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濂///赵之谦谓吴让之“谨守师法，不敢逾越”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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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谓吴让之“谨守师法，不敢逾越”试析
　　　　　　　　　　　　　　 徐正濂
　　赵之谦为《吴让之印谱》作序，谓吴印令其“大叹服”，总评是：“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这是一段篆刻界都熟悉的“掌故”。
　　吴让之确实宗法邓石如，但他成熟以后的篆刻，驱刀如笔，使转自如，强烈地表现出篆书的意韵，已经跳出了邓石如的范畴，有一种不同于邓石如的轻松隽永，一种不经意的气度，以至影响了后来的黄牧甫、吴昌硕，近代的钱瘦铁、来楚生等人。如果认为吴让之“不敢逾越”，那么黄牧甫、吴昌硕、钱瘦铁、来楚生就是曾师法邓石如而不是吴让之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也显然不是这样认定的。所以，赵之谦“谨守师法，不敢逾越”的总评似乎有欠公允。
　　然而赵之谦在同一文内谈及浙派诸人却是洞若观火，一鞭一痕：“浙宗见巧，莫如次闲(赵之琛)，曼生(陈鸿寿)巧七而拙三，龙泓(丁敬)忘拙忘巧，秋 (黄易)巧拙均，山堂(蒋仁)则九拙而孕一巧。”立一个“巧拙”标准来评判一脉相承，本不易用文字分得很清楚的五位前人，已属简捷、巧妙，而每一位的“巧拙”程度也标得确实精到，极有分寸，我想熟悉西泠八家的篆刻家于此都要会心一笑的。那么，何以赵之谦能见远而反不及近，忽然于吴让之眼花，看不出他与邓石如早已有所不同了呢?
　　这本《吴让之印谱》是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赵之谦的朋友魏锡曾去江苏泰州拜会吴让之钤回印稿成书的，赵之谦的序文则作于同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是年吴让之65岁，篆刻已完全成熟，自成面目。而同时期的赵之谦篆刻，譬如《魏稼孙》、《胡澍印信》，却明显有模拟吴让之的痕迹。另一方《扌为叔壬戌以后所见》，则完全让翁刀笔，几可乱真。此印虽未存边款，难定年月，但从印文判断，当不会早于壬戌(1862年)以前。所以，赵之谦在作序文的同期，正悄悄地师法吴让之，一边又很权威地总结吴让之“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不是有点滑稽吗?
　　然而也在情理之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吴让之虽然年长赵之谦30岁，但基本上还算同时代人，吴让之老而困踬，独处泰州，未受重视；赵之谦却英年得志，北碑书法名动京师，在当时的书画界，地位反在吴让之之上。赵之谦虽然心中以吴让之为好，深心追往，但“大叹服”是一回事，让人看出学习吴让之，则于他的地位不合，名气有损。而当时囿于条件，印谱留传不易，更难以广播，“皖人(于浙派)知有陈(鸿寿)、赵(之琛)，不及其他”(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浙人也未必完全清楚邓石如篆刻的模样，吴让之薪传邓石如，与邓氏原有相通之处，说他“谨守师法，不敢逾越”，完全蒙得过去。艺术见解，本来见仁见智，只有不同，没有“是非”，吴让之自己当然更不便“辩诬”，自称“青出于蓝”。因此，此说如果可以成立，既然吴让之“谨守师法”，则实为学习吴让之便可名称学习邓石如，也就是赵之谦在序中好像不经意点出的：“(吴让之)且指(余印)以为学邓氏是矣。”而邓石如是前辈大家，学习他是断不会于赵之谦的地位不合，名气有损的。也许，这才是赵之谦的隐衷所在，才是他判定吴让之“谨守师法，不敢逾越”的真正原因。
(此文不是考证文字，在我当时是有着借古喻今的意图的。自韩昌黎开始，我们讲了一千年“无长无幼，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但我们又几曾真正做到呢?———作者)
(摘自《诗屑与印屑》，徐正濂著，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都梁客

顶顶，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