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文俊：书法史研究存在“缺环”
丛文俊：书法史研究存在“缺环”日前，书法史学者丛文俊在“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上举办了题为《艺术与学术》的讲座。
丛文俊的话头从“书法史如何更好地关注艺术，是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开始展开，从“理解作品”讲到“理解作品后面的人”。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古代书法家所有的一切”，并说这正是当下书法研究中的“缺环”。
丛文俊首先指出了当下书法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在评述古代作品时，或者仅仅引用古人的原话，或者是引用后只是“略加评说”而不是深入地进行剖析，像古代书论说的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和杜度“杀纸甚安”等等，很少有人深入追究“楷则”与“杀纸”指的究竟是什么。他希望研究者关注类似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关注艺术的“风格”问题。
他指出古人论书时往往不去区分书体和具体作品，只是概括地说某某“如何如何”，比如张怀瓘评论欧阳询的书法“险绝”，究竟是针对哪种书体而言的呢？张怀瓘没有明说。那么，“险”是针对草书而言的吗？丛文俊分析说：草书环转，很难说险绝。他引导我们从欧阳询书法“楷书右角上耸”、“笔势相背”、“如武器戈戟”等具体特点进行分析，结论是：这些特点“可能”都与“险绝”的评价有关，但以“险绝”概括欧阳询书法的特点主要是依靠“以日常生活体验为参照系”进行的，如我们经常观看险要的山，尤其是那些四壁如削、兀然高耸的山石，那“高”、“危”的特点便给人一种“险”的感受，有了这种体验的人回过头来再去欣赏欧阳询的书法，便能从字形的“高”自然而然地生出“险”的审美感受来。也就是说，这种评价中包含着想象的因素。他认为古人评价书法的类似术语实际上不是概念和范畴，而是一个个富于想象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塑造则依赖于“审美联想”的机制来完成。
丛文俊剖析当下解读古代书论的特殊困难：一是随着“古代生活”的消逝，人们失去了古人那种以“意象”描述审美感受的能力，二是借用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中概念来评价中国书法又“不准确”，或者说是“远远不够”。他的论断是：评价作品要有想象力，在书法研究活动中针对作品的想象有助于进入角色。
在丛文俊的分析中，影响对古代书论正确理解的因素，包括“语言规范经验”和“古今语言悬隔”。首先，欣赏者对名家经典的感受、经验非常丰富，但是描述方式却缺少固定的“规范”，在选择“打比方”或其他方式时并没有固定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米芾就曾指出“前贤论书”时“征引迂远，比况巧奇”，批评梁武帝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八字不够清楚，但他自己也采用这种“打比方”的方式描述自己的感受经验。可以说“打比方”和“意象概括”的论书方式一直是古人论书的主要方式，所以，要对古代书论的这一特点特别关注。他分析古人打比方的方式经常依赖于“文学创作的经验”，如黄山谷说“字中有笔，如禅家之句中有眼”就是这样的例子。丛文俊认为这种“古今语言悬隔”的现象导致的体验差异，经常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写字方法不当，就会造成审美体验的缺乏和描述方面的错误，例如清初隶书和颜真卿书法的例子：因为清初隶书作者很少见到汉隶，所以他们写的隶书“都不是来自汉碑”，这种汉隶书写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的隶书写得不好，评价也不准确；还有就是历代有很多书论家把颜真卿纳入二王书法的谱系，实际上颜真卿的字却是“出自官楷”，“与王羲之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这两个例子，丛文俊断言：当下书法史的研究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检讨，不能无批判地沿用古人偏颇的评价，而是要客观地还原历史。
“还原历史”是丛文俊研究的落脚点，在这一方面，他指出了两个前提——“努力进入古人的书法生活场景”和“正确阅读与理解史料”。就前者而言，指的是“进入古代经典书家的生活场景”，具体地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与书法发生关联”和“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实地影响书法”等问题。丛文俊的话题从批判目前学术论文中的空洞做法开始并深入展开，他首先列举了一些学术论文中“佛、禅思想对书法的影响”等等贴标签的做法，然后指出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并没有找到佛学和禅学与中国书法的真正衔接点。他陈述说：其实佛学和禅学对书法的影响极少，很多人拿黄庭坚《诸上座帖》来论证山谷书法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代书家抄写佛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不能就此认定他们的书法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丛文俊主张在文化和书法之间“一定要找到真实可信的衔接点”，并援引了自己对宋代士大夫夜生活的具体考察作为例证，他指出正是这种夜生活“意味着个性的解放和对法度的改变”，只有在这种大家都可以“写个性”的风气下，才有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但他还慎重地指出下列事实：宋代的很多书论，却并不是从这里起源的。丛文俊还提到了自己通过《世说新语》了解“晋人生活”的例子和自己对郑板桥“写怪字”原因的考察，认为郑板桥“写怪字”的目的在于卖给当时的盐商。在“怎样阅读史料”的问题上，丛文俊强调要注意“话语情境”。譬如苏轼“评六家书”和“傅山的‘四宁四毋’说”，必须放到具体的“话语情境”中去理解才行，特别是傅山的“四宁四毋”说，本意并不是“要把字写丑”，而是特定的政治、伦理原因使他告诉自己的子孙：宁可把字写丑了，也要写出个性来，即是说，傅山的立场在于“人格”价值方面。
干脆说它缺心眼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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