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尊史抑经”的方式,逐步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这一理论开创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是,对于经典最重要的不是信仰,而是解释,这与西方现代解释学是相通的。二是,从“历史真实”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尤其在西方现代科学武装下的新史学的检测下,“圣人崇拜”的经典传统基本上都是“神话”,无信可取。于是,人们逐渐从“信经”转向“疑经”、“释经”。到了后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亵渎经典,解构神圣”已然成为文化造反派的民主宣言,而极端主观化的现代解释学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 当今艺术史研究更关心经典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那些非经典作品,由“意义和思想的基础问题”转向“由博物馆和市场支持的狭窄的专业化”的“学术规范”,培养的研究者多是重知识和数据的“知道分子”与“专家”,而非重鉴赏和修养的“艺术家型学者”。充满激情、想象力和生命情调的艺术世界,被“沉闷的社会科学”带入与美隔绝和远离人生意义的学术加工厂和文化死水,艺术研究者蜕化为机械工人。 其实,“治经”和“治史”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经典”存在的基础是“信仰”与“教化”,而历史的基础是“真实”和“认知”。“史之贵实”,因此治史者强调事实判断高于价值判断,求真是最重要的史德;而“经之贵义”,治经者强调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经典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于真假,而在于通过确立价值典范、树立高贵精神、创造完美艺术来提升人性,促进文明,美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