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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書法，就和一個人大腦智力的成長一樣，人在生命的發育、生長、成熟、豁然開朗開悟，到了某個階段，人的認識就只僅限於那個階段的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而學書法不到人書俱老階段，所見所識都只是階段性的，不能全部，至少不能大部份地領悟。同樣，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偉大的人物，先天就決定了一個人天賦異稟，學書法的人也不可能個個人只要努力學習就能有很高的書法造詣！

我原來也和別人一樣，認同神龍本馮承素臨寫的王羲之行書《蘭亭序》是最好的。我在網上搜索到的幾種《定武蘭亭》版本，覺得一點都不好，很奇怪怎麼書法史和許多大書法家都說《定武蘭亭》天下無敵。

今年我開始了認真臨寫《蘭亭序》的進程，首選當然就是“神龍本”了，覺得爽極了，雖然有些字有些筆劃感覺不理解為啥會歪歪斜斜繞來繞去。隨後又臨寫了幾通。當然，我臨寫《蘭亭序》之前，已經大量臨寫了《王羲之王獻之草書從貼》了，也大量臨寫了王羲之的所有行書帖子，首先就是懷仁集王羲之《大唐三藏聖教序》，其次是釋大雅集《興福寺半截碑》，還有唐文宗李昂敕令集《金剛經》，等等。我後來挑選了一個感覺比較好一點的《定武蘭亭》，非常認真地臨寫了一遍，這時我感覺很吃驚  --  我被《定武蘭亭》的美震撼了！我把神龍本《蘭亭序》與《定武蘭亭》逐字逐句對照，這才發現了問題，《定武蘭亭》才是貨真價實的王羲之《蘭亭序》，是東晉世代的字跡的石刻，而神龍本《蘭亭序》則只不過是唐朝人馮承素用唐朝人的筆法臨寫的《蘭亭序》，馮承素把自己的書寫習氣和筆法全都注入了王羲之的行書字裡去了，馮承素臨寫的行書字，根本就不是王羲之的字，兩者只存在結體的相似，而筆法和神態則是風馬牛不相及。

咳，我們都人云亦云地嘴巴子上推崇王羲之，都說王羲之是書聖，可是真正認認真真地學王羲之的人，卻少之又少，可說是鳳毛麟角。真正相對忠實於王羲之的人，祗有元朝趙孟頫一人而已！難怪趙孟頫的書法造詣那麼高，能夠名列中國書法四大家之一。

《定武蘭亭》的前世今生

萬君超

    本書是周汝昌先生一本關於《定武蘭亭》和《〈蘭亭序〉帖》的研究論文集。在文字方面包括兩大部分：《蘭亭秋夜錄》專門研究《定武蘭亭》刻本；《蘭亭雜稿》專門論述《蘭亭序》的真偽問題，兩文稿皆完成於五十餘年前。圖片有《蘭亭秋夜錄》手稿影印、周先生自藏蘭亭帖題跋和背臨《蘭亭》三種。周先生在書中說：“中國文化史有三大恨事：一是王右軍《禊帖》原跡的迷失，二是劉彥和《文心雕龍·隱秀》篇的殘而被人妄補。三是曹雪芹《石頭記》之‘後三十回’真本被毀而出現偽續。”（169頁）周先生稱它們是中華文化的“三大國寶”，並說：“又因為三者皆有研究上的‘多迷性’，異說多，爭議多，難解多，麻煩多，千百家下功夫多……唯三者稱最，別的也難與之比並。”（177頁）

王羲之《蘭亭序》，今有傳為唐人虞世南、馮承素、禇遂良等八種摹本墨蹟傳世。虞摹本(又稱“張金界奴本”或“天曆本”）、馮摹本（又稱“神龍本”）今皆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禇摹本有三種：清宮“八柱蘭亭第二本”，今藏北京故宮；黃絹本（又稱“嶺字出山本”），今已流出海外；清人梁章钜藏本，今藏湖南省博物館。《蘭亭帖》的唐摹本譜系還不是非常復雜。但是定武刻本譜系卻極為錯綜復雜，而原刻本、翻刻本和偽刻本更是多如牛毛，堪稱中國法帖史之冠，也因此形成了所謂的“定武學”。

在《蘭亭》石刻本中歷來首推《定武蘭亭》，原石已佚，僅有宋拓本傳世。何謂《定武蘭亭》？今人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卷四中云：“初刻石置唐禁中，唐末朱全忠篡位，石運汴（今河南）。五代晉石敬塘占開封，傳石于晉，退出開封時，攜載此石至河北定州，為遼耶律德光所破，石棄定州。宋慶曆中，為李學究所得，其子負官債，時宋景文守定州（稱定武軍）納入官府。熙甯間，薛師正出牧定州，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亂，宗汝霖為留守，猶馳進高宗于揚州，石失所在。後世稱此石拓本為‘定武本’。”《定武蘭亭》拓本今傳世最早為宋拓，未有更前者。原石拓本今傳僅二本，一為全本，即元代柯九思舊藏本，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為殘本，即元趙孟頫舊藏“孤獨長老本”，後有趙氏著名的《蘭亭十三跋》。今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中評價《定武蘭亭》說：“實則只存梗概，無復神采。試與唐摹並觀，如棋著之判死活，優劣立見矣。”周先生《蘭亭秋夜錄》一文中，從五個方面來質疑《定武蘭亭》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地位。自宋代時起，歷代鑒藏家收藏《蘭亭》拓本者極多，南宋賈似道藏有“八千盒”之多，堪稱古今第一。而且有許多藏家皆自詡是“《定武蘭亭》”，其實十九皆“家摹戶刻”之物，當然也不乏精佳之作。《定武蘭亭》為什麼從南宋起會風靡天下？周先生認為始作俑者是北宋黃庭堅，並稱其為“禍首罪魁”。黃庭堅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云：“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瀋太深，失其微細筆劃耳。”黃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定武”刻本而輕唐摹本的真正用意，似有與蘇東坡“唱反調”之意，因為蘇氏一直是賞唐摹而貶“武定”者。南宋初高宗初學黃庭堅書，天下翕然學山谷書。後高宗又轉崇《蘭亭》，天下遂翕然學《蘭亭》。周先生因此說：“此即紛紛追求‘定武’、翻刻‘定武’、阿諛‘定武’、迷信‘定武’之真正由來也。”（15頁）

其實周先生此說頗有誤解。南宋以後，唐摹《蘭亭》絕大多數已收藏於內府，或是一些私人藏家手中，一般人已根本無緣鑒閱。在此情況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開始推重《定武蘭亭》。姜夔因此曾說過：“《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遂家摹戶刻，蔚然成風。此雖與黃庭堅、宋高宗等人有一些影響，但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黃庭堅、宋高宗之後，將《定武蘭亭》“學術化”的是著名詞人、書法理論家姜夔（白石道人）。姜氏推崇《定武蘭亭》的原因在其跋“定武”一刻本中云：“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周先生對姜氏之說表示了強烈的質疑：“夫習《蘭亭》者二十餘年，皆無入處！其故安在？二十餘年全無入處，一夕燈下，乃竟‘悟’了，有了‘入處’，真耶假耶？若真二十餘年全無入處而一旦有了時，豈能不有幾句痛癢語，而但以‘漫書於此’四個大字了賬乎？如謂此處寫不下，此時寫不齊，何以又終未見先生他處他時而一談此個大事？先生莫騙人好，人未必皆如是其容易騙得也。”（16頁）姜夔後來寫有《禊帖偏旁考》和《禊帖源流考》，他其實是“定武學”和“《蘭亭》學”的創始人，有篳路藍縷之功。到桑世昌《蘭亭考》之後，“《蘭亭》學”才得以正式確立。

我認為周先生在《蘭亭秋夜錄》中，對黃庭堅和姜夔兩人的評價有失偏頗，也稍有些情緒化。黃氏之所以推重“定武”本，是因為他不滿當時人臨學《蘭亭》僅拘於外形的方法。他認為學古人書法應該得其筆意，不必一筆一畫為准。另外，黃氏不喜“姿媚”一路的唐摹本，而更喜“清勁”一路的“定武本”，也與他自己獨特的書風有關。黃庭堅在兩宋書法家中最具“碑學”傾向，而《瘞鶴銘》對其之影響即是世人皆知的明證。至於姜夔跋中的“頗有所悟”，可能並非是指在筆墨技法上，而應是說在鑒定《定武蘭亭》的真贗上“頗有所悟”。他的《禊帖偏旁考》十五條（見周密《齊東野語》）；另在《蘭亭考》卷七《審定下》中亦有姜氏一跋云：“今定州贗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餘輒能辨之。”以我的淺見，皆是“頗有所悟”之注釋也。但不知周先生以為然否？

在《定武蘭亭》譜系中，有一件著名的“公案”：就是北宋著名書法家薛紹彭損壞“定武”原石，並以贗石偷換充真石。熙甯年間，薛紹彭之父為定州郡守，其深知此石為稀世之寶，遂找人精摹復製，再以贗代真。在捶拓數本之後，竟將原石有意殘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此抬高自己所拓原石本的身價。故在《定武蘭亭》譜系中，有“五字損本”與“五字未損本”之別，也還有“九字損本”。如按現在的法律，薛紹彭豈非是一名破壞文物的“罪犯”？周先生為此特別寫了《洗薛》一節，即為薛氏“翻案洗冤”。周先生引桑世昌《蘭亭考》卷十《詠贊》中一詩：《河東薛紹彭勒唐拓硬黃本，嘗贊其後》（詩長不錄）。周先生說：“此一詩贊，實為無比重要。其實重要尚不在足以辨明《定武》鑱字之誣妄，端在其說著吾國書史上最最緊要之關捩也。”（20頁）其實，周先生還漏引了《蘭亭考》卷十一《傳刻》中一段重要文字：“唐硬黃本：薛紹彭勒唐拓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鋩。又清閟堂本，後有紹彭二字。”薛氏將自藏唐硬黃本《蘭亭》摹刻上石，其精微之處，不讓“定武”。故後來元明人凡遇《蘭亭》拓本，倘辨明有薛氏鑒印，則往往視為珍本。

其實薛紹彭也是北宋著名的鑒藏家，他收藏晉唐法書甚富，其中就有“唐硬黃本”《蘭亭》。他是否有冒天下之大不違去“以贗換真”和殘損“定武”原石的必要？除非他是一個佔有欲極強的“小人”。但米黼曾有詩贊其云：“世稱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老來書興未能忘，頗得薛老同徜徉。”能夠得到米氏如此稱譽之人，應不會做此違眾犯怒之事吧？南宋著名鑒藏家王順伯（曾收藏過黃庭堅《砥柱銘卷》）亦說：“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鏨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論。”其實，在米黼與薛紹彭的年代，《定武蘭亭》尚未受到時人的重視和推崇，多鑒藏唐摹本《蘭亭》。而“定武本”為人追捧則是在南宋以後。又從傳世薛氏刻本看（即南宋游相舊藏本中之“潼川憲司本”，第一行“會”字未損），其書法風格近禇摹本，與《定武蘭亭》明顯屬兩個系統。故知“以贗換真”之說，純屬後人附會穿鑿，以訛傳訛。

《蘭亭秋夜錄》一文的最後一節《疑歐》，是關於《定武蘭亭》原石究竟出自誰之臨本？歷來傳為是以歐陽詢（率更）的臨本上石，此說以南宋人李之儀首先提出：“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後清人翁方綱又加以發揚：“要以《定武》為歐臨本，《神龍》為禇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李之儀尚是“近類”或“疑”，而到了翁方綱已變為“確不可易”。故周先生認為翁氏《蘇米齋蘭亭考》此說：“自相矛盾，出爾反爾，煞是可笑。”並列舉翁文予以駁之，實是有理有據之論。翁方綱一生服膺歐陽詢，並尊《化度寺碑》為極品。在清中期，金石學和考據學已成為學術主流，在書法上亦出現“重碑輕帖”的習尚，故翁氏以自己的審美觀念，遂為《定武蘭亭》與《化度寺碑》尋找“血緣關係”，也應該不難理解。但《定武蘭亭》最初究竟是以何人臨本勒石？今已無從考知，應似唐初高人手筆。
本書《蘭亭雜稿》專論《蘭亭帖》墨蹟本的真偽問題，主要是支持高二適的論點，並為反駁郭沫若的觀點而作。在該文的寫作過程中得到張伯駒、啟功、徐邦達、商承祚等人的支持。但在當年並未發表，直到1980年後才得以公開發表，原來的文字未作改動。在論證《蘭亭序》文本和文字內容的真偽上，周先生此文堪稱是一篇“經典之作”，只可惜未引起後人的注意和重視。該文涉及內容極廣博，我無力予以詳評。雖然其中某些論點尚值得推敲或商榷，但皆為受當年學術條件所限制的緣故，晚學後輩不應予以求全責備。在學術研究上，我一向認為，就是錯誤也有永久的價值，因為它至少可以使他人不犯同樣的錯誤。周先生一生深愛《蘭亭》，在研究和摹臨上皆用力極深，是一個值得令人尊敬的“《蘭亭》學”家。

米黼的《書史》中認為在北宋年間，傳世唐摹《蘭亭》有三本最佳，均在蘇耆（987-1035）家。第一本有蘇簡易題讚；第二本在蘇舜元房，此本題跋頗多。米氏認為是“下真跡一等”。第三是唐粉蠟紙摹本，在蘇舜欽房。米氏將三本排優劣名次為：第二本、第一本、第三本。周先生在文章裡說：“蘇家三本皆有遺影幸傳，並未斷絕：第一本後來附會題為‘馮承素本’——舊時則題為‘禇（遂良）本’。第二本的‘子孫本’是三希堂陸繼善摹本與張珩捐獻的元代摹本，曾為詒晉齋摹刻入石，極為精彩（此見《詒晉齋法帖》，皆刻古法書，以《平復帖》為首。世傳的《詒晉齋帖》乃是成親王的書跡，易混為一事）。第三本即相沿為‘穎上本’的殘石的祖帖。”（178-179頁）這到是周先生的獨家發現，而與以往之說迥異，頗值得參考。但未見有具體的論證。

隨著照相和印刷技術的日益普及，《定武蘭亭》的實用性早已消亡。但它歷代的拓刻譜系卻成為了中國法帖史上的“活化石”和“標本”，故仍有巨大的文物價值和鑒賞價值。當年《蘭亭》譜系曾是“月印千江，在處可愛”，也成為了中國書法史上少有的奇觀。而《定武蘭亭》一系又是其中最絢爛耀眼的群星，它對中國書法史和鑒藏史均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所以我們不應該忘記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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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陳忠康著《經典的復製與傳播——以〈蘭亭序〉版本為中心的考察》。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5月。
（2）祁小春著《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