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当代书法名家精品选·丘石卷后记 说实话,我不善书。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也无涂涂画画、唱唱跳跳的雅好,更谈不上有所谓的“艺术细胞”。为了生计,初中毕业后即考上南通师范学校,而师范学校又偏偏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对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格外看重。学校成立了好多艺术兴趣小组,让每个学生去选择。我自量唱歌、跳舞、器乐肯定不行,至于写字,无论是钢笔字、粉笔字还是毛笔字更是糟糕,就想报个美术兴趣小组学学吧,没想到也遭到了回绝。此事对当时的我打击很大,自己暗下决心,欲找一门一般人搞不起来、搞不懂的艺术学到手,给别人看看,于是就选择了篆刻。此招果然奏效,半年后,大约是1982年9月,我的处女作即在当时的《南通市报》上发表,大展了志气。那年,我16岁。之后,在戚豫章先生的发蒙下,尤其在1986年被韩天衡先生纳于门下后,才知晓篆刻一道,要深入下去,当以书法为基础,正所谓“印从书出”的道理。看来,练字这一关是绕不过去了,于是,便开始硬着头皮学书法。 我自认为自己的笔性不行,对于书法一直缺乏自信,总是羞于拿出手。大约在1985年前后,我中师毕业回金沙工作后,常到当时的南通画店买文房工具材料,有一次鼓足勇气踏上阁楼请画店经理点评我写的字,没想到秦能先生竟说我写字有悟性,鼓励我多练,这一下子激发出了我练书法的信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鼓励和信心太重要了!)因为是为篆刻创作而学书法,当然得以篆书为第一要务。首先是学小篆,着重于认识篆法,锤炼线条控制能力。之后,为探索篆刻风格的创新实验,在1990年前后,先后写了几年的甲骨文和金文,尽管当时也小有成绩,但总感觉到路子太窄,便渐渐放下了。其后,对晋汉碑刻产生共鸣,尤好《好太王碑》的稚拙,并掺入砖文意味,逐渐感觉到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东西,终于在篆刻风格塑造上取得了效果。2000年前后,我似乎开始明白孙过庭《书谱》中“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道理,遂又重新回到了对小篆的研习上来,同时开始了行草书的临习和训练。之后,我一直专注于这两条主线,并留意对魏晋书法气息的把握,而对流行很甚的钟鼎金文、楚简、铁线篆等均予以回避,敬而远之。 坦率地讲,我才渐晓书法。我的篆书从秦汉刻石入手,现在看来那种学习方法很慢。刚开始不知道怎样下手,只是依样画葫芦,很工艺化地描出来。后来接触到清人的篆书,在用笔上受到很大启发。写篆书是一笔一笔地写,而不是一笔一笔地描。写篆书讲究微妙之间的顿挫变化,而不是像李斯小篆那样两头平直地去写。小篆分两种流派,一种讲究“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以李阳冰为代表;另一种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以邓石如为代表。邓石如影响了他以后很多写小篆的书家。我的小篆在审美上受邓石如的影响较大,但我并没有直接学他,而是更多地临习吴让之、吴昌硕、赵之谦的作品,体会他们各自的笔法特点。四五年前,我忽然发现清人小篆的渊源实则在汉代篆书,于是转头取法乎上,在《袁安袁敞碑》中学到圆润,从《天发神碑》中学到变化,从《三公山碑》中悟到篆隶相融的天趣,从汉镜铭中体验到了结体自由的快感。经过长期反复的临习和创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现在的篆书面貌。在行草方面,起先因考虑要为印屏题签和篆书作品写释文、落款,应当写得规正些,即从王右军的《兰亭序》和《怀仁集圣教序》入手,但总找不到感觉,写得别扭。之后临习了几年米芾和王铎的墨迹,渐渐觉得开始顺手了,遂又重新回到二王的手札名帖中来,再重点临《十七帖》和孙过庭的《书谱》。两年前,偶然发现张瑞图硬朗的书风很契合我的性格,于是开始适当地汲取他的笔法语言来逐步丰富我的行草线条,以期增加些质感和力度,总体感觉写得还算轻松。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苏轼语)对于今后的书法创作,我欲追求一种平实大度的静态,以静中寓动的方式来创造书法线条的生命力;着力追求书印一体的风格语言,以书印相融的方式来诠释中国传统文人书画的深刻内涵。我深知,这需要书法家具备诗、书、画、印的综合素养,需要追求技法的完美,更需要追求艺术境界的放松。技法完美将是伴随书法家终生的一个追求,而境界则将是随着艺术家读书、阅历、修养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升华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着实是很难的,但我乐此不疲。丰子恺曾说:“我们研究艺术有素之后,心灵所受到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体悟得了艺术的精神,而表现此精神于一切思想行为之中。这时候不需要艺术品,因为整个人生已变成艺术品了。”因此,这些年我的目标一直未变,而且一直在为之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