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弘扬书籍文化 传承学术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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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行走
——浅说《书林清话文库》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伍杰
　　爱书者，读书人，徜徉书海，自是其乐无穷。刘尚恒先生在他的《〈二馀斋说书〉自序》中说得很有韵味，也颇有哲理：“以书为伴，相守一生，亦人生之幸事、美事……”是的，以喜悦之情，读书读得手舞足蹈，像白居易“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应是人生快事，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享受。书是通向知识的桥梁，是人的知心朋友，能补充生活之不足，能极大地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充实人的生存价值。它的魅力是无穷的。要不，你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人终生与书为伍，为书而狂，而痴，而爱，而恨，而乐，而愁，而富，而贵，而穷，而苦，而死。书是一曲奇妙的奏鸣曲，奏出无穷无尽的心声，是人们很懂，是人们很不懂的神秘之歌。这歌人们唱了几千年，还将永远唱下去。
　　傅璇琮、徐雁先生主编，韦力、曹培根、孟昭晋、刘尚恒、谢灼华、周岩诸先生撰写的这套《书林清话文库》，就是这首神秘之歌的音符，它以书为中心，围绕着书转，领着读者在书林中行走，穿越书域，走到书城、书楼、书斋、书话、书人、书事、书味、书目、书评、书乡，与书有涉的领域，都没有放过，在行走中，帮助读者解读书山之秘。懂得书的来龙去脉，懂得其归宿，读完全书，对其用心之苦，着意之高，使笔之巧，述释之实，令人悦服。因此，毫无疑问，这套书使有心人爱，使有心人喜，使人受益无穷。这也是我在一读之下爱不释手的原因。
　　宁波我是去过的，天一阁也是看过的，读韦力先生的《天一阁》，回想在宁波的情景，站在天一阁上，脚下是无数珍贵秘笈，想这明代范钦造楼，藏书达七千万册，四百年来，虽历经苦难，仍藏书一万三千册，仍为全国私家藏书楼之最，多少文人学子，从这里吸取了营养，如今仍是读者如云，它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多大贡献。从天一阁想到韦力先生描叙的其他藏书之地。举目望神州，大有天下好书尽收眼底之慨。这岂不是《书楼寻踪》的功绩？神思所及，深感可爱而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重视文化，喜爱文化的民族。于是，我也和韦力先生一样，产生了心灵上的满足。当然，看到书楼的破败，珍藏的消损，古书店的败落，也使人产生几许悲怆。
　　一颗红豆，一段红豆姻缘，引发了陈寅恪先生撰成《柳如是别传》，这是刘尚恒先生在《二馀斋说书》中讲的学人写书的故事。柳如是是清楼女子，后来成了钱牧斋的夫人，她才艺双绝，在民族灾难面前，比钱牧斋有气节，不愧是一位好女子，可谓女胜于男，巾帼可赞，读来意味盎然。陈寅恪先生通过《柳如是别传》不仅写出了柳女的才情、特质，还阐述分析了明清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颇为深入难得，刘尚恒的挖掘也很用心。读来使人耳目一新，读后大有所得。
　　其实，《书乡漫录》、《蓝村读书录》、《书目与书评》、《我与中国书店》，都是各有自己的特色，或独说一题。尽情舒怀说己，尽说书缘，使人读来产生无限遐想，流出无限情思。可读，可喜，可贺，可赞：好书啊！
清话娓娓说旧书
《书林清话文库》丛书主编 傅璇琮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述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籍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版协学术委员会主任　吴道弘
　　见到傅璇琮、徐雁教授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消息，不由心里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首先联想到近代学者叶德辉写过一本《书林清话》，资料丰富，为爱书、藏书人所喜爱。同时近年来由于“书话”出版物的增多，谈书，品书、藏书在广大读者中蔚然成风，也就想到书林清话，就是对出版和出版物的议谈漫话了。及见璇琮先生在文库代序中引述陶渊明诗“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和《世说新语》中东晋名士殷浩与宰相王导的叙读雅事，“既共清言，遂达三更。”这就更加接近了这套文库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有一种与友会文，促膝谈心的意境与情趣。
　　《书林清话文库》第一批的书目六种。我读韦力先生著《书楼寻踪》一书的目录，仿佛给我展示了一副藏书访古旅程的地图，大江南北、苏杭金陵、南至粤海、北访齐鲁，寻踪所至遍及南北的藏书名楼，实在为之振奋。书中附有作者寻访时摄下的照片，不免古今沧桑，发人遐想。我生长在江南，念中学时就知道乡贤朱竹垞的曝出亭，南浔刘氏的嘉业堂等。去年海宁友人赠我一册《海宁藏书家印鉴》，获之欣喜，摩挲良久。可惜到了杭州、海宁，又失去寻访书楼的机会。现在读到这位藏书家的寻梦记录，不但弥补了我的遗憾，实在引发起我的旧游之梦，也满足了我的神游之乐。
　　江苏常熟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被誉为“中国藏书之乡”。一般人比较熟知的只有瞿氏铁琴铜剑楼和翁同龢的藏书等等。而曹培根先生所著《书乡漫录》，则以常熟的学问家、著作家、藏书家为中心，集中全面的研究和阐述了常熟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类围绕书人书事展开研究地域文化的选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书业前辈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不妨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旧书业的变迁史，书中记述了书业人员们的敬业服务精神，从孙殿起、雷梦水到张问松、郭纪森，默默地为传播传统文化立功，令人起敬。连同第二批书目中的《笑我贩书续编》（我早就读过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一书，为家乡嘉兴秀州书局的通讯结集。）确实是图书发行业的新风。
　　我国自汉唐以来就有研究版本目录学问的历史传统，近代报纸、刊物传媒兴起，又从西方传入书评之学。研究现代书评应该重视我国版本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使之得到应有的养料。从书籍文化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着影响的。因此，我以为孟昭晋的《书目与书评》、谢灼华的《蓝村读书录》和刘尚恒的《二馀斋说书》三本书，在内容上是互有关联的。这三位先生提供了书籍文化的历史知识，有作者的研究心得，值得一读。
　　这套《书林清话文库》是我今年读到的一部好书。尽管有报道近年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大量出版物中低俗泛滥，良莠不齐，甚至出现制造伪书，但是有文化含量的好书还是不少的走进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如入知识文化宝库，图书品种空前丰富，从青年到老人在这里专心致志披览阅读，从书林中寻觅自己的文化粮食。书籍毕竟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读书、爱书、藏书的人是幸福的。
雅阅《书楼寻踪》
南开大学教授　来新夏
　　近些年来，藏书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日趋繁兴。随之而为人注意到的，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财力，但又不奔竞时尚，而甘于默默无闻地在做应该做而又没有多少人甘愿去做的事。他们竭尽全力在抢救祖国濒临散失的文化资财，保存和延续祖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从而他们也自我铸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卫者。他们是接过历代藏书家手中火炬的新兴藏书家。在我仄陋的视野中，这些新时代崛起的新藏书家，从他们的起步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祖遗的基础上继续搜求、入藏、充实、发展，并加以维护；另一类是从本身开始，白手起家，历二三十年的艰辛，多方搜求，各有所专，逐渐形成规模者。若从藏书内容看，一类是专门搜求近当代书刊，另一类则是专注于古旧珍善。韦力君则属于后一类。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面，从我接触看，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韦力君的认识很偶然。前几年，一份以收藏为重点的报纸的一位编辑来家采访，向我介绍韦力君的藏书，由于一则我很爱书，尤其对珍善古籍，亟想一睹为快，而在当今之世竟然有这种“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面之缘；再则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长，就名韦力，但我从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于好奇，我打电话询问，方知是重名。据告这是一位中年企业家，常有信或电话错寄到韦校长处。于是我又向那份收藏报纸的编辑打听到韦力的电话号码，急忙与其通话，所幸韦力君早知我的贱名。我从电话交谈中，约略知道他的藏书情况，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动我走访的兴趣。终于在几个月后，我借去京之便，与忘年交、女作家韩小蕙偕往，得到韦力君的热诚接待。他向我们展示多件精品，同时又向我们谈到他正在实施一项行动计划，在搜集了解藏书楼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亲自走访各地藏书楼及其遗址，并当场出示他的走访记录和部分照片。韦力君还向我们谈到他之有此行动，一是鉴于历代藏书家对藏书的贡献，不可泯没；二则他在查阅文献中常常发现所记多有雷同和不尽之处，所以决心亲加访查核对，以求真务实。我知道韦力君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史基础训练，但他的设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规范，真令人钦佩。我看了他的走访记，只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小蕙是从不随便约稿的编辑，但当她略加涉猎藏书楼走访记录后，立即向韦力君约稿，希望他整理后在小蕙主编的“文荟周刊”上连续发表。果然不到两个月，“文荟”上就连续出现韦力君所写藏书楼的走访记，并配有插图，这也许就是后来韦力君所写那本《书楼寻踪》的原刊片断吧！
　　时隔二年，我从徐雁君处听到，他和傅璇琮先生合编一套《书林清话文库》，收有韦力君所写的《书楼寻踪》一书。韦力君没有让我白白地期待，终于拂去征尘，拭干汗水，用他的心血写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书。这部书只有韦力君才能写，因为一则他对书的执著痴迷，几乎把自己完全融入于书山；再则，我虽从未探寻过他的家底，但从接触中了解，可能家道比较殷实，才有可能出私囊到各地寻访；三则他在较长聚书过程中养成一种谨严勤奋的学风。因此他能五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做着一般人视为“傻事”的事，探寻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藏书楼的遗存或遗迹，总达百余座。这虽与文献记录的藏书楼总数尚有不少的距离，但韦力君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万里之行，起于足下。韦力君在书楼寻踪的大事业中，已经起步，而且是大踏步的起步。
　　《书楼寻踪》是韦力君自1997年立意以来，历经五年，寻访记录的汇集，涉及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山东等五省，共百二十余座藏书楼，所记有比较闻名的名楼，如明代的脉望馆，天一阁，清代的南四阁，晚清四大藏书楼，清末的嘉业堂以及池北书库、爱日精庐等等，也有并不知名而被登录的，如镇江的绍宗藏书楼，我在二十年前曾为访查清人丁晏事迹在此访问过丁氏后人。当时楼中凌乱，我一直未将其视作藏书楼，而韦力君不仅详记其遗址，并叙其建楼始末以及藏书来源。即使某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亦必摄其现状存照，如扬州文汇阁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现已建为西园大酒店。虽了无旧物痕迹，但就故地而临风凭吊，亦足令人感慨万千矣！《书楼寻踪》的每一篇寻访记录，都包含着书楼的始建与现状，主人的生平与著述，文献记载与现实考察的比对以及作者即景生情的情感发抒，语语都坚实有据。各篇都附有插图，体现了著作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
　　《书楼寻踪》的最大特点是文献与实际相结合的写作方法，这是韦力君在开始寻访之旅时就已自觉确立的主旨。于是他在文献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99年11月开始了作者的寻访之旅。由此可见韦力君不是一般游山玩水，偶有所遇，信笔写下的随意之作，而是有文献准备，有行动规划，有寻访目标的一次藏书楼研究的田野工作，是一项对专项地面文物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于此，不仅引起我想起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访古方法。清初的另外一位学者全祖望曾论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韦力君在寻访书楼过程中，不耻下问，求教于老民家人，归而核对于文献，方著之于文的做法，岂不师承乎先贤之余绪耶？
　　《书楼寻踪》既问世，不仅为后来求访者授一指南，又为藏书文化研究增若干可靠资料，征文考献更为今之浮躁学风给以棒喝。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我虽痴长于韦力君，而心折其所为。八旬老叟，不打诳语，不做虚谀，读《书楼寻踪》当知我非信口而言也。惟书楼遍布中华大地，韦力君既有其善始，要当倾其精力、财力，成《全国藏书楼综录》以显示我华夏文明之灿烂，而善终其事。我于韦力君，寄厚望焉！
书文化的盛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少川
　　爱书人、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喜欢书话的。随着全社会读书热潮的兴起，出版界也适时推出了一批批书话系列作品。去年底有傅璇琮、徐雁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问世，便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书话作品的繁荣做出的新奉献。首批读到的《书林清话文库》包括谢灼华、刘尚恒、曹培根、韦力、孟昭晋、周岩等六位作者的著作。披览一过，诚如主编傅先生在序言中所提到的，颇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之趣，深深感触到作者钟爱图书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精义的意蕴。
　　书话要谈求书的因缘、读书的乐趣，这往往是此类作品的点睛之笔和动人之处。古代学者和藏书家就常在读书随笔、藏书题跋中抒发他们的读书之乐，明代学者高濂说开卷沉潜，可以跨越时空，“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则常常在他的藏书题跋中记得好书、异书时，欢呼雀跃，招朋置酒，赋诗吟咏的快乐情绪。郑振铎先生认为这样的书话，“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文库》中就不乏这种“至性至文”。谢灼华教授在《蓝村读书录》中就记载了他年轻时的梦想：“要是我有钱，我要买许多许多的书！”可是这样的梦，让他做了三十多年才得以慢慢实现。其间，他经历了无钱买书，只能在书摊前久久翻阅的无奈；饱尝了为购买两册必备图书，而节约一星期餐票的艰辛；最后，又经过不断积累、细心补配，才有了形成系统藏书的欢欣。天津的刘尚恒先生在书中也抒发了他“独坐书房小天下”的乐趣。他的书斋号“二馀”，非出自古人的“读书三馀”，而另指读书治学都在公务之馀、家务之馀。这个斋名既有独辟蹊径之功，又得符合实际之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雅号。至于“二馀斋”中有何雅趣，读者诸君只要看看他的《二馀斋说书》，便可心领神会，与其同乐了。此外，又如周岩的《我与中国书店》，卷首收录北京师大启功先生、许嘉璐先生两位师长的文章，谈旧书铺的掌故，谈在中国书店中“淘书”的经过，读来让人亲切而向往。而书中的其他内容，则是作者以亲身经历或亲闻亲见，记录中国书店五十年的发展史，书中所记中国书店对珍稀古籍的收购和抢救，也是一段段值得颂扬的书林佳话。
　　谈读书心得与读书方法是书话作品的要义，《文库》内容也以此为精要。其中如《蓝村读书录》的“书话絮语”、“典籍经纬”各篇，《二馀斋说书》的“书话”各篇，孟昭晋《书目与书评》的“书人与书目”、曹培根的《书乡漫录》中的“琴川书事”等等。各书在侧重点上又不尽相同，谢书多为品味古今书话的心得，评说所及有唐弢、郑振铎、谢国桢、曹聚仁、叶灵风、鲁迅、阿英、茅盾、李一氓，以及明人杨慎，清人王士禛、李慈铭等古今名人的书话、序跋集，可称书话之书话。刘书所及范围比较广，兼涉书目、题跋、小说、方志、学术史论种种。孟昭晋教授治目录学多年，书中阐发则多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之学。曹培根是常熟文献学史专家，因而他的研究对象自然是乡邦文献及藏书史料。总之，作者们在如此多的专题内阐幽发微，各抒所长，为读者提供了书林采英、各取所需的方便。值得一提的是，谢灼华教授还在书中传授了他的读书经验，论述了系统性、选择性、浏览性、实践性的读书方法。虽说读书之道，千人千门，然而其中毕竟还是存在可互相借鉴的共性规律的。比如谢教授在“选择性读书”中所谈到的“三要”：“一是经典性著作要熟读，二是专业性著作要常读，三是重点文章要精读。”便是积数十年读书感悟而摸索出来的经验，字字珠玑，我以为确是度人金针的真知灼见。
　　《文库》最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笔记体裁自由驰骋的优势，进一步拓宽了书话写作的范围，增加了许多书文化研究的内容。其中如孟昭晋的目录学研究，谢灼华、刘尚恒的藏书文化研究，曹培根的常熟藏书史研究，周岩的中国书店发展史与古旧书业研究，以及各书关于前辈学者的研究等等。从而使《文库》的内容在书话散文原有的事实、掌故、抒情之外，增添了一份学术理论的厚重。在有关藏书史的研究中，京华藏书家韦力的《书楼寻踪》引人瞩目。此书为作者历五年时间，数十次考察国内古藏书楼遗存现状的真实记录，所记江浙、湖南、广东、山东的古藏书楼或遗址达一百二十二处。各篇访记虽篇幅短小、文字清丽，但学术含金量很高，我想藏书史的研究者今后是会常常用到它的，书中不仅记载各藏书楼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寻访的艰辛。顺着作者在江浙大地探访的足迹，也勾起我十几年前借开会之机，在苏州、昆山、常熟访问书楼的美好回忆。当年我有幸由菰里镇中学吴雍安老师的指引，登铁琴铜剑楼拜谒，记得楼上已辟为藏书楼纪念室，还展出铁琴、铜剑及旧楹联的复制品。其中翁同龢为书楼所题的两副楹联至今仍可吟诵，一曰：“独鹤窥朝讲，邻鸡听夜琴。”又曰：“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按韦书所记，如今的铁琴铜剑楼旧迹又每况愈下了，不禁徒生沧桑之感。自然，我的寻访乃兴之所至，完全不能与韦先生的持久、坚韧同日而语。记得我当年为寻访黄丕烈的士礼居也曾辗转到了悬桥巷，听巷中老人往大致位置一指，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间，便悻悻作罢了。如今看书中《百宋一里·士礼居》一篇介绍，才知原来还有曲径通幽之处，于是读来备感亲切，也算了却我寻访士礼居的一番心愿了。
　　要言之，《文库》的佳文，言书话、记书人、叙书事、品书味，琳琅满目，为读书人呈送了书文化的盛宴，实属难得。让爱书人、读书人都来品一品各自喜好的佳肴，享受这精神的美餐吧。
喜见“清话”续新篇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顾志兴
　　我原来在学校教古典文学，中年以后兴趣转向藏书和版刻研究，这多少受了已故文献学家胡道静老师的影响。老先生对中国藏书家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灿烂、悠久、丰富的典籍文化能得以保存，藏书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是靠他们进行永恒的接力长跑，一代代的护藏，这就是我们先人的著作得以大量保存下来的惟一“秘密”。这方面浙江藏书家功绩尤其突出。所以当我的那本《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完稿时，他欣然命笔为作序，着重阐述了这层意思。正因为此，在研究藏书、版刻过程中，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就常置案头，不时翻阅，以至封皮脱落，书叶几烂。今次读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文库》，喜见“清话”有续篇，按捺不住，有话要说。
　　《书楼寻踪》的作者韦力实在有点“傻”劲，年轻人不是想着法儿去挣钱，而是花钱去跑拍卖会，淘古书，实在有点如刘承干之“傻”。尤“傻”者，他发下宏愿“编访国内可找到的藏书楼，哪怕仅存遗址，也要目睹其况”。他是言者，更是行者，耗五年时间、数十次的南下北上，寻寻觅觅，终于写成了这部日记体的《书楼寻踪》，为我们留下了八十余座代表中国文化的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保存了极为可贵的材料。我敢断言这部书百年、千年后仍有保存价值，因为读书种子不断、研究中国藏书史自有后来人，是少不了这本书的。我对韦力怀有深深的敬意。
　　可以告诉韦力，令他高兴的是，湖州皕宋楼至今仍在，且已修复，这得归功于前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先生。他也是一位有心人。他读到我发表在《天一阁论丛》上的一篇有关皕宋楼文章，一次来杭州开会，利用会间空隙，约我见面，咨询了若干问题。不久皕宋楼修复。更进一步的计划是从静嘉堂文库复制皕宋楼原藏宋元珍本，以大体恢复皕宋楼藏书原貌。为此我曾托朋友乘访日之便，与日方接触过，对方也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我还想告诉韦力，杭州的文澜阁正在斥巨资重修，力图恢复当年风貌。文澜阁《四库全书》咸丰时遭兵燹，后经丁丙及民国初钱恂、张宗祥补抄，具有独特文献价值，现正由杭州出版社与浙图合作重印。听到这些消息，定是兴奋莫名吧！他日若再重游，感觉定是别样。
　　《书乡漫录》的作者曹培根是常熟人。他身居书乡，致力于乡邦藏书文化研究，同时放眼吴中（宁、沪、杭太湖流域）的藏书文化比较研究，他编著《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曾约我撰稿，我们有文字之交。这部《书乡漫录》虽云“漫录”，在我看来《虞山书人》、《藏书盈室》不啻是部常熟藏书史。其中《翁同龢藏书的风貌》一文，述翁氏世家藏书，言其藏书数量质量、探索翁氏藏书来源、特点及其藏书思想等，皆考证有当，条分缕析，是本书中最有分量的一篇。由于常熟藏书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地位，爱好和研究藏书史的读书人，定会喜欢这本书。
　　《书目与书评》，孟昭晋著。书中《有趣的〈行人司书目〉》令我耳目一新。当年参与《中国藏书通史》撰述，我负责明代部分。由于对此不堪了了，结果漏了此内容，想起来甚是汗颜。若是早读此文，再下点功夫，当为明代部分增色。
　　“文库”中尚有刘尚恒的《二馀斋说书》、谢灼华的《蓝村读书录》、周岩的《我与中国书店》三书，亦各有千秋。限于篇幅不能细谈，容后详段。
　　遵循“读书必先读序”这条不成文的规矩，翻阅这六部书之前，先拜读了傅璇琮先生的《从〈学林漫录〉丛刊到〈书林清话文库〉》这篇代序。傅先生是我所尊敬的浙江当代乡贤，他的道德文章素所钦慕。1996年以来，因为共同撰著《中国藏书通史》的关系（他是主编），多次同处一楼，切磋商讨，近年联系更多。曾有“对床夜话”之约。然终未实现。读了“代序”，似听他坦露心迹，娓娓而谈，言治学，谈编辑，从中获益良多。他以为一生所编的书，真能“惬意的”，则是《学林漫录》，于中可看出他对《书林清话文库》的重视了。
　　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做了件有意义的事，主持出版了“文库”，这对推进读书和研究藏书文化是件大好事，对传录文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书也编的不错，朴素大方。读这几部书时，我当了义务校对，效古人朱笔校字。我可断言错字率决不到万分之一，是合格的放心产品。
　　《书林清话文库》丛书包括十二册，即《书楼寻踪》（韦力著）、《书乡漫录》（曹培根著）、《书目与书评》（孟昭晋著）、《二馀斋说书》（刘尚恒著）、《蓝村读书录》（谢灼华著）、《我与中国书店》（周岩著）、《苍茫书城》（徐雁著）、《邃谷书缘》（来新夏著）、《旧书鬼闲话》（虎闱著）、《夜趣斋读书录》（林公武著）、《旧书业的郁闷》（胡应麟等）、《笑我贩书续编》（范笑我编）

汉唐书道

好啊，读书人写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