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梁先生论文

书法与中国社会 · 发表于 2010-8-28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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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夫人善书”考

张金梁

（此文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二00九年第五期）
由于中国古代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女人不能入仕为官，所以在历史文献中能为女子立传者很少。明初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史著作，在全面收集评论历代书家的同时，也力所能及的将历史上的女书家收录其中，为人们了解古代妇女书法提供了很大方便。从收录的女书家的特点看，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生或嫁于豪门贵族、达官名士之善书女子；二是有传奇色彩的名妓艺女，如《会要》卷五唐代书家中就收录了柳夫人、崔夫人及艺妓薛涛、曹文姬等八位女书家，又在卷九补遗中收录了上官氏、桓夫人、封夫人、白氏、关氏、杨夫人六人。在这些被收录的女书家中，都是对她们的身世作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待后，再论其书事的，如：“杨夫人，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白氏，名金銮，居易女。年十歳，忽书《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终南紫石刋之。”[①]虽然言语简单，却也清楚明了。唯有“桓夫人”条有异常理，其文曰：“桓夫人，善书，评者谓‘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②]从语句中难以窥见桓夫人之家族背景，令人略有所失，于是有必要对其进行考证之。
一、关于“快马入阵，屈伸随人”的问题
遍查记载唐人的文献典籍，没有找到关于女书家桓夫人的任何资料。但通过分析《书史会要》关于论述“桓夫人”书法的语句，可以肯定被评者决非等闲之辈。这是因为从古人所留下来的评书看，带有“评者谓”的被评书家，大都是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评者”也应是当时的文化名人。那么这样一位如此重要的女书家，怎么能没有家世记载和作品着录等资料流传于世呢？于是我们有必要从“评者谓”的内容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以求有所突破。
通过审视众多的古代书法文献，我们发现最早用“快马入阵，屈伸随人”来形容书法的，是《墨薮》卷一“又评书”中的一则评论，其曰：

桓玄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也。[③]

《墨薮》旧传韦续所著，宋郑樵《通志》卷六十四记为“《墨薮》五卷”，没载何人所著；《宋史·艺文志》卷二百二记为“《墨薮》一卷”，也没有编撰人姓名。《四库全书提要》曰：“《墨薮》二卷，旧本题唐韦续撰，续不知何许人。是书《唐志》亦不着录，惟《文献通考》载《墨薮》十卷，引晁公武《读书志》曰：高阳许归与编，未详何代人。郑氏《书目》只五卷，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不知何代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书中所记止于唐文宗柳公权事，当出于开成后人，然题为韦续，则不知其何所据也。”由此可知，《墨薮》一书存在着诸如内容、编撰人及卷数等不确定问题，但人们认为此书成于唐末的口径颇为一致，《四库提要》将其定为“开成后人”所为，颇有道理。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八，对此着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书杂辑前人论书短篇而成，非由自撰。其所辑诸篇，不尽着撰人姓氏，最为疏失。”“第一篇《五十六种书》，或为自纂。”“第八篇《梁武帝书评》、《又评书》，皆伪作。”[④]余氏认为《墨薮》“第八篇”为伪作，容易产生误会，应该特别说明。在此余氏所谓的伪作，不是说后人伪韦续之作，而是说韦续所收之《书评》是前人伪梁武帝之作，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研究的较多早有定论，故而不加深论。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墨薮》“第八篇”中实际由两个独立的内容组成：一是《梁武帝书评》，二是《又评书》。若按照《墨薮》为编纂前人著作而成之论，“又评书”之内容也应是集前人评书而成。“又评书”共收入十六位书家，其顺序是：虞世南（唐）、欧阳询（唐）、孔琳之（刘宋）、萧子云（齐）、褚遂良（唐）、张越（刘宋）、卫夫人（晋）、桓玄（晋）、傅操（刘宋）、王羲之（晋）、李斯（秦）、稽康（晋）、宋文帝（刘宋）、陆柬之（唐）、王绍宗（唐）、程广（唐）。论述从唐人开始，中间包括秦、汉、晋、刘宋等，而以唐人结尾，杂乱无章，混乱至极。其文体明显模仿传《梁武帝书评》，而评书之语大都数难寻出处，有否自撰，不得而知。
宋初仁宗时刻《淳化阁帖》十卷，卷五“诸家古法帖”有“隋僧智果书”，其内容是传《梁武帝〈评书〉》，被评者中便有一则，其内容曰：“桓玄书，如快马入阵，随人屈伸，岂须文谱。” [⑤]显然与“又评书”中的“桓玄”条相符合。关于智果书法，黄伯思认为是伪托，其《法帖刊误》卷上论曰：“写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书。果号得右军骨，借誉浮其实亦不至尔。”[⑥]姜夔也认为“果书如此，未为高古。”[⑦]而米芾在《评书》中则谓：“僧智果书，虽骨气清健，大小相杂，如十五贵人谓偏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其正是针对《淳化阁帖》中智果之书所论，显然是当真迹来对待的；明杨慎《墨璅琐录》卷二曰：“智果书，合处不减古人，然时有僧气，可恨。古人所以贵于人品高也。”[⑧]也认为其为真迹；清冯班《钝吟杂录》卷六则直接批评黄伯思不懂书法，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黄长睿疑智果书不真，此不习南朝书法也。”[⑨]不难看出，两种观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直到今天也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淳化阁帖》中智果之书，其书法艺术性米芾所论颇为中的，可以看出其是一位众体兼善功力深厚的书家所为，虽“未为高古”，然也没有半点唐中后期人之习气。假若是伪托之作，也只能产生在太宗提倡王羲之书风唐初时代。所以我们认为，传智果所书的《梁武帝〈书评〉》要比唐“开成后人”所作的《墨薮》早的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宋人比较重视文献编纂活动，在书学方面出现了两部重要汇编：一是北宋朱长文的《墨池编》；二是南宋陈思的《书苑菁华》，其成为继唐代《法书要录》之后的重要书学丛书。此二者皆收录《梁武帝〈书评〉》，但内容稍有出入。陈氏所收录内容为二十八，是从《墨薮》而来；朱长文收录者内容较为复杂，其案曰：“旧有《梁武帝〈书评〉》，皆不论次，乃以两本会而录之，随其世次之先后，故书言从汉末至梁三十四人，一云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八，事远未遑深考，艰于去取，姑并存之，其间有数人无闻者，岂当时可观而后无传邪？然亦虑简札之误云尔。予既录此，又阅袁昂《古今评》普通四年所上，大率相类，岂武帝取昂之言而为已辞耶？或传写者混淆而致然耶？予未得善本为之较定也。”[⑩]朱氏为北宋时人，比苏东坡小一岁而早去世三年，是当时声誉颇隆的学者，他认为《梁武帝〈书评〉》可能是梁武帝取袁昂《古今书评》之语稍加改动为已辞，或传抄者将梁武帝与袁昂张冠李戴而成，颇具慧眼。他当时看到的版本有两种：其一所评三十四人，即《淳化阁帖》所收智果之书者；其二所评二十八人，即《墨薮》本。朱氏将二者会而录之得三十八人，于是世上又产生了第三种版本。由于朱长文所处年代去唐末不远，很可能在《墨薮》编纂的年代，朱氏所说的两种传《梁武帝〈书评〉》的本子就存在，而《墨薮》收入了一个流传较广且认为比较可信的本子。但其在收录前人零散书评成“又评书”时，又将“三十四人”本中“二十八人”本所无者，进行了适当的采纳。对比可知，其中有两则书评来源于此，现将两文分别抄录如下：

程旷平书，如鸿鹄高飞，弄趐颉颃；又如轻云忽散，乍见白日。
（智果书《梁武帝书评》）[11]
程广书，鸿鹄弄翅，颉颃飞翔。（《墨薮》）[12]

桓玄书，如快马入阵，随人伸屈，岂须文谱。（智果书《梁武帝书
评》）[13]
桓玄书，如快马入阵，伸屈随人也。（《墨薮》）[14]

对比上面文字不难发现，《墨薮》在收录原文时进行了改动，程氏一则尤甚，对评论书法方面的文字改动可以理解，然而将“程旷平”错录为“程广”，使书家名字面目全非就不可原谅。比较而言，桓玄一则改动微小，只是把原文中的“岂须文谱”去掉，将“随人伸屈”调为“伸屈随人”而已。
桓玄之人在《晋书》中有传，其官至义兴太守，后簒晋僭号伪楚，被刘裕诛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叛逆之臣。桓玄酷爱书法，富收藏喜临池。虞龢《论书表》载：“桓玄爱重书法，每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书大点污，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15]后人传为美谈。《晋书·王献之传》则指出了桓玄书法的学习对象：“桓玄雅爱其（献之）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16]桓玄于书法颇为自负，王僧虔《论书》曰：“桓玄书，自比右军，议者未之许，云可比孔琳之。”[17]张怀瓘《书断》谓桓玄书法：“尝慕小王，善于草法，譬之于马，则肉翅已就，兰筋初生，畜怒而驰，日可千里。”[18]通过这些评论，不但能看出“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与桓玄书法风格的一致性，而且还会发现，《书断》也以马喻桓玄书，二者可能存在着有某种内在联系。

二、从晋“桓玄”变为唐“桓夫人”

在宋陈思编纂的《书苑菁华》二十卷中，《墨薮》的内容大都被收录之，为了避免重复，《书苑菁华》只将其没有归属的两部分内容分别注出：一是将《墨薮》“五十六种书第一（并序）”收录在《菁华》卷三的“书体”部分，篇名定为《五十六种书并序》，署著者韦续；二则是将“梁武帝书评第五”及所附的“又评书”收在卷五的“书评”部分，并在《书评》、《又评书》中间加入袁昂《古今书评》，而又改“又评书”为《唐人评书》，没署作者姓名。比较《唐人书评》与“又评书”内容大致相仿，也有几方面变动。首先是调整了书家混乱的状况，以朝代早晚顺序排列书家，使人读起来比较顺畅；再者是增加了傅玉、薛稷两名书家的评论，使内容更加丰富。但不知因何缘故，更改了两位书家的名字：

傅操书，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遥岩璀璨。（《墨薮》）[19]
曹操书，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遥岩璀璨。（《书苑菁华》）[20]

桓玄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也。（《墨薮》）[21]
桓夫人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书苑菁华》）[22]

从上面不难看出，《书苑菁华》在没有任何交待的情况下，将《墨薮》中的“傅操”变成了“曹操”、“桓玄”变成了“桓夫人”。关于“傅操”变“曹操”，可能是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傅操”其人，而臆断让传为善书的“曹操”取代之。考“傅操”读音与“杜操”相近，疑《墨薮》在成书的过程中，误将“杜”为“傅”。杜操是东汉有名的草书大家，被后誉为草书之创始人，如《书品》云：“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23]杜氏书名很大，而《墨薮》所载传《梁武帝书评》没选其人，故“又书评”收之，在情理之中。
至于“桓玄”怎么能变成“桓夫人”，似乎令人费解，但我们仔细审视《墨薮》“又评书”原文，从中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先看一下“桓玄”上面的书家，其顺序如下：

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桓玄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也。[24]

在此我们清楚的看到，《墨薮》的“又评书”的书家中，“桓玄”条的上面是“卫夫人”。上面已经说过，《墨薮》“又评书”排列顺序非常混乱，《书苑菁华》在将其改名为“唐人书评”时，按朝代时间作了调整，但调整后的书家排列，“卫夫人”下面就是“桓玄”变成的“桓夫人”，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想到，在古代史书中，一般将女性放在男性之后排列论述，抄录者会形成一种惯性，认为一位夫人后面可能还是一位夫人，故怀疑《书苑菁华》在抄录、誊稿、刊刻的那个过程中，将“卫夫人”后的“桓玄”无意识的变为“桓夫人”。古时编纂文集用毛笔书写，特别是部头如此之大的书籍，誊录书稿纸堆如山，校勘不精过失难免，于是便产生了这个“男冠女戴”的错误。同样后来的书法论着编纂者，对此也不加考证的收录，于是自陈思《书苑菁华》之后，被喻为书法“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的书家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秉承《墨薮》及《墨池编》所记为“桓玄”，如《稗编》、《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杂考》等；另一种则是抄袭了陈思的“唐人论书”中“桓夫人”，如《说郛》、《书史会要》、《说略》等；三是有两种说法皆收者，如《清河书画舫》、《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录》等，可以说是混乱至极。
值得一提的是，陈思不只在《书苑菁华》中将“桓玄”变为“桓夫人”，在其著述中还出现了“子冠父载”的问题。《书小史》是陈思的另一部书学编著，卷七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人。尚南康公主，官至丞相、大司马、南郡公，谥宣武。善行草书，唐人云：温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25]其中又将形容书法之语“快马入阵，屈伸随人”加在了桓温身上。桓温是桓玄之父，为官为人颇得后世好评，其书唐前很少论及，至唐后期窦臮作《述书赋》，其中有论曰：“元子正草，厚而不伦，若遗翰墨，犹带真淳。似山林之乐道，非玉帛之能亲。”[26]《宣和书谱》收其行书《东道帖》，并评之曰：“温墨迹见于世者尤少，然颇长于行草，观其《收东道表》与夫法帖石刻，字势遒劲，有王谢之余韵，亦其英伟之气形之于心画也。”[27]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其书的风格以“淳”、“厚”、“遒”、“劲”为主要特征，《淳化阁帖》卷二刊其草书一帖，书风正如前贤所评，与桓玄之书“骏”、“快”风格迥异。所以说，《书小史》将韦续评桓玄之论“快马入阵，屈伸随人”加于桓温身上，显然是南辕北辙。而产生这种“子冠父戴”的原因，显然由于《书小史》中桓温、桓玄父子小传相连，无意识的错录所致。
元末明初之陶宗仪，以撰着为终身事业，其在书学编着上与陈思有非常相似之处。如陈思编纂有《书苑菁华》、《宝刻丛编》、《书小史》，而陶宗仪也编着有《说郛》（内有历代书学文献部分）、《古刻丛抄》、《书史会要》等，其中《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显然是将《书小史》拓展而为之。考《书史会要》材料之来源，除正史之外，大都从宋代汇刊的丛书资料中得来，而借鉴陈思《书苑菁华》、《书小史》尤多。因所收书家数量巨大，难以逐一考证，所以承袭了前人著述中诸如窜改姓名、颠倒朝代、混淆内容等错误，如将陈思《书苑菁华》造出的“桓夫人”收录其中就是一例。《书苑菁华》在收录《墨薮》“又评书”时改为“唐人评书”就存在着较多问题，而陶宗仪在收录“唐人评书”中的书家时，由误抄产生的“程广”、“桓夫人”等人难以找到朝代归属，无奈之下便以“唐人评书”为参照物，把他们安置在唐代书家之中，于是在唐代书家中就多出了一些“不知何许人也”的书家。后来的明清书法编着《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录》等无不照本抄录，现代人所编纂的各种版本的“书家大辞典”更是不加选择竭泽而渔，其中当然少不了这位具有“评者谓”的唐代女书家“桓夫人”。今天我们通过考证揭去神秘面纱，还其庐山真面貌，当然就要毫不留情的将这位唐代女书家“桓夫人”从书法史中剔出，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随着当代文艺的全面复兴和迅猛发展，书法史研究已逐渐摆脱那种肤浅的作品议论模式，向着从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中去观察探索问题方面推进，同时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去发现解决书法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书法史学术研究进入到了更加深入缜密而科学的层面，并涌现出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应刻说是当代书法研究上的一大进步。
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中国古代书法史不难发现，书法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对书法的发展来说，有正面积极的，也有反面消极的，还有正反两方面相掺杂的，从而产生出了带有明显时特征而又面貌多样的书法作品。纵观书法与政治及社会大背景的关系，最难理清的当属朝代更替那段特殊时期的情况，其往往在书法上表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内涵和形式。
更值得的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外夷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数元朝和清朝的建立。每当面对外夷的金戈铁马无情的摧毁软弱无能的汉人王朝取了代之的时候，以“大汉族”自居的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无可奈何的旧朝文武官员及社会文化精英们，根据自己的人生哲学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与旧朝廷共存亡，成为世人敬仰的忠臣烈士；二是与世推移投降新朝廷而高官厚禄，被人们称之为贰臣；三是继续保持旧朝廷情结，不与新朝廷合作而成为清高遗老。于是，社会文化也随着这些因素发生着诸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自然而然的也会反映到“书为心画”的书法上，产生一批个性特强面目各异的书家书作，引起了当代研究者们的特别关注，映现出了不少此方面研究课题，张函学弟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末清初遗民书法研究》就是其中佼佼者，其从新角度新思维，对明末清初这段满人入主中原所带来的书法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刨析探讨，发现并解决了诸多重要的书法问题，成为此专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
《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在关注了朝廷变更所带来的书法变化的同时，主要抓住了明代遗民书家群体这根主线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明遗民书法样式出现变异的原因，并通过对比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前后思想的改变，探讨明遗民思想与变异书法风尚之间的关联。从逻辑思维上看，其首先从明代遗民书法的情况、遗民与书法的关系、遗民文艺的交往范围，探讨明遗民书法变异的条件；继之从“遗民思想情结”来挖掘审美风尚的转变，掌握其如何影响了时代书学取尚，且以具体作品样式来论述这种思想在创作作品上的体现，总结出明代遗民“变异”的书法风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挖掘明遗民思想在书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时，以遗民者言行为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来论证遗民思想与书法样式的关系。可谓是真正找到了解决中国书法史上这个特殊时期书法问题的钥匙，从而使研究有了较大突破。
张函学弟年轻聪慧，自学能力颇强，曾在书法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入吉林大学读研后，刻苦学习勤于思考甘于寂寞，在书法学术研究方面收获良多，有许多论文入选全国书学研讨会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是一个书法创作及理论研究善擅的优秀人才。硕士毕业工作数年后，如今又考回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书法方向博士学位，相信他随着学业的不断深造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在书法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真宰相”刘统勋之书

张金梁

此文应约发表于《高密市历史文化遗产》
逄戈庄旧时为诸城辖区，今为高密属地。当地刘氏，晚明便以读书忠义闻名乡里，入清自刘必显中顺治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后，子刘棨、孙刘统勋、重孙刘墉、曾孙刘镮之等皆起于科举，官高位显影响很大，成为齐地之望族。其中刘统勋、刘墉皆以大学士入阁，成为清代少有的父子宰相。后世论者，于刘统勋偏重政绩，于刘墉则美化书法。然刘统勋之书法如刘墉之政绩亦颇可观，今专对刘统勋之书法略作评说，仅供同仁一笑耳。
刘统勋（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八年1700-1773），字延清，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官左都御史，遍任刑部、工部、吏部尚书，曾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拜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为清廷少有的汉人一品大员。统勋刚毅笃棐，久直枢密，随事献纳，秉正嫉邪。数谳大狱，皆鞠勘得实，论拟如律，一洗弥缝回护之弊。屡掌文衡，得士遍天下，而门无私人。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许具古大臣之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卒于舆中。乾隆帝临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议者谓百余年名臣第一。”刘统勋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羸得生前身后名，《清史稿》卷三百二有传。刘统勋起家于科举，于书法自然下过苦功，进士为官后，虽潜心于政事，仍时常濡墨临池修身养性。其不以书家自命，很少为他人作书，故流传于世之墨宝自然稀少。再加之其政绩斐然，文艺之事多被遮掩，故古今论书者对其书法较少关注，至使在当今鱼龙混珠的书法辞典等书中也难觅其名。其实刘统勋书法功力深厚，且有明显的个性面目，非常可贵。今以两件作品为例，简述其行草书法情况。
《行书轴》（如图一）是刘统勋传世的一件非常可贵的作品，为我们了解书法的师古问题及行书面貌提供了异常重要的资料。其正文内容为：

婆娑十亩，暎蔚千人。密幄足以缀飞飚，高盖足以却流景。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释迦荫首，群生立缘。

轴书末行上款为“永叔贤㽒属临”，统勋姊妹四人，字号为“永叔”者，不知为何所出。然“永叔”当时应为成年人，且是书法爱好者则无庸质疑。
刘统勋此书为临作，原帖是李邕《楚州淮阴县婆娑树碑》（亦称《婆羅树碑》）。李邕，字泰和，江夏人。少习文章，留心翰墨，强闻博记，贯通墳集，无与伦比。得名臣李峤及张庭珪荐举，入仕为左拾遗。李邕性情豪迈，重义爱士，故仕途屡遭贬谪，后官至北海太守（府邸今山东青州）。唐时党争激烈，其被李林甫之党锻炼成狱，杖杀于北海任所。李邕为唐代少有的文书双雄者，影响特大。李白、杜甫、高适等，皆服膺之。其书以行楷为最，自唐太宗开行书入碑之门后，其专以行书入碑而蔚然大家。其书笔力千钧气势宏伟，在书圣之外别开门径，世人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之论。李邕文书俱擅，碑志多自书自文，有“碑版照四裔”之誉。《婆娑树碑》末有“海州剌史文并书”之署记，为开元十一年所作，时李氏四十九岁。明王世贞评为“遒逸丰美而不伤佻卞，当是合作书也。”毫无疑问是其中年之代表作。其文字也非常优美，节录有关文字如下：

婆娑十亩，暎蔚千人。密幄足以缀飞飚，高盖足以却流景。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有以多矣。然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虽沉吟称引，而莫辨嘉名。华叶自奇，荣枯尝异，随所方面，颇征灵应。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㤗而秋有成，唯南匪他，自北常尔。或季春肇发，或仲夏萌生。早先丰随晚暮俭，若且槁茎，后吐芬条，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齐同，无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测，古老多怪，时俗每惊。巫者占于鬼，谋议者惑于神。树证圣载，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逮兹中休，信宿因依，斋戒瞻叹，演夫本处，征之旧闻，源其始也。荣灼道成之际，究其末也。摧藏薪尽之余，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体，常青不坏，应现分荣，变白有终，不灭同尽，昔与释迦荫首，今为群生立缘。（底线为作者所标，下同）

观之为文波澜壮阔，视其书法英气逼人，可谓心手双畅，五合并臻。对比刘统勋之书有两个问题应该引人注意：其一在文字方面，刘氏节临时打破了原文顺序，书止“好鸟止而不巢”时，忽然跳跃了二百余字，将李文“昔与释迦荫首，今为群生立缘”删节而成“释迦荫首，群生立缘”续之作结，文理非常畅通恰当，这说明刘统勋对李邕《婆娑树碑》之文之书下过很深的临习功夫，熟悉异常，能随意摘组，皆成佳构，颇有米南宫所成《中秋帖》之趣；其二在书法方面，刘统勋之临，不斤斤计较于点画结构，而着重于原帖的神气韵味，将北海行楷之书，以行草笔为之，用笔清劲有力使转流畅，结体纵横开合随心所欲，行字贯气如珍珠相缀，用墨湿燥相间韵律大显，章法变化颇为丰富，笔画连属增多，灵活萧洒颇多逸兴，显然是典型的意临之作，基本上代表了刘氏自己的书法风格。从刘统勋此书可以看出，神清意骏出笔爽利，无丝毫懈怠之笔，无疑为其壮年之作。康有为论清人书曰：“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广艺舟双楫》）时代审美意识难以逾越，当然刘统勋也不能免俗，其在临摹李北海之书时，李邕之雄厚大气之意也随之减弱，赵、董的影子不时出现，正是时代使然。
清人吴石潜（1867-1922）缩摹《古今楹联汇刻》一书，其中收有刘统勋草书对联“疏桐有鹤趣，临水绕秋色。”（如图二）吴石潜，名隐，字通庵，号石潜，浙江绍兴人。其工书画，善刻印，与丁敬、王福庵等创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是清末书画名流。其序《古今楹联汇刻》云：“余性喜篆刻，初握管时即模壁上联字以为玩弄，虽父师禁之不改。即长，与海内士大夫游，扩览名人手迹益多，爰多方借取，用泰西摄影法缩刻于石，集年既久，得三百余联，分为十二卷，复倩同志各书小传于石右，俾观者有考证焉。今一并刻竣，为记其缘起如此。光绪庚子秋日，山阴吴隐识于沪上小长芦馆。”由此可知，吴隐《古今楹联汇刻》是广泛接触海内士大夫时借取摹刻的，由于楹联盛兴于明，所谓古今也不过是明清两代名迹而已，其中尤以清代书家作品为多。吴氏摹刻《古今楹联汇刻》的目的是用此显示自己的经多见广鉴赏精微，在宏扬中国书法的同时来留名后世。故为重视自己的声誉计，入选楹联大都是对书家精挑细选的真迹精品。从所选刘统勋之楹联看异常精彩，这与当时离刘氏去世之年较近多能目睹真迹而便于遴选的有利条件有关。刘氏此草书对联书法，其中有“二王”飘逸潇洒之风韵，又有唐贤雄健遒劲之骨骼，亦不乏赵子昂、董其昌之婉丽清润之淑影，当为书法成熟时期代表之作。虽为摹刻，仍神采飞扬，应该说代表了刘统勋草书之水平。
由于刘统勋传世书法作品的稀少，难以对其加以排比而形成清晰的规迹，我们只能略推其书法历程：初时为科举考试，作书多以朝廷风尚为准则，书法则受唐楷及董书影响较大，进士成为朝廷命官特别是进入乾隆年间，又受朝廷书风的影响而学赵，其知赵书多得于唐李邕，又对北海书大加涉猎。草书则以“二王”加之赵、董而于行楷格调一致。书法以抒情达意为世人所贵，故自古有“书如其人”之论，刘统勋性情刚正耿直，与其书用笔劲健清丽颇相符合，这也是与其子刘墉书法圆厚稳重的最大区别。虽然刘统勋之书传世较少，但文物贩子为谋利益却如法炮制，赝品屡见不鲜，下面就几幅人们认为是真迹且见诸于世的赝品略加评点，以辨其伪。
①《跋九都图》（如图三）。此为题跋书，其文曰：“此图卷首题曰江里万里图，缣尾题云米元晖笔，米法简易，此图楼台城郭浮图，水石绰有唐法，非虎儿所能企也。此盖九都图赋，张平子之西都、东都，左太冲之蜀都吴魏都，及徐乾之齐都，刘劭赵都，庚阐扬都也。壬辰春日，刘统勋谨书。”此作为行楷书，中偶有草字，每字独立，上下笔意相隔，虽想用笔画粗细及墨色变化来加掩饰，但风格杂乱行气不畅格调低下，难遮明人之目。究其书写内容，也是从前人中袭来，明杨慎《升庵集》有《跋韩石溪所藏〈九都图〉》曰：
此图为宋宣和院画无疑，卷首题云《江山万里图》，缣尾题云米元晖笔，皆眯目而道玄黄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笔法，皆崇简易，殊乏精工，此图楼台城郭浮图，水石绰有唐法，非虎儿所能企也。其云‘江山万里’亦非也，滨江安得有九都乎？此盖《九都赋图》，张平子之西都、东都、南都，左太冲之蜀者、吴都、魏都，及徐乾之齐都，刘劭之赵都，庚阐之扬都也。唐人以《九都赋》为一卷，意必有图以配之，此或其粉本之遗邪。中丞南充韩公石溪藏此图以示慎，故辄述所见，以印于大方之家云。
作伪者在节录杨文时，出现了诸多错误，如“江山万里图”误为“江里万里图”，九都中漏掉“南都”，并将“吴都、魏都”误为“吴魏都”等。作伪之人有一定的书画知识，在截取杨文时颇能讲通；作伪者对刘统勋身世颇有了解，其款“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正是刘氏去世前一年，想以此来显示其为晚年作品的贵重性，其不知破绽无处不在。
②《草书杜甫七律〈秋兴〉诗之一》（如图四），正文曰：“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从书法上看，用笔颇为流畅，章法较为完整，除个别字的草法不太准确之外，是一件不错的书法作品。从风格上看与刘统勋劲健清丽不同，其浑厚凝重处倒有几分与刘统勋之子刘墉书法风格颇为接近。落款为“癸卯春仲日”，即“雍正元年”（1723），也就是刘统勋中进士的前一年，其时二十四虚岁。此时刘统勋风华正茂尽心竭力于科举，在馆阁体上用功颇勤，似无心在草书上下大功夫，就是作草书也应与《楹联》之笔意相近，或更加潇洒，决无如此老态龙钟之状。再者当时刘统勋功名不显没授官职，影响微乎其微，且又不以善书自命，故留下此时期作品的可能性极小。显然是作伪者之意想表现刘统勋晚年之书，但又对于刘统勋之卒年不太了解，随意书为“癸卯”，岂不知此时刘统勋已去世十二年矣。
③榜书《文章华国》（如图五），此几个大字，一看便知是双钩填墨而成，且摹仿水平较为低劣。从其字型上看，赵、董体势明显，与康熙、乾隆二帝之书结构也有相近之处，或能略存原作之皮毛。从用笔上看，则意趣全失：笔画软弱，筋骨无存；极力造作飞白，然墨色杂乱不合，浅陋不堪，难以入目。
以上仅就部分影印刘统勋书法作品略作评说，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权为抛砖引玉之用可矣。

《张照年谱》序

一九九九年秋“祝嘉书学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在此与梁继相识。交谈中被他谦虚好学的精神所打动，我认为遇上了一位难得的在学术上有追求的热血青年。之后，书信来往不断，或讨论书法问题，或互诉思念之情，直到2004年他执意考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读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名誉上成为我的学生，实际上是我的好友，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不同寻常的原因所在。
梁继非常聪明能干，在读硕士之前，就发表了许多书法方面的学术论文，经常参加国际、国内书学研讨会。读研之后，他决心改辙换调不再重复自己，暂不撰写应酬文章及参加学术活动，沉下心来埋头读书，目的是要改变原先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心境，向做真文章、大学问方面发展，对于一个以前有写作成绩的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使我更加佩服他的为学为人。
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梁继谈了自己的想法，愿意找一个能锻炼自己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又能为以后打下研究基础的题目。张照是清朝前期非常重要的书家，他为官康、雍、乾三朝数十年，深受朝廷帝王重视，乾隆帝认为他的书法成就仅次于王右军，其书法曾在朝廷和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从当前的情况看，人们对张照的挖掘研究不够，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便会理清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状况，可以统摄清代前期书法的发展，对清代早期帖学及清代前期馆阁体书法的研究皆有着重要的意义。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从研究张照做起。从此便坐拥书城，浸淫在清代文献的海洋之中，获得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制定出了先做一部《张照年谱》为硕士毕业论文，然后再写一部《张照研究》及系列文章的长期规划。在其硕士答辨会上，厚厚的《张照年谱》首先登场，受到了答谢委员会及师生们的高度评价。
年谱撰著之难有三：一是要全面的搜集资料，这是一项异常辛苦的工作，需要作者有耐心毅力；二是要对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求作者有非常敏锐的鉴别能力；三是要有科学合理的做法，要求作者有驾驭大文章的能力，以求年谱做得缜密圆畅。这些皆在梁继撰写的《张照年谱》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在材料搜集方面，其计算机简索与书籍查寻相结合，大有竭泽而渔之意，为此不但跑全国各地图书馆，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张照后裔，到上海张氏故里展开询查调研，获得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在对获得的重要资料的鉴别上，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考据学优势，全面考查仔细分析谨慎运用，达到无征不信下笔有由，力求客观准确；至于作法上，更是吸收前人成果，尽量将年谱做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意义。还力求在严整的文体形式下行文避免机械板滞；在资料丰富的情况下叙考兼顾史论结合；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尽量用生动的笔法去化解读者的枯燥感。总之，此年谱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做法上，皆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当代研究张照中的不可多得之作，也必定会成为日后研究张照最重要的参考著述。
梁继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年青学者，在其大气豪迈的个性之中，又蕴藏着细腻的真情实感。今年国庆，应其诚邀有鞍山之行，游千山，拜玉佛，其乐融融；晚归修堂，挥毫吟诗，意趣无限。当谈到近期规划时，梁继忽然正襟危坐曰：“《张照年谱》修定完毕，将要付梓，请为序。”我闻言大喜，欣然应允。回春城后，便述往事成小文以塞责耳。有言不尽意之处，当留于其《张照研究》完成约序时再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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