄侯书，意元康中西戎畔，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时欤”（yu)——张頯感叹国家危难之时发生了平襄战役，在没有合格的参战者领兵作战情况下，索靖书写了《出师颂》，将一腔情怀寄托在了书作之上，以左司马领兵出征应战。

张頯提供的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是晋惠帝“元康中”。这一时间段为公元296年，恰值“元康中”。元康为晋惠帝年号。《晋书》卷六十之列传第三十载：“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张頯所言与《晋书》记载完全一致。

3.2  索靖写《出师颂》的背景

张頯提供的索靖写《出师颂》的背景是“西戎衅”。西戎指古代氐羌诸部及中国西部各民族。西戎反叛不独发生在晋时，历史上屡有发生。但元康年间发生的西戎反叛却非比寻常，一是因为惠帝是个无能之帝，二是反叛事件与颠覆晋祚的“八王之乱”事件相交织，形成内忧外患夹击之势。通常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阶级矛盾会被民族矛盾所掩盖。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自291年开始至306年这十六年中，司马氏同王姓侯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爆发的内乱成为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混战，并引发了西晋亡国和长达近300年之久的后续动乱。之后的中国进入五代十六国时期。这场旷日持久的内乱造成伤亡50万以上。司马家族参与这场动乱的，不止八王，然《晋书》将八王合为同一列传，“八王之乱”一词由此沿袭。索靖在平定西戎反叛的战斗中被拜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陕西白水粟邑县城，击贼。贼败，索靖又由粟邑转战甘肃通渭平襄战役。

　　3.3 索靖写《出师颂》的地点

张頯提供的索靖写《出师颂》的地点是平襄之役发生地古平襄镇。在平襄之役中“侯书是颂也。”跋中“侯”者系对索靖之称。

在这个时期，索靖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元康中平定西戎反叛为第一阶段，时间始于296年8月。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平襄之役中，索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章草书《出师颂》。永康二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索靖再度率兵，获授左卫将军讨伐赵王伦、孙秀等逆贼，从酒泉直打到洛阳，战斗中索靖被伤而卒为第二阶段，时间在301年——303年。

尘埃落定为历史。索靖是书圣，而社会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责圣者严”。因此，对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背景和地点须有明确的史证。张頯知晓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背景和地点，宋徽宗及其内府会不知晓吗？事实上法书《出师颂》被公认最早由索靖所写，这一历史定论盖来源于索靖在元康中的英勇实践。本文曾认为《出师颂》写于“八王之乱”时期，这是需要纠正过来的。但西戎反叛又是与“八王之乱”相交织。

4  张頯《出师颂》跋再认识

张頯眼中的索靖章草书结字部位曲折、缜密严整。张頯《出师颂》跋首先对《宣和书谱》著录的《出师颂》，以及萧子云《出师颂》和隋贤书《出师颂》，“校以文选”，指出“讃做赞”、“戎作零”、“寓作宇”、“鈜作铉”、“域作城”、“闻作问”六处字误，同时指出除“城字误无疑馀皆通用”，还指出“况我将军此书脱我字”。真是一丝不苟，被示缕缕。确实，宣和本《出师颂》“况我将军”句缺了“我”字，萧子云的和隋人书的就都缺了“我”字。上述之处可见张頯治学何等严谨，何等缜密。无怪乎《元史》评价张頯“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俨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意即视其为朱熹再生，或神坛之上的主祭人，充分证明程朱理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使然。问题来了——对个别可通用的字误尚且能逐一发见的张頯，又怎么会对于将《文选》“皇运来授”写成“未授”这样不可容忍的大错误竟然没有察觉！这只有一种解答：隋唐人写的《出师颂》为“皇运来授”。这成为检验真假隋人书《出师颂》的分水岭，试金石。本文系列曾说过这样一句不中听的话：按目前的“隋人书出师颂”练习章草书，只会误人子弟。

张頯的题跋显然表明了他的疑惑，原因是与他所见过的《宣和书谱》之索靖《急就章》及《七月帖》等的索靖书体有异。而事实上现在所见他的题跋又是与所题物相割裂的。

    张頯《出师颂》跋给世人最直接的印象是：真正的隋贤书《出师颂》只能是“皇运来授”而绝非“皇运未授”。大汉授命于天，到史孝山作《出师颂》赋已历纪十二，岂可言皇运未授！假如张頯之跋是对“皇运未授”的隋人书《出师颂》而言，却没有发现这一硬伤，这与他对几个通用字误一一指正的事实就相矛盾了，又怎么与他“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的行事风格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张頯之跋是对“皇运来授”的隋人书《出师颂》而言。

张頯《出师颂》跋所表达的观点很清楚，“六朝间祖东晋章草法废，谓萧子云隋贤者似不然”。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萧子云为南朝梁人，所处的时代章草法似已难兴，他尚且写不了规范章草，况隋人乎。张頯因为是程朱理学之徒，故言语极有分寸，从不动用激烈的言语，因此他对以为《出师颂》是萧子云或隋贤者写的观点作否定时，虽只用“似不然”三个字，却具有无容置疑的内涵。张頯这样说的理由是：“予尝见侯急就章及帖中七月廿六日书。”意即他曾见到过索靖的《急就章》及《七月廿六日帖》墨迹，章法上与索靖《出师颂》书法是一致的。据此张頯认为《宣和书谱》将《出师颂》定为索靖书“所定近是。”这次又只用了“所定近是”四个字，保持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虽显绵软，却绵里藏针，字字千钧，有着毋庸置疑的力量。

“萧子云《出师颂》”与宣和本《出师帖》只要一比较，就能发现差异。譬如“攸”字，右侧反文的一捺，索靖的匀称、自然，而“萧子云”的这一捺出奇的粗壮、局促，人工明显。又譬如“授”字，索靖的右侧受字上部为两点，而“萧子云”的右侧受字上部为一点。不一而足。因而“萧子云《出师颂》”其实临自于索靖《出师颂》，只是有些字临得比较像而蒙过了蔡金，还为它写了一段跋。但最终未能躲过徽宗的慧眼，此为唐人所临（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5  一点感悟

有专业文章说，是张頯最先区分了历史上两个“史孝山”的情况。此说近似滞后。学习张頯的语言风格，说起话来雅气多了，所以称此近似滞后。对历史上两个“史孝山”的问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早有定论，而最早纠正这一史误的恰是东汉明帝刘庄。《东观后记》文章载：将军王苍创作了《光武中兴颂》献给汉明帝刘庄，刘庄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刘庄是问还有谁能写这样的颂？校书郎答：“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刘庄说：“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子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这是说历史上有两个史孝山，一个是西汉的史孝山，字子孝，另一是东汉的史孝山，字孝山者，《出师颂》文为后一史孝山者所作，与前者毫无干系。而且，这后一史孝山还写有《和熹邓后颂》，二颂皆出自后孝山之手。尽管历史上有两个史孝山，但并不影响对《出师颂》文章作者的认定，就像在索靖之后梁朝也有一个“杜幼安”那样，这个幼安与索靖（索幼安）同样毫无干系。但在张頯区分前后史孝山问题的认知上，却出现了对已有历史结论的视而不见，明明是东汉时期就已解决了的问题，却说是1200年以后的元代张頯最先给解决的。这反映出当今在对历史事件或文物的阐述上，有些话是说过头去了。由此及彼，又有多少相类似的问题存在着。

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平襄，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就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事——在当年索靖书写千古名作《出师颂》的地方，1600多年后的1935年9月27日，毛泽东率领红25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通渭平襄镇，中共中央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正式作出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以陕北为大本营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决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县城文庙街小学接见陕甘支队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时，首次公开并朗诵了他到达通渭后酝酿成熟的光辉诗篇《七律·长征》。1600多年前，索靖用章草在这里写下英雄诗赋《出师颂》，1600多年后，毛泽东用他的“毛体”书法在这里写下了壮丽诗篇《七律·长征》，又是前者诞生索靖《出师颂》，后者诞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都与平襄有关。个中玄奥，令人称奇。

6  索靖《出师颂》真面目

历史上视为书法圭臬的索靖《出师帖》世间还存在吗？当年北洋政府秘书长、章草书法家张伯英(字匀圃),一心想得到《出师帖》，结果倾毕身之力仅得三页“三之一耳”，另两页只能以其它的双线刻充之。索靖《出师帖》委实难求，说明了它存世量少而又少。既然在400年前有章藻宣和本《出师帖》刻石，应该不至于一帖难求。问题恰恰像《善本碑帖录》所说：章藻所刻《出师帖》“原石不久佚毁”，遂致今日一帖难求。从掌握的资料上来看，张伯英这“三之一耳”《出师帖》即是章藻墨池堂帖，与本文所言之《出师帖》的第一页完全是一个模样。诚然那只是《出师帖》真面目的三分之一。庆幸的是本文三页全耳。它就是索靖章草书《出师颂》的真面目。本文系列研究之一也已将这第一页作了公布。该帖当为目前幸存的索靖《出师颂》下真迹一等者。如今能够展示索靖《出师帖》真容的，唯有此帖。

本文曾认为，该《出师帖》被宋徽宗内府著录《宣和书谱》的同时对它进行了刻石，本文之《出师帖》即为宣和本宋刻原石之拓片。一直这样认为，前几篇系列文章中也是这样写的。还认为苏州人章藻不具备那样极其精湛的刻工，他只是刻了自己的释文加在了宣和本之后，以图傍名人而流芳百世。依据是这三页拓片不是什么一抹黑的印影本，也不是什么珂罗版的印刷品，而是实实在在的薄宣蝉翼拓片，望之如淡云笼月，犹玉台翠树，光彩夺目。这些认识同样来自于赵构《翰墨志：“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 ……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择善者刻之”，恰恰表明《出师帖》在宋徽宗时已有刻石。然《善本碑帖录》对《出师帖》所作的权威定论，使本文对该刻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善本碑帖录》由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在文物鉴定上具有最高权威性。对《出师帖》这样的国之瑰宝的鉴识是不可离开《善本碑帖录》的既成定论的。其定论是：“明墨池堂帖，长洲章藻字仲玉摩勒刻。明万历三十年春正月，长洲章氏墨池堂摩勒上石，至卅八年叁月摩勒刻毕。原石不久佚毁。此帖选集，摩勒刻较精，拓本全者很少，所见多残本。”墨池堂帖刻“历代各家书，五卷”，第二卷为“羲、献、索靖、智永各家书。”表明章藻八年所刻非为索靖一人之法书。而墨池堂帖《出师颂》是被诸多文章公认的宣和本《出师颂》帖本。至于章藻刻毕《出师帖》，“忽得越州石氏帖八种，内有出师颂，与石氏目不合”一事，事实上石氏帖在南宋已不存，宋理宗（1224年—1264年，宋朝第十四位皇帝）时陈思所撰《宝刻丛编》云：“《越州石氏帖目》，则它书所不载”，原因在于石氏帖原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致原石散失。刻石“乃是王羲之《乐毅论》跋语”等小楷帖。陈思进而指出：朱彝尊《经义考》亦言石藏高绅家，却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以上陈思之言意在说明石氏帖以小楷书为主。石氏帖至少在陈思撰《宝刻丛编》之前即已佚失，实际上先是宋陈思《宝刻丛编》题曰“石氏所刻历代名帖”始有“越州石氏帖”之谓，明代孙退谷将石氏帖另名为“博古堂帖”由此多出一谓。博古堂帖即石氏帖，并不存在“别为一本”之事。《善本碑帖录》亦有解析。

《善本碑帖录》出版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那时对文物藏品的认识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焦点在于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善本碑帖录》对法书碑帖的鉴识权威、客观、公正，因此应将对《出师帖》的认识转移到《善本碑帖录》的结论上来。

王世贞说的好：“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弇山堂别集》，第一百卷，两江总督采集本）。时间放大乃至延续着人们对传世艺术品的享受程度，同时扩大了人们追索传世艺术品的稀有化和高端化的视野。索靖《出师帖》既承载着一段民族英勇史，又代表着书法演变史，无论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都已成为稀有化与高端化的艺术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索靖书迹仍然在世，它的异彩就不会一直被埋没下去。黄伯思（1079年—1118年），字长睿，北宋晚期重要的文字学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世称其“学问淹通，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考引载籍，咸有依据。著有《法帖刊误》2卷，此书纠正了《淳化阁帖》不少错误。”
其崇尚魏晋书法，尤推钟、索。吉林大学王东营先生之《黄伯思〈东观余论〉（书法部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东汉时期以书法著名的士人尚少，到了魏晋，书家众多，已成为一个艺术群体。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以魏晋最为辉煌。钟（繇）、索（靖）二人就是这个时期的著名书家，他们对书法史的发展影响巨大。”黄伯思说：“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王东营先生文章介绍：索靖的墨本书迹，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年间内府藏有“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王僧虔（王羲之四世族孙，南朝齐书法家，官至尚书令）亦藏有索靖书迹一卷，在齐建元年间献给了齐高帝萧道成。唐朝时，李嗣真（书画家，武则天永昌中任右御史中丞。多才多艺，对诗词、书画理论造诣颇深。著有《诗品》、《书品》各一卷）亦见到索靖《月仪帖》其中三章。王东营先生考证认为：“按文献的记载，索靖草书无论怎样的发挥‘异态’，也不会像卫瓘那样轶出了章草藩篱。索靖草书的特点是讲究法度，作为章草规则的‘楷法’很明确。这是他的长处……索靖不但‘守法’，而且笔力雄强得如同‘穷兵极势，扬威耀武’。唐朝张怀瓘说：‘其雄勇欲凌于张（芝）。’其笔力的雄强既在张芝之上了，又何况于卫瓘呢。”索靖章草书所以讲求法度，章草规则的楷法所以明确，书势所以出类拔萃，归因于他家族中有位草圣舅公张芝——看来完全应了陈奕禧那句话：“伯英只许幼安知”。激情领略索靖章草书法的雄强气概以及章草法度与楷法典范的神采，宣和本《出师帖》势将引起重视并对其刮目而相看。

篆隶草楷行，犹如国粹京剧中的申旦净末丑，同样是国粹。这一比拟恰当否？本系列研究初稿错误定然不少，恳盼各方朋友批评、斧正、赐教，尤盼用实物来否定本系列之索靖《出师帖》。

沙子古浪

宣和本索靖《出师帖》的出现不是沙子古浪一个人有幸，而是中国书法界乃至世界书法界有幸。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还能够接触章草书圣索靖的真实笔触，难能可贵。因而这也是索靖有幸。

沙子古浪

宣和本索靖《出师帖》的出现不是沙子古浪一个人有幸，而是中国书法界乃至世界书法界有幸。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还能够接触章草书圣索靖的真实笔触，难能可贵。因而这也是索靖有幸。

沙子古浪

索帖论之九。之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